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们的良知

王祥夫在《尖叫》后记中说,此小说有感于家庭暴力。细读小说不难发现,米香的悲剧显然超越了个人乃至家庭,进入到社会层面。一些评论者在谈及这一悲剧时,多从米香本身的奴性卑躬或麻木愚钝出发,但我想这并非小说的关键所在,试想,王祥夫为什么要让善良的米香受到如此“应有”的惩罚,仅仅是因为愚昧与奴性?可以说,米香代表的绝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群。米香无奈且并不出于自私考虑的决定即便有错,也不足以让她因此为这种底层群体所共有的气质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她所受的折磨每一个读者依然历历在目。事实上,王祥夫从家庭暴力起步,涉及的却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我们社会现存的良知问题。

一、善的极致――米香

说米香这一形象体现了善的极致并不过分,小说一开篇就把米香置于困境之中,即挨丈夫的打,逃回娘家。对一个已婚女性来说,遭受丈夫欺凌后,也只有娘家能提供避风的港湾了,但米香却是静默的,她并未向家人诉说自己的苦以取得同情,哪怕是再一次诉说,米香是有这个权力的;另一方面,对于培绍的天天折磨米香也未大加痛斥。相反,米香却对娘家人充满歉意。对于米香来说,没有钱与衣服可以对付,天天挨打也难挨,这还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让家人也跟着受罪”。换句话说,任何个人的牺牲对于米香并不是不可容忍的,当个人的遭难祸及娘家,米香就不可容忍了。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性,米香是缺失自我人格的。米香这朵花盛开得最灿烂的时候是她与培绍的新婚期,从此那段美好的回忆便跟定了米香。她并无意关注夫妻双方的平等、自由与独立,最初的爱情给了培绍,因此在情感上,米香仍然无法接受培绍由原来的温柔转变为今天的凶残,所以，她的无数次机会是留给培绍的,她在等待培绍的变好。于是，当大弟弟说出要杀了培绍时,米香犹豫了,竟然觉得自己心窝在隐隐作痛,仍要跑到法院做无谓的挣扎。

对于母亲、兄弟充满歉意的米香面对一切祸害根源的培绍,做出的是一步步退让。真正导致米香决定借刀杀人的因素不是自己的报复,自己的水深火热,而是大弟弟的话:全家包括侄子也许会跟着倒霉。其实，米香自己正在倒霉,即便要拯救的话首先应该拯救的也是她自己,然后才是他人。她在拯救自己的时候兼顾得太多,她有太多的放不下,一边是全家人包括侄子这个血脉承继人,一边仍然是培绍。在米香找到疤头要帮她杀夫时,她是犹豫的,想到培绍的死,她又是不忍的。因此，她在一边雇疤头杀掉培绍,一边又想着帮培绍走出目前的窘况,这种对立矛盾使米香左右为难。从表面看,小说的主要矛盾是米香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培绍与大弟弟或者说侄子的对立,米香只是联系培绍与娘家人之间的纽带。侄子尚未自立,作为监护人的大弟弟承担起保护侄子的权力,但大弟弟又把这一切推给了米香,最后又成了米香与培绍的矛盾。培绍活着侄子可能死,要保住侄子的命只有让培绍死。作为关系网中这个交接点,米香所有的努力就是在极力消除培绍与侄子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点成为不可能时,矛盾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就导致了米香对于培绍爱与恨的交织。当培绍没有对家人造成威胁且家人开始“攻击”培绍时,感情自然是倾向培绍的;当培绍对家人乃至侄子构成威胁,米香又与家人保持高度一致,恨培绍入骨了。在这里,米香把全部的感情给了家人与培绍,几乎无视自己的生死,她一直在付出,从未想过爱的回报乃至对于培绍讨还血的债,这一种善良与无私,无疑是伟大的。

二、恶的极致――培绍

就培绍的性格发展而言,小说中留下了一个空白,即如何从当年的温情转变到今天的凶残。并非王祥夫不能虚构出这一种转变,事实是转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绍今天已经作为恶的极致存在。对待米香,培绍完全表现为一个仇人,轻则打骂,重则剪手指。他以惨无人道地欺凌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为能事,一次次以牺牲对方的爱为代价。一张十万的空头借条成为他要挟的借口,每次出入派出所培绍早已恼怒,脸上却挂着不经意的笑,这正如做还要立牌坊。之所以立牌坊是还多少意识到做的不洁,意识到不洁却仍旧有意为之,这就是操行问题。培绍滥用了米香的弱与爱,把米香的爱揍得千疮百孔,像一个恶棍。

培绍对于米香的伤害不只在肉体上,也在精神上。仅仅是鞭打,或许米香咬咬牙能坚持下去,精神上的折磨却让一切坚持变得毫无意义。对于培绍的彻底失望是在他失踪了几天,米香为他担惊受怕几天之后,培绍突然出现在丈母娘家闹,企图从这里榨取一些钱,而对米香伤残的手指无半点悔意。这时,米香终于认清了培绍无赖的本质,她流泪了,流泪是她对于这段感情、对于过去告别的姿态,带有切肤之痛却毅然前行的姿态。

三、当“至善”面对“至恶”时

面对培绍的折磨,米香并非没有利用公共力量反抗过,“米香去过多少次派出所,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小说谈及的去派出所与法院不过是多少次的一个缩影罢了。女性处于家庭的弱势,对抗男性似乎太自不量力,女性的解脱只有救助于外力,外力之一就是派出所与法院了。不妨设想一下,米香在派出所与法院理直气壮地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的后果,首先是派出所他们知道米香所受的苦,同情米香,斥责培绍;然后是培绍的反抗,培绍是不知道妥协的,结果两个人因冲突打起来,上次米香来法院告时就和培绍打起来,能让弱弱的米香动手打人,可见离婚的决定是大的,反抗也一定是强烈的。再然后就是派出所与法院的干预了,出面做工作,目的就是调解,和解他们夫妻的矛盾,并且法院的人坚信“法院会把事情调解好的”。如果这个时候米香对于“调解”还不领情,一味地闹着离婚,那就是米香的“不对”了,米香太“泼辣”,所有外人的感情会向培绍倾倒。而离婚却是没门,因为没有指标。为了镇子的荣誉牺牲个人的幸福。于是，米香抗争的结果便是再次回到培绍的身边,因此，米香的出入派出所显得多么无奈、无助而近似无稽。可以说,米香在派出所、法院的确在一次次反悔,但最初的反悔一定不是出于软弱与妥协,当派出所与法院本着“调解”的原则处理这一矛盾,米香一次次回到家的牢笼,而培绍又在一次次行使霸力,敲打着米香抗争的勇气与信心,妥协也就成了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米香还在作着平静地远离培绍的幻想,一次是女友月花的强拉硬拽,一次是为了避免大弟弟使用极端的手段,溺水的米香又一次抓住浮萍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就有些让人心痛了。

除了公家,能帮助米香有亲人。软弱的母亲除了伤心几乎爱莫能助;身为政协委员的小弟弟忙于自己的公务,顾不上生命困顿的姐姐;只有大弟弟因为“侄子”才参与了与培绍的斗争,又是他,把一切的责任都卸给了米香。再有就是朋友,女友月花对于米香是同情的,带米香到城里做工,帮米香摆脱现有的生活环境,却无法解救精神上的米香。另一个不应忽视的人是疤头,这个米香看作救星的人在米香遭受困境时想到的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敲竹杠。对于谋害,疤头毫不动容,他带着同情的口吻面对米香,却不动声色净挣三万。因此,面对培绍的压迫,米香是没有任何援助的手,她是踽踽独行的。

“至善”面对“至恶”,结果却是至善者采取了至恶者会有的方式。而在情感上我们早已原谅了米香,但法律并不容姑息。但我们却无法放纵情感无视法律的到场,米香“啊啊啊”的叫声在诉说着别样的悲哀,让我们难以释怀。王祥夫的手术刀是力透纸背的,很显然,他在把人物逼进生存的绝境,尽情展示其挣扎沉浮的悲惨,由此再回头思考人物是如何进入的绝境。应该说,米香的悲剧不是米香个人造成的,至少培绍是为她铺就了一条悲剧之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断了回头路,又是娘家人哭着叹着陪她前行,同学疤头“助”她到了尽头。

在米香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社会良知的失却。如果培绍有良知,他应该面对米香肉体的疼痛与精神的折磨忏悔;如果工作人员有良知,“模范”镇的荣誉称号一定无法超过每一个镇居民的幸福;如果娘家人有良知,保护米香的渴望一定比对于培绍吵闹的恐惧感更要强烈;如果疤头有良知,解救米香就不需要金钱。在这样一个丧失良知的小镇里,王祥夫却给了我们米香,是米香让我们看到美好人性的光辉闪烁,但仅有米香是不够的。如果整个社会有良知,米香的悲剧一定不会发生。

吴妍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