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张元济

传播西学的文化态度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孓民，张元济（1867―1959）字筱济、号菊生。他们是浙江同乡，蔡是绍兴人，张是嘉兴人；一个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乡试举人，一个是光绪十八年（1892）的殿试进士；两人同朝为官，蔡任翰林院编修，张是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虽均是儒学深厚的封建翰林，但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们均有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文化态度和进步思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廷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开明人士便主张引西学、办新学，启发民智，挽救民族于危亡。张元济于1896年创办通艺学堂并开始学英语，了解西方的现代学校、铁路、法律等“实用”知识。1894年秋天，蔡元培乞假回乡一年，潜心研读涉及新知的著作、译作，包括《日本史略》《读西学书法》《游俄汇编》等。蔡元培在1898年8月筹设东文书社，学习日文，通过学习西学书籍的日文译本来了解西学著作。据蔡元培“日记”载，在1894年至1899年的6年里，他所读西学图书达100多种。

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10月，他来到“新学枢纽之所”上海，次年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督办盛宣怀之聘，任译书院主事（院长），1901年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蔡元培也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应邀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此年10月，两人创办《外交报》，介绍各国对华政策和国际事务，批评清政府的外交腐败。

因厌恶南洋公学的官场习气，张元济于1902年春辞职，应夏瑞芳邀请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之后，积极传播新文化，组织出版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

1902年秋天，蔡元培因支持退学风潮而愤然离开南洋公学，此后转而瞩目西方，先后6次出国留学考察，留居德、法等近12年，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并撰写《伦理学原理》《哲学大纲》《妖怪学讲义总论》等著作，邀请著名学者杜威、罗素、泰戈尔到中国讲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罗家伦在《伟大与崇高――敬献于吾师蔡先生之灵》中誉之：“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教育救国与出版救国

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的实践者。1902年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蔡元培的现代教育理念，形成于其留德期间，揭示于教育总长席间，实施于北大校长任上。

1907年，蔡元培留德4年，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为其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蔡元培“为之喜而不寐”,1911年11月回国抵达上海；1912年1月4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短暂的半年里，蔡元培废除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法令，提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等“五育”方针；组织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确立“任子癸丑学制”。这个新学制，反对封建思想禁锢，废止尊孔读经；打破封建礼教束缚，实行男女同校。1912年7月4日，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也暂时难以施展。

1913年9月，蔡元培开始为期3年的留学法国生涯。旅法期间，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关注国内政治问题，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因此，当旧友、教育总长范源清电邀他担任北大校长时，就毅然回国。

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着眼“百年树人”的大计，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历史性改革，实行“教授治校”，改革学生读书做官的理念，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束缚，推动北大由封建衙门式学堂到资产阶级民主大学的转变，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同仁写的七绝，抒发的正是他出版救国的理想。

清政府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缺乏与新式教育相适应的新教材。张元济就与蔡元培一起组织编写第一套“最新教科书”，包括修身、国文、算术等科并配以各种教授法，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1911年，商务出齐各年级、各学科的课本共375种，凡801册，发行总量达到1亿册。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六成左右，对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对于商务印书馆对教育的影响，蔡元培高度评价：“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倾力支持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蔡元培赴德国、法国留学时，张元济破例以特约编译、预支稿酬等方式，解决蔡元培留学费用和照顾他在上海子女的开支。在合作出版《北京大学月刊》时的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六、商务四分成。后来的商务老总陈原认为张元济“精于经营，却如此‘迁就’北大，可见张老对‘开发民智’事业所持的积极支持态度” 。

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辞源》《国音字典》等辞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曾在商务工作8个年头的叶圣陶评价商务时说：“从出版书籍和杂志来说，古今中外，文史政哲，理工农医，音体艺美，无所不包……服务对象如此广泛，出版物种类如此繁多，在当时以商务为最。”

“北大之父”和“商务

之魂”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一北一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和最大的书局。北大和商务的鼎盛，与蔡元培和张元济这两位掌门人的思想开放、胸怀开阔密切相关。他们不拘一格择人才、用人才，使北大和商务成为 “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同时也赢得了“北大之父”和“商务之魂”的称号。

梁漱溟在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高度评价蔡元培“聚拢”才俊、名家的功绩，认为“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蔡元培独特的“聚拢”艺术，核心的就是兼容并包、爱惜人才。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对各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教员只要学有专长，不问党派、信仰，也不求全责备。上任不久，蔡元培就“三顾茅庐”，登门邀请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加盟北大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起初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辞，但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后来陈独秀也把《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出版。蔡元培还引进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胡适到北大当教师。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他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当编辑度过一生。

蔡元培兼容并蓄，广纳各方人士，使北大英才云集，“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校园里既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健将，又容纳了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百家争鸣，群贤毕至，给北大带来了朝气，进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汇集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重镇。

美国学者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商务印书馆的鼎盛，同样缘于“商务之魂”张元济开明开放的胸怀。

张元济“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竭力主张“预备替人，培植新进”。张元济聘请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等有识之士，还竭力提携年轻人。1914年时，张元济看到胡愈之的文章，对这位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颇为赞赏，招收为编译所练习生，一年后提任《东方杂志》编辑助理，后又资助其到巴黎大学学习，任命其为《东方杂志》主编。1916年，在英文部做练习生的沈雁冰给张元济写信，就新出版的《辞源》提了二百多字的意见，张看到后认为是人才，就安排他到国文部做编辑，后又破格提任《小说月报》主编。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是“全国文化第一机关”，聚合了一大批才俊，如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竺可桢、顾颉刚等，其中有很多人后来均成为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张元济主持商务半个世纪，推动商务实现了由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远东最大的出版商。1956年，茅盾在张元济90岁生日的祝辞中高度评价他：“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化，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蔡元培与张元济相识相知相交半个世纪，“无疑是一时瑜亮，并世双峰”。《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收录的189件信函，见证了他们在共同事业追求中结下的至深情谊。在上海青浦区“仰社会名人、寻文化之根”人文纪念公园“福寿园”里，有一尊青铜组合雕像，蔡元培神情沉着、款款而道，张元济带着理解和尊重在聆听、在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