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台与奉天同善堂

时间:2022-09-24 11:25:50

[摘 要]奉天同善堂是近代我国东北最重要的慈善机构之一。1917年,王有台担任同善堂堂长。到1927年的十年间,他改革弊制、发展堂产,扩充善业,使同善堂的慈善事业得到巨大发展。1927年王有台卸任后,同善堂开始逐渐衰落。1930年,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

[关键词]王有台;奉天同善堂;慈善

奉天同善堂是近代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慈善机构。从1881年左宝贵在奉天(今沈阳)设立牛痘局开始,到1930年辽宁省政府将奉天同善堂改为辽宁省救济院止,奉天同善堂的慈善事业延续了有五十年。在奉天同善堂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个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1881年创始同善堂慈善事业的左宝贵,另一个就是民国前期任同善堂堂长长达十年的王有台。目前学界关于奉天同善堂的研究中,对左宝贵在同善堂的历史地位已作了充分肯定,而对奠定同善堂后期发展的王有台却着墨不多。本文即从奉天同善堂的相关文献入手,对王有台与奉天同善堂的关系作深入剖析,冀以能对奉天同善堂的历史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王有台及其接手前的奉天同善堂

(一)王有台其人

王有台字熙春,辽宁省海城县人。《辽宁医学人物志》这样来介绍他:“初业儒,多有善心,后习医。”[1]王有台深谙中医,且医术高明,在清末民初辽宁医学界有一定的地位。1916年11月,王有台来到奉天同善堂任副堂长。次年,堂长张华林因被撤去职务,由王有台接任。从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间,王有台一直担任奉天同善堂的堂长一职。奉天同善堂在王有台的领导下,由一个地方小型慈善机构迅速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慈善事业。1927年7月,王有台被调任北京军政府的农工部任职,卸去奉天同善堂堂长职。

(二)王有台接手前的奉天同善堂

1881年,盛京总兵左宝贵看到奉天境内游民遍地、天花横行,萌发了要医病救民的想法。当年他在盛京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防治天花的牛痘局,是为奉天同善堂的起源。后来,左宝贵又主持建了育婴所、养老所等慈善机构。1896年,当时的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生前创办的各慈善事业汇总,咨部立案,并取“万善同归”之意,定名为“同善堂”,划归奉天督军公署管辖。[2]此时的同善堂慈善事业已经包括了牛痘局、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施粥厂及育婴堂等六个部分,初具规模。

虽然奉天同善堂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所领导的,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清末民初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使同善堂不但不能得到应有的拨款资助,还必须尽力救济汇集奉天的各地游民。甚至到1917年时,奉天同善堂的慈善事业不但未得扩增,反而只剩下了五部:栖流所、施医院、济良所、女学校和牛痘局。不仅如此,同善堂还面临着长年入不敷出的困境。自1914年11月至1916年11月止,共亏大洋两千七百五十六元四角二分五厘。[3]以1916年为例,当年岁入仅有小洋三万两千元,支出三万五千元,亏空达小洋三千余元。[4]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为后盾,否则自顾不暇,救济贫民也无从谈起。

在1917年之前,奉天同善堂的隶属关系不断变换。清朝末年,同善堂由奉天督军公署管辖。进入民国后,先后由奉天省长公署、奉天省城警务局、财政厅和警察厅等轮流或共同管辖,期中1911―1914年下放民间自主管理。同时,同善堂的堂长也如走马换灯一般。从1914年到1917年,就更换了三个堂长。慈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活动,频繁的更换堂长势必会导致慈善行为的不连贯,影响同善堂事业的正常开展。

同善堂实行的是堂长负责制,虽然进入民国后还增设了一个副堂长,但基本上是堂长大权独揽。同善堂堂内事务可以由堂长一人决定,不用向主管部门呈请通报,享有很大的自。同善堂早期堂长基本上都没有太大作为,反而很多因贪污公产而被撤裁。以王有台的前任堂长张华林为例,令其义子王智丞充当庶务帮办,将同善堂在商铺毓泰和的收入一成五作为回扣,尽入私囊。张华林纵容收支员关桂年私动公款两千余元,还将年内各种租息收入扣除一部留为己用。[5]当时任副堂长不满一年的王有台,揭露了堂长的行为,使上级监管部门介入,赶走了这个大蛀虫。

二、王有台治下的奉天同善堂

王有台出任奉天同善堂堂长与当时的奉天警察厅厅长王永江有着重要关系。1916年王永江任警察厅长,这时的同善堂隶属于警察厅。王永江学识很深,涉猎医学、经济等学科,还曾经开过药铺。他对同善堂的经营非常关切,在《同善记》里这样写道,“(同善堂)岁出入经费仅三四万元,只以弊丛生,债台遂积。非毅然改组将立见颓废。乃遍访同人,得海城王有台者,委为堂长。”[6]王有台能当上堂长,不但与他深谙救死扶伤之善旨出身中医有关,更是得益于他在同善堂任副堂长时秉公办事、嫉恶如仇的作风。王有台担任堂长之后,一方面与上级主管部分加强合作,对同善堂进行了多次改组,另一方面着力发展同善堂的慈善事业,不但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也在规模上达到高峰。

(一)在行政上精兵简政

王有台上台前,奉天省公署决定不再设立副堂长一职,改设监理一名,由省议会选举派任,但此议一直没有实行。王有台上台后,与省议会积极合作,在同善堂内设立监理,主要对堂长及堂内事务进行监察。王有台曾担任副堂长一职,对堂长的权力有着深刻的认识。设立监理一项,不但是省署的前瞻决定,也显示了王有台办好同善堂的决心。

此前的同善堂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不当,王有台对堂内的组织作了调整。他改变原有的行政体制,将同善堂的行政部门分为三个科别,分别是庶务股、文牍股和会计股。三个科室互不统属,都直接对堂长负责,责权分明,大大提高了同善堂内的行政效率。与此同时,王有台厉行改革,裁汰冗员,最大程度地减轻了堂内开支。

(二)积极发展慈善产业

如前文所述,同善堂的慈善事业从1896年组建定名后二十年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甚至连年亏损,依靠政府接济度日。王有台接手时,同善堂只有五个小部门,并且堂内设施极不完善,破败不堪。针对此情,王有台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本堂经济,才能有足够资本来办理慈善,经济乃是慈善之本。

依托隶属政府部门的有利条件,王有台首先开发同善堂名下的各处地产。当时的奉天地区有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以关内农民为主。王有台看到了商机,他主持购置了大量闲置土地,将这些郊区的租给农民耕种,在1920年前后,奉天同善堂租出土地七段,1921年这些土地地租收入达小洋12360.833元。[7]同善堂将一些沿街的地段建房,然后出租成为商铺,每年收取房租,这些商铺房主要分布在小西门、大西关和大南门等地区。同善堂的最大财源来自名下建立的妓馆。1920年,同善堂先后在奉天城九门外开发了两座妓馆,1921年投入使用的当年收入就达小洋7533.975元,占当年总收入的13.7%。1921年又建了宜春里妓馆,到1922年时,妓馆收入达到18022.776元,占总收入的24%之多。[8]王有台甚至与本地富人合资开发地产。1921年8月份,奉天人李芝仙找到王有台,商定由他与同善堂共同出资,在埠界保灵寺门前购置土地有八亩二分二厘二毫,建设妓馆三百六十间,取名为宜春里妓馆。[9]除此之外,同善堂还有大量民宅出租,收取租金,也有可观的收入。除了开发地产,同善堂还对外放贷,投资股票。比如有个叫邴克敬的人,就从同善堂贷了800多元的款,1925年同善堂的股票收入达到了小洋23425.508的数目。[10]

(三)大力扩展慈善事业

1917年王有台接手同善堂之前,同善堂只有五个慈善部门,并且困于财政,慈善事业方面没有多大作为。1917年后,同善堂先后成立了粥粮筹备处(1919年)、灾民收容所(1920年)、病丐疗养所(1921年)、医学校(1922年)、医报社(1922年),受托接管了收容所(1920年)、珠林寺(1921年)、教养学校(1922年)和红十字会(1925年),截止到1925年,同善堂经营的慈善事业达到十五部之多,已经发展成为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慈善机构。除了这些常设机构外,还有一些临时救济机构,如难民招待所、吗啡疗养所等。1925年11月底,因郭松龄反奉引起内战,产生了大量战争难民。同善堂于1925年12月建立了难民招待所,救济难民到1926年的3月份。期间每天都有大量难民前来投奔,在所人数最多时达到近1300人。

这个时期同善堂受托接管的一些机构通常是委托在堂长的名下,比如说珠林寺、教养工厂等。王有台对省城这些经营困难、濒临关闭的慈善机构一律伸出援手,将之吸纳。珠林寺建立于康熙年间,原称“寄骨寺”,在奉天城小东边门外有四十八亩的公共墓地。在传统社会,珠林寺不但收留一些寄存棺木,还行善收敛那些倒毙道旁的穷人。1919年,因为珠林寺内部管理权的争执,奉天省议会希望同善堂能够接管。于是,就由王有台出面将珠林寺代管下来。珠林寺有自己独立的收支预算,但人事行政等由同善堂堂长管理,也可以说是同善堂的附属机构。

王有台不但在省城大力发扬慈善,他还在省内多个城市建立了奉天同善堂分堂。最早的是1926年建立的洮南分堂。王有台在呈送省长公署的公文中说,“案查本堂成立迄四十余年,只在省城一隅,事业虽渐发达,究嫌未能普遍。查洮南一带地面辽阔,近年因交通便利,一切事业均已繁兴。若在该处设立同善分堂,自能发煌无量。前曾派员与洮辽张镇守使及地方绅商接洽,已荷来函赞许,是以堂长拟即着手筹备分堂,进行事宜所需经费,旧地措筹,本堂分润不相混合,以清界限。又参酌地方情形,分设科目拟恳钧署饬令洮南县长协助办理,以速观成是否之处理。”[11]受此影响,奉天地区很多县城都成立了奉天同善堂分堂。1927年2月,辽阳地区也建立了同善堂分堂,还有后来的铁岭、昌图等地。这些同善分堂财政独立,堂长由奉天同善堂堂长委派,困难时还可以向省堂求援。

发展慈善事业的基础是充分的资金,而最终目的则是普济大众,造福于民。王有台治下的奉天同善堂在20世纪20年代不断完善和壮大,同善堂的济民成效也可以通过下辖的施医院施诊情况窥得一斑。同善堂施医院只给穷人看病,不收医药费。施诊分单双日,男子为周一、三,女子为周二、四、六,周日休诊。1917年的《沈阳县志》称,(同善堂施医院)每年施诊约计一万八千余人。[12]根据1927年日本人古家诚一在同善堂抄下的诊治记录,1920年,施诊人数为43115人次,1921年为52900人次,1922年为47092人次。[13]奉天同善堂经常施粥施药,在奉天城名声很大,据说的五姨太就曾到同善堂施粥。[14]

王有台为了发展医学,向民众普及医学知识,还在1923年主持创办了同善中西医学校和医学普及杂志《医学汇刊》。《医学汇刊》于1923年12月不定期出版,以“恢复轩岐仲景之绝绪,灌输人民医学之知识为宗旨”,[15]该刊是辽宁地区最早的医学刊物之一,每期首刊王有台都亲撰医德文章,他经过数十年亲自调查研究,总结出我国医界“十二弊”。[16]王有台出身中医,这些也算是他在医学方面对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吧。

(四)1925年改组

到1925年前后,奉天同善堂的发展达到了整个民国时期的高峰阶段。据该堂1923年全堂产业估价,已达奉大洋1,392,300余元,仅1925年就岁入139,000元。[17]当时奉天省财政厅下地方税局普通雇员月薪才20元,由此可见同善堂经营成绩之显著。[18]同善堂在王有台的多年经营下,不但部门林立,而且堂产巨大。这时同善堂也面临着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比如簿记制度落后、部门统属混乱等,于是,1925年6月,王有台呈请省长公署,提出了同善堂改组方案。

该方案将同善堂原有的三股分为新的四部。改组后的同善堂“内设四科,外设四部。其第一第二第三科,科长兼带第一第二第三部主任,第四科由堂长直接管理”。“一切均暂仍其旧,惟各该部或设主任,或设管理,以专责成,其他冗员一概裁却。”[19]其中第一部为贫民部,分为疗养、栖流两所;第二部为孤苦部,内分孤儿院、济良所和女工厂三种;第三部系医务部,有红十字病院、中医施医院、中西男医学校、达生学校和国民女子学校五种;第四部是工艺部,分游民、贫民两种,两部人员分别在旧有教养工厂和贫民习艺所做工。

1925年改组有着显著的效果,同善堂的堂内开支相应节省,纷乱的各项事业被整合,王有台精兵简政管理方式再次体现。这次改组是1881年创始以来第一次大幅度的内部调整,适应了慈善事业业已壮大的新形势,也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和经济基础。一直到1930年奉天同善堂被再次改组,成为为辽宁省救济院。

三、王有台的离职与其后奉天同善堂的发展

王有台时期的奉天同善堂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慈善机构,它受奉天省政府的监督与管制,具有官方的慈善事业色彩。同善堂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独立性,但由于其实力的壮大,政府力图将之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成为当时政权的稳定支撑。例如在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同善堂受省长指令,开办了难民收容所,为政府拉拢人心。

王有台在1925年和1927年曾多次向奉天省公署提请辞职,但都未得准许。1927年7月,王有台接到了北京政府农工部的调令,将之委任为农工部秘书。[20]王有台任职十年,使一个长期亏空成为政府财政累赘的同善堂起死回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王有台任职期间的卓越表现,省长公署授予其同善堂名誉堂长。

关于王有台的评价,时人多有赞誉。1922年,王永江撰文写道,王有台“果能劳任怨举,凡滥员弊政剔除一空,开源节流。擘画经营六年以来,废者举,绌者盈,由是刀谋扩充。”[21]王有台辞职后有一个吴翰莼作堂长,对待堂中病丐孤苦十分恶劣。于是众人上书大元帅府,言王有台任堂长时,“每值年节,堂中备有全席,而堂长外赏孤儿、贫民等干水果者若干”,王堂长非常“清廉”。[22]《辽宁医学人物志》称,“在王氏(王有台)努力下,奉省慈善医药卫生事业初具规模。当时不仅在省城奉天影响很大,而且辽阳、铁岭、昌图、洮南等10余个县都先后办起同善分堂。仅奉天同善堂就培养医药卫生人才数百人,王氏为我省解放前慈善卫生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23]

王有台离开同善堂后,同善堂迅速走向了衰落。1927到1930年,先后有孟庆璋()、吴翰莼、赵廷襄和王宗承四位堂长。每个堂长在任都对同善堂进行改组整理,堂长吴翰莼甚至因为“谋财害命”被堂中妇孺老弱状告元帅府而解职。此外,同善堂的财政也很快恶化,根据《沈河区志》的“同善堂历年收支比较表”可知,从1925年到1930年,同善堂每年的收入分别为大洋158,851元、238,410元、918,850元、2,497,016元、104,262元、120,724元。[24]虽然收入骤减,但开支依然巨大,特别是在1928年后,同善堂再次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同善堂的财政预算是量入为出,收入的多寡势必直接影响慈善活动的开展。

1930年4月,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孤儿院、育婴堂、济良所、救护所、施医院和贫民工厂。张学良将辽宁救济院纳入政府支持的民政事业,每年拨款资助办理。辽宁省救济院是政府统辖下的民政机关,和以前的慈善机构同善堂有根本的不同。九一八后,日本人占领沈阳,又恢复了奉天同善堂的名号,但这时的同善堂不过是日本人加强殖民统治的幌子而已,已经成为宣传日本皇军“亲善”的工具了。

参考文献:

[1]于永敏:辽宁医学人物志[Z],沈阳:辽沈书社.1990:44.

[2]奉天同善堂.奉天同善堂要览[Z],沈阳:奉天同善堂.1939:9.

[3]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为呈覆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18032:1917.

[4]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遵令具报调查同善堂内容情形请鉴核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46:1926.

[5]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滥用威权营私肥己恳请彻查究办以为慈善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18032:1917.

[6][日]古家诚一.奉天同善堂调查报告[R].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课报告资料第一号.1927:24.

[7][日]古家诚一.奉天同善堂调查报告[R].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课报告资料第一号.1927:30

[8][日]古家诚一.奉天同善堂调查报告[R].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课报告资料第一号.1927:29.

[9]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北段妓馆请准李芝仙等建筑现与同善堂合资另择相宜地段修建房屋请[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19920:1921.

[10]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奉天同善堂财产目录表[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20:1925.

[11]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筹设分堂请饬县协助进行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46:1926.

[12]赵恭寅.沈阳县志・卷十四・慈善[Z].沈阳:奉天作新印刷局,1917:3.

[13][日]古家诚一.奉天同善堂调查报告[R].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课报告资料第一号.1927:80-81.

[14]刘竞.沈阳城往事[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67.

[15]姜长喜,谌纪平主编.辽宁老期刊图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17.

[16]于永敏:辽宁医学人物志[Z],沈阳:辽沈书社.1990:44.

[17]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遵令具报调查同善堂内容情形请鉴核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46:1926.

[18]奉天公报.财政厅改变各税局经费预算[A].辽宁:辽宁省图书馆藏,第1999号:1924.

[19]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呈为部分纷乱照顾难周,拟请化散为整分别改组以资整顿事[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20:1925.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政府公报第236册[A],上海:上海书店,415.

[21][日]古家诚一.奉天同善堂调查报告[R].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课报告资料第一号.1927:24.

[22]奉天省长公署档案.案奉大元帅发下同善堂孤儿乞丐等控吴堂长禀函一件[A].辽宁: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卷号000947::1928.

[23]于永敏:辽宁医学人物志[Z].沈阳:辽沈书社.1990.44

[24]沈阳市沈河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沈河区志[Z].沈阳:沈河区地方志办公室,198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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