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拒绝”

拒绝是一道人生的试题,人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这样的答卷。试想,那些走向刑场和蹲牢房的贪官,如果能把手心朝上的贪婪,改变成为一个拒绝的拳头,人生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人虽然不是贪官,但要真正做到有所拒绝,也非一件易事。多年的生活实践告诉我,学会拒绝,是一门必修的人生大课。

记得,本世纪初在南方的一个文学笔会上,一位名气很响的文化人,走到我下榻的住室,说是当地要举行他的作品讨论会,请我为他的会议或对他的作品题上几个字。我内心顿生反感:开作品讨论会,倾听四面八方的声音,以利今后的为人为文是好事,为啥还要别人题词装潢门面?由于不解其用心,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我的字写得不好,请另找别人吧!”便把他回绝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场面。双方历经片刻的尴尬之后,似乎过了很久,我才恢复了呼吸的均匀和畅快。这不是出于我的怪诞,而是出于对笔者自身和他的尊严的维护。试想:如果一个作者的讨论会现场,挂满了文化人的祝词,这不是成了商店开业时的花篮了吗?别人会怎么看待这个会议?即或是他真的有些才气,恐怕也被自己之举封杀殆尽而贻笑大方了。此事不知怎么传进了同时来南方开笔会的厦门诗人舒婷和陕西的小说家高建群的耳朵,她和他在餐桌上埋怨我说:“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要是知道你这么做,我们也会照方抓药了。”我说:“由于文化和商业联姻,文苑里煎、炒、烹、炸的事,已然使文坛够光怪陆离的了,不能再给文坛添‘彩’了。”

上述事例,属于正当的拒绝。但我也有拒绝失度之举。有一年,新加坡的文学机构邀请几位作家去新加坡做客,当时我应了下来,但事后听说新加坡许多地方不许吸烟,而我又是有着半个世纪吸烟史的“瘾君子”,历经艰苦的劳改年代,都没能使我“改邪归正”,我不想在已然白头的年纪,改变自己的积习。基于这种行为本能,最后还是回绝了出访新加坡的邀请。为此,刘心武曾写了一篇《烟后吐真言》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的报刊上,对我这个“性情中人”,进行了褒贬兼而有之的调侃。

有一天,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士,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请我做她婚礼的主持人。真是时代变了,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孩,竟如此做事。我拿着电话听筒愣了许久,不知如何应对。婚姻对任何人都是一生中的大事,我虽然和她素昧平生,又不知她和她要嫁的先生为何许人,但要拒绝邀请,是有悖情义的一件事。就在此时,我忽然记起她举行婚典的八月中秋,正好是我与家乡人在京团聚议事的日子,因而便在电话中告知这位女士,并道歉不能去当她的婚嫁主持。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算完了,但是到了八月十五那天,我与乡亲正在一家饭店庆祝中秋频频举杯之际,有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耳语说,有一个身着婚礼服的女士来找我。我的头蒙了:一定是她!

我出生农村,是个乡土观念十分浓厚的人,家乡的事有求必应。何况在这次家乡人的中秋聚会上,我不仅要倾听家乡的经济发展规划,还有让我在会上讲话的安排。因而我步出大堂,当着众人的面对她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十分愿意去为你的婚庆祝兴。你亲眼看见了,我今天和同乡聚会并非推辞,马上要轮到我讲话哩。”她很顽强,执意不走,并说汽车停在外边,满座的宾朋就等我到场了。面对如此令人尴尬的场面,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拿起笔来为她的婚礼题写了几句真诚的祝词,才算了结了这桩令我为之汗颜的“蒙太奇”事件。

我的认知是:人生一世,总得有做人的方圆,不能像是水中浮萍那般,在时间的长河中任意东西南北。为此,可能要遭遇许多难言的尴尬,但这么做虽然痛苦,却不会失去做人应恪守的行为罗盘。有一年,一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文官,说是要来我家聊聊作协的工作。当我得到这一消息时,他坐的轿车已然到了我家门前。我妻子不认识此位文坛官员,听有人按响我家门铃,便打开铁门迎接客人。这位文官正迈步进我的屋子,我“哐”的一声把半开了的铁门关上,并说这是我家,我不欢迎他来我家做客;要谈工作可以去办公室,那儿是谈公事的地方。

此事,一度曾被传得沸沸扬扬。住家与我不算远的吴祖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特意为此打来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电话。开始他询问我,朝阳区是否有一条拒马河?我告诉他,拒马河不在北京而在河北。他一口咬定,这河就流淌在我们朝阳区。当我陷入一片迷茫之际,他才亮出了谜底:“你不是把一位姓‘马’的‘大人’,给拒之门外了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是我关门拒客的事情。

今写此文,既是对镜自描之篇,又是回眸人生的忆旧之作。笔者认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生活中似不应该是个团团转的陀螺,而应是个凹凸分明的方者。“圆者自转,方者自安”的古训,似应成为正常人恪守的坐标。

(李冀生摘自《北京晚报》2009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