京汉铁路与近代漯河城市的初兴

摘要：位于河南中南部的现代化都市——漯河，在近代以前只不过是淮河支流上的一个小集镇。京汉铁路通车后，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刺激了漯河运输业、农业产业化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与贸易依附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与此同时，经济贸易发展带动了漯河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持续膨胀，逐步发展成为辐射周边1万平方公里的物资集散地，并奠定了豫中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铁路与漯河发展关系的这一典型个案，揭示了铁路对于近代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和一般规律。

关键词：近代；京汉铁路；漯河；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36-06

漯河古为淮河支流沙河、澧河交汇处的一个渡口，又名螺湾渡或螺湾河，属河南郾城县管辖。据《颍川郡志》记载，明永乐年间，“螺湾渡在县东五里，乃沙河交会之处，钧、许、陈、蔡南北往来之冲，二水洄环如海螺，因得名。”①漯河沿河上溯可至北舞渡镇、襄城县，下游至豫东重镇周家口（今周口市川汇区）、界首。因得水运之便，明清之际的漯河已经成为贸易集镇。“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②明代郾城知县王季立的这首诗就是对当时漯河水陆交通畅通、商旅云集这样一种盛况的生动描绘。其后数百年间，由于河南东部及中南部的区域经济贸易大多集中在以航运条件更优越的周家口、北舞渡等地，漯河的商业发展相对缓慢。清光绪年间，周家口镇取代豫东名镇朱仙镇成为河南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金针菜、芝麻、香油、小麦、杂粮等大宗货物由此南下汉口或北上京津，年营销额可达四五百万元。③相比之下，同期的漯河镇虽然位于淮河支流沙河与澧河的交汇处，但航运条件明显不及周家口（两地走水路相距约75公里，民船一昼夜可达）。作为周家口的上游门户，漯河只能依附于周家口之利发展商贸。

京汉铁路通车后，具有量大、速快、安全、便利等优势的铁路运输迅速取代淮河水运的地位，成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内外贸易通道。因处于水运与铁路的交汇点，漯河逐步取代郾城、北舞渡等地成为豫东南新的物资集散中心，周围20余县的农产品集中在此输出，汉口南来货物由此分销豫东南。“舟车之所辐凑，商贾于此萃焉，视昔且倍蓰过之，固为一都会。”④商业繁荣带动了工商业的兴起。作为一个仅有少量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的小寨子，漯河在短期内聚集了数千商户而发展成为工商业重镇。由于一些新式工商业纷纷落户，漯河的常住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最终于1948年由镇改市。

作为典型个案，漯河的发展轨迹具有近代交通枢纽型城市兴起的鲜明特点。考察京汉铁路与漯河城市兴起的互动关系及近代漯河与周家口经济地位此消彼长的原因，对于研究近代河南商贸中心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有关铁路交通与漯河初兴及其与周家口衰落之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看到，本文当属引玉之作。

一、京汉铁路与漯河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中原地区的市镇勃兴，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开始的铁路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起始年代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⑤铁路对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可以低廉的价格，使大量商品和人员在短期内进行长距离的交流，大大拓宽了人与物的活动空间”，⑥由此促进沿线城镇的兴起并对周边产生经贸辐射，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区域经贸网络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建于漯河寨以东1千米处的郾城火车站因靠近漯河，故以漯河火车站代称。从漯河火车站北赴许昌约54公里，北赴郑州约140公里，南到驻马店约56公里，到汉口370余公里。“汉口北来之货，豫南输出之货，多集散于此，故商务颇盛。”⑦铁路运输成本虽然为传统水运的两倍，但不受季节及河道深浅的影响，运输效率显著提高，运输时间大为缩短，存货、堆栈费用也得以减少，优势非常明显。1913年，漯河火车站客货总收入占京汉路的4.4%，在各站中排名第7，客运收入占京汉路96个车站中的6.6%，为各站客运收入的第4位，可见漯河车站作为头等站的地位。⑧

“自通商以后，有京汉、陇海两路之便”“向之航河转运者，均改集火车载运矣。贾鲁河上，帆航之盛，不可复观”“周口商务，因以重受打击，萧条日甚”，⑨不少商务和商业人口陆续转入漯河，其传统大宗茶贸易“十减八九，茉莉园存者，今不过一二处”。⑩周家口的运销路线和贸易的终点市场也发生变化。京汉铁路通车前，周家口贸易辐射豫东南地区，以安徽正阳、蚌埠为目的地，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周家口仍然保持一部分以蚌埠、镇江为终点的水运贸易，但大宗货物主要通过陆路或水路囤积至漯河，改由京汉铁路往南可直达汉口，往北可抵京津地区。周家口原有的贸易资源逐步西移至漯河。

20世纪30年代，周家口工商业发展的步伐并非完全停滞，尚有启新榨油公司、祥盛魁蛋厂等企业，手工业种类仍不下60余种。B11然而，京汉铁路开通后，周家口与漯河的工商业一衰一兴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二者贸易地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铁路运输之于近代城市兴起或衰落的重要作用。

近代河南是“水系上一大中心之省份”“黄、运、淮、汉”四水中以淮河水运为最。铁路通车后虽“形势大变，南北货物之运输，多为陆路所夺”，B12但是淮河水运在沟通东西货物贸易、联系京汉铁路与广大农村等方面的作用依然较为明显。大宗货物、农副产品由漯河装船后经周家口和安徽正阳至上海、镇江等地。同时，舞阳、周家口、洛阳、开封等地与漯河都有公路相通。漯河作为豫东南地区铁路、水路、公路的交点，腹地“东西纵深180公里，约一万平方公里”，B13初步具有了区域交通枢纽中心的形态。

二、京汉铁路与漯河农业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以后，“华北农业经济环境变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作物加速发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适应这一变迁，一大批以集散棉花、花生、烟草以及商品粮为主要特征的集镇应运而生”。B14京汉铁路通车后，漯河周边的农贸市场日趋繁荣，农民开始进行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种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从漯河输出的商品主要为“六陈”（这里指粮食中可久藏的大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烟叶、牲畜、蛋粉、皮张、草帽辫、油料等，输入商品主要煤油、棉布、火柴等工业品和食盐等。

京汉铁路运输方便及外洋需求旺盛直接导致芝麻价格走高，河南的芝麻种植量和输出量由此大增。到清末，芝麻已居汉口港输出贸易的第二位，输出量由光绪三十二年（1905）京汉铁路通车前的50万担（约2500万公斤）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1641743担（约8208.7万公斤）；B151931年汉口芝麻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60%。其中90%的芝麻来自河南，而漯河又是河南芝麻最重要的生产地和转运市场。漯河车站货物储存量的80%是芝麻，B16足见漯河芝麻种植量的剧增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如果没有京汉铁路的修筑，河南绝不会如此大规模地种植芝麻。B17

伴随着以芝麻、小麦为主的“六陈”商品化的提高及大量流通，漯河逐步发展成为省内较大的粮油集散市场和城乡物资交流的中转市场。据《河南省经济调查报告》记载：“民国以来，漯河之商业日渐发达，市场之活跃与否，全视粮食是否畅销为转移，故粮食业为漯河之命脉。”1906年，漯河寨内的粮行只有21户，到1930年就增至170余户，另有转运公司42家。“祥顺”“中和”“福太”“恒丰”“茂昌”“丰茂”“永隆”“兴昌”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粮行。在中国近代，代客买货者谓之“行”，代客卖货者谓之“坊”。粮食收购者购买粮食后，转卖于“坊”，再由“坊”卖给粮食客商，然后交转运公司输往其他各地。B18正常年景，漯河小麦日均上市量40多万公斤，年输出量1.5亿公斤，芝麻日均上市量15万多公斤，年输出量近6000万公斤。B19数量十分惊人。

清朝末年，河南中部只有襄城、叶县两地种植烟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烟草公司的势力逐步深入到河南、山东农村，并于1915年在许昌开办烟草公司。为提高烟叶产量、改良烟叶品质，该公司不仅有计划地给当地农民改用英美种籽，而且还专门组织传授肥料改良和熏烟等方面的技术培训。不到5年时间，漯河附近十几个县尤其是京汉路沿线的郾城、临颍等地，“除了佃农、雇农以外，几乎每家必种烟叶”。B20漯河各区约有24%—40%的耕地都种植烟叶。1930年代初，仅襄城、许昌、禹州、郏县四地的产烟量即多达1600万公斤。B21

由于水陆交通比较方便，物资集散容易，以周边畜牧业为支撑，自然形成了以牛皮、骡、马、驴皮为主的畜产品集散地。久之，漯河便发展成为与广西金城江、安徽界首、内蒙古包头等齐名的全国四大牲畜市场之一。

牲畜市场交易旺季一般在春耕前、麦收后和麦播后等农闲季节。上市牲畜70%来自南阳、信阳、驻马店及临近各县。此外还有安徽阜阳、太和蒙城的牛和骡子，湖北枣阳、应山、随县、孝感的牛以及来自广西、云贵的马匹，全年可上市牲畜80万头，成交量达28万头。其中，牛的交易量占牲畜交易总量的70%。漯河的牲畜贸易大多通过寨外牛行街的“公义和”“徳太成”“赵天顺”等牛行完成。据统计，1935年漯河的牛行多达140家，从事交易的人多达1400余人。为调解纠纷，保护同行利益，1921年还专门成立行业组织“马王会”，历任会长由牛行掌柜共同推选。B22

20世纪以前，由于受交通运输条件限制，河南的经济作物多在乡村附近以集镇市场圈为中心流通，属于小生产者间的互通有无。铁路的兴建使近代华北、华中等地的区域经济和贸易体系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型向外向型发展。漯河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仅影响到农作物和牲畜品种的选择，而且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与区域化发展。通过铁路与国际市场的联接，漯河的传统手工业不但没有遭到摧毁，反而在农村经济专业化与新技术引入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三、京汉铁路与漯河工商业的发展

为适应商货的长距离、大批量运销需求，京汉铁路开通后，漯河开始出现了以囤积货物和食宿商客为主要经营内容的行栈和转运业。

铁路开通前，漯河只有少数手工业作坊和小型商店。京汉铁路通车后，交易频繁，商户日增。初有汉口、周家口等地迁来的多家行栈，继而宁波、两湖、怀庆、济宁诸商帮以及北舞渡的客商云集于此，建立会馆，代客户包运货物，承揽车船，。此外，外籍商人的商业活动也很频繁。“漯河两镇商务，以民国九至十八年为最盛时期。每岁陆陈市开，商贾如云。各大粮行，各大转运公司，均仓廪充实，堆积如山。”B23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漯河有42家转运公司以及油行、杂货行等38个行业。其中，粮行就有170余户、牲畜行百余户、油行及烟叶行各50余户。个体商户2500余户，日用工业品店铺980户。其中，药房55户、金店13户。商人阶层兴起后，商人组织也相应地建立起来。1912年，漯河镇商会在寨内成立，内设商团，入会商号98家；1915年以“豫庆”“广兴”等18家转运公司为支柱的漯河车站商会成立。B24商会建立是漯河商业繁荣的突出表现，也反映了漯河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按照商业结构发展的逻辑，“机制棉纱、机具等生产资料出现于市镇交易中，当是集镇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又一次新迹象”。B25处于交通运输枢纽地位并以转口贸易为主要功能的漯河，由于运输业和以行栈业为代表的商业发展，工业发展具备了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条件，蛋粉工业、面粉工业、电力工业得以兴起。

如前所述，清末漯河地区烟叶种植面积大量增加。每年秋季收获烟叶后，烟商向农民收购烟叶后，通过火车集中转运至汉口或上海销售，并不就地加工。在出售烟叶外，农民将部分保留下来的烟叶制成烟丝、烟卷出售，郾城县渐渐出现了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1929年，冀宜亭等集资首建四友烟厂，从上海购进1台卷烟机，生产“羚羊”牌香烟，销往周围各县；1936年闫秀海等人创办大昌烟厂，有1台“七支带”卷烟机，生产“快活”牌和“摩天”牌香烟。后来“公试”“光华”“裕民”等卷烟厂陆续开业，繁盛时小型卷烟厂多达32家。B26

畜产品市场的繁荣与牲畜市场的兴盛紧密相关。作为京汉铁路上最重要的畜产品集散地之一，漯河的畜产品市场驰名全省。有“金记”“茂记”“庆昌祥”等七家私营皮行从事购销业务。他们收购各种原皮，经加工打包后出售，并直接向汉口、上海等口岸外调输出皮革产品；另有九家皮革商店，生意亦相当兴隆。B27

蛋厂从蛋行、蛋庄收购鸡蛋，将蛋白蛋黄分别制成粉，装桶封固，由铁路运至汉口转输国外。“凡蛋厂设立地多在铁路繁盛之站”B28，京汉铁路沿线“主要工厂，以漯河为最”。B291912年，有一浙江商人在漯河创办元丰蛋厂；接着，新乡同和裕蛋厂经理王晏卿在漯河先后创办“元隆”、“祥盛魁”两个蛋厂，蛋制品年生产能力约在1200吨左右。1917至1921年，先后又有“同裕”、“徳和”、“永孚”等三家新式蛋厂开业。以上几家蛋厂从业人员共有700多人，日碎蛋量10—20万枚，年生产能力可达300万公斤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B30

1933年，由绅商杨靖宇、许道远、黄自芳等人合股投资9.6万元创建大新面粉公司，从此开启了漯河的面粉加工业。坐落在大新街北端的大新面粉公司全部使用机器生产，有“米亚克”磨粉机和复式钢磨5台，平筛3台，洗麦机、打麦机、清粉机、小型气轮机、拉丝机及110匹马力发电机各1台。公司职工最多达120人，日产500—1200袋（每袋20公斤），是豫东南地区最重要的面粉加工企业。到1939年，漯河共有3家面粉厂，日产面粉3.3万公斤。B31

1935年，西平冯定和集资3万元在竹木街创办华光电气公司，初购置1台24千瓦煤气内燃机，次年又置1台52千瓦煤气内燃机，揭开了漯河电力工业的历史扉页。继而，机械工业亦开始萌生，“信昌”“振兴”“豫兴”等机器厂和翻砂厂先后建立，主要生产弹花机、轧花机、石印机等机器设备。B32

这一时期，时局动荡导致铁路的中断也对漯河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中原大战和抗日战争的相继爆发，导致京汉铁路时有中断，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商业公司因此被迫停业，商民被迫搬迁，各行各业深受其害。每次战争结束后，市场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慢慢复苏。如抗战胜利后，因战乱撤走的商号又陆续向漯河云集，新建的复兴商场和东安市场又逐渐聚集了百余家商铺。

四、京汉铁路与漯河近代城市化进程

近代城市的发展，首先要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京汉铁路通车后，作为区域经贸中心之一的漯河可谓商贾云集，都市人口剧增。民国初年，镇内人口即达万余人。B33到1933年，包括漯河镇在内的郾城县常住人口多达41.7万人。B34据《中州新闻》的统计，1947年，漯河县城内有11473户，54829人。B35

漯河新增加的城市人口部分是来自汉口、周家口、怀庆等地的商人，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当地的村民。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市政方面也可以安置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伴随着铁路通车和公路、水运运输的需要，搬运装卸业发展迅速，搬运工或在车站、码头装卸，或在行栈旁听命搬运。1947年漯河的搬运工人已达1000余人，这些工人几乎都来自农村。B36人口的增加改变了漯河的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的变化则是由京汉铁路运输条件所决定的。

外来人口的不断扩充与漯河商贸的日益繁荣，使漯河市区不断向外扩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空间布局和城市中心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铁路未通之前，漯河传统商贸活动均在漯河寨（亦称源汇寨）内进行。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之后，“遂为附近物资集中地，交易频繁，商店日增，遂成繁华街市，外绕城壁，广袤略同县城。”B37距漯河寨东1公里之遥的漯河车站很快成为商贾、工人的聚集之地，火车站所在地不久就被划为“五权镇”。此时漯河寨内的商业以东西向之顺河街和南北向之小西街最为繁荣，两街以“六陈”、土布、棉花、烟叶、牲畜行点为主；寨外车站附近以煤炭、石油、百货、布匹杂货行点、银号、旅馆、饮食业和转运公司为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农贸市场的扩大，寨内空间已不能满足大宗货物的交易需求，一些贸易行开始向运输方便的漯河、沣河岸边聚集，从而形成寨内外的贸易往来及空间上的交流，同时也吸引寨内市场向外转移。1925年，一家叫“公义和”的牛行率先自寨内搬至南门外，接着又有20余家牛行也陆续迁过去。不久，牲畜市场也从寨内移至寨外。到第二年，南门外已经汇集了100多家牛行，形成了专门用来牲畜交易的牛行街。1932年，粮行也逐渐由寨内转到火车站附近。同一时期，火车站附近还兴办了淮漯汽车公司、蛋粉工厂、现代银行等新式工商企业，商人也纷纷在那里投资置地，兴建房产。这样，在火车站东西两侧很快形成了马路街、老街、煤市街、万祥街、天桥街等30余条街道。B38

20世纪40年代，漯河、五权两镇基本连成一体，整个城市以京汉铁路为中轴呈团块状形态，而郾城县城仍保持旧县城规模，商廛只集中于东西街，“繁盛不及漯河镇”B39。在京汉铁路运输能力及贸易转运的吸引下，工商业经营地域、商业中心和人口分布逐渐向车站一带转移，漯河、五权两镇渐成一体，漯河镇空间形成以车站为中心的扩张态势。由于京汉铁路与沣河、漯河的水陆联运便于货物集散，郾城的一些商业店铺也逐渐向漯河镇转移或迁至沿河流域，致使郾城县商贸重心越出城墙向东移动，在与漯河镇持续的接壤与整体融合中，两地空间上渐为一体的态势十分明显。

随着漯河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地位的上升，过去狭窄混乱的城市形象大大改观，城市面貌与城市生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邮政总局、电话公司、红十字会、西式医院等新式机构纷纷在漯河设立。自电力工业产生后，用电灯照明的繁华街市也开始出现。福音堂、安息会、天主堂等西方教会活动逐步开展，信教群体不断扩大。这些都反映了市民“华洋并存”的生活方式。高级餐馆及“第一舞台”剧院等餐饮娱乐业的发展市民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西方重商观念的冲击下，漯河传统经济社会中的重农思想也日渐淡化。虽然一些保守绅士对这一新的社会风气多不以为然，认为“铁路既通，则侈心渐生，游子轻去其乡，闭户弦诵之声虑日微矣”。B40然而，从实质上看无疑展现了近代漯河商业文化形成一个侧面。京汉铁路的开通不仅为漯河带来了现代化的交通设施、社会组织和思想观念，而且为漯河的近现代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五、结语

在引入中国的现代经济设施中，铁路的影响最为深远。正是京汉铁路的通车，使得漯河转运业、农贸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其技术、劳动力、资金资源的出现有力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京汉铁路和淮河水运构成的交通网，使漯河周边农村得以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农贸产品的现代化，进而保护了农村原有手工业，使之一度免受洋货的冲击。京汉铁路的通车使漯河的商贸中心由寨内转向寨外，最终形成以铁路为轴心、东西分区的经济格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集聚增加、新的城市面貌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加速了漯河的城市化进程。

铁路未开通之前，中原地区的经济“属于区域内的封闭性的、内贸性的市场，商品流通主要是区域内的互通有无”“缺乏高层次跨区域的中心市场，也缺乏具有集散转运能力的中间市场”。B41近代铁路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商品化生产、商品流通、人口流动和经济布局的重新组合。在近代，铁路沿线的漯河、驻马店、许昌、道口等一批新兴市镇迅速崛起。其中，漯河最具代表性。这些新兴城镇共同构成了水陆枢纽式新型市镇的兴起模式。分析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处于铁路、水路、公路交通的交汇点，以铁路运输为主、多种交通方式有机配合，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市场，对周边农村具有巨大辐射和吸引作用，构筑了城乡互动的经济关系，确立了趋向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二是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功能的强化，或对周边衰落城市经济资源的吸收，在人口、城市规模或经济总量上超越了上层行政机构，突破了原有的城市等级，由镇上升为市县。三是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铁路在城市空间的延展中都起到了坐标性作用，商人、工人阶层及其组织的形成使城市的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

透过铁路交通对近代漯河城市初兴的推动作用，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到更为丰厚的历史感悟，认清近代历史演进的复杂性、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而且能够体会到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及历史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以及传统，从来都不会外在于我们现代的生存方式和基本的生活样态。B42在近代河南，虽然以漯河为代表的新兴城市得以迅速崛起，但其发展历程也值得我们反思。一是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过于复杂，绝非增加运输效率、减少运输费用即可解决。铁路虽然能够带动新兴工商业及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一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往往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B43如果工商业经济基础过于薄弱，或者说现代经济发展要素不完备，就很难形成完备的工商业体系，这也是漯河等新兴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的根本原因。二是多个新兴城市相聚太近，必然会造成吸引力较高的中心市场的缺失。漯河与许昌、驻马店等城市类型相似而距离太近，势必会造成转运货物的分流与经济功能的分解，限制了城市向更高层级发展。铁路交通至今仍然是漯河等城市发展的最强劲动力，而上述制约因素在当今河南城市发展中仍然清晰可见。

注释

①陈链：《颍川郡志》卷十二，永乐十一年（1413年）刊本。

②⑧B13B19B22B23B24B26B31B32B35B36B38漯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漯河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502、1、559—622、15、1008、560、10、16、383、112、523—525、62页。

③⑨B12B37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鲁豫晋三省志》第3册，中央地学社，1925年，河南省部分第33、32—33、143、46页。

④B40民国《郾城县记》卷四《疆域篇》（下）。

⑤B14B25B39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6、146、146、197页。

⑥江沛、熊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⑦⑩B12B29吴世勋：《分省地志：河南》，中华书局，1927年，第210、165—170、202、36页。

B11《周家口特种工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第7卷第6期（1925年6月），第182页。

B15B17B43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92、92—93、142页。

B16《漯河调查报告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业务调查及一般业务往来函稿》，武汉市档案馆藏，1931年，卷宗号：68-3-383。

B18陈秀超等：《许昌地区粮食志（征求意见稿）》，漯河市档案馆藏，1984年，第20页。

B20明洁：《英美烟公司和豫中农民》，《中国农村》第2卷第7期（1936年8月），第1—2页。

B21南秉方：《河南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农林新报》第12年第6期（1935年2月21日）。

B27B30漯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编志室：《漯河市经贸志》（征求意见稿），漯河市档案馆藏，1987年，第18、44页。

B28刘景向：《河南新志（民国十八年）》（上册），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第193页。

B33[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8卷·河南省），东亚同文会，1918年，第56页。

B34崔宗埙：《河南省经济调查报告》，财政部直接税署研究室，1945年，第6页。

B4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第310页。

B42江沛、李丽娜：《铁路与山西城镇的变动：1907—1937年》，《民国档案》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