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家乡,救救公共精神

青年王帅在网上发了篇批评家乡河南灵宝县政府非法征地的帖子，竟被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将远在上海工作的他“捉拿归案”。在拘留八天后，由于王帅的家人同意当地政府的要求，砍掉了自家土地上的果树，警方才对王帅做了取保候审处理，但仍要求他保持沉默，并且每两个月写一封“对发帖行为的思想认识”给警方。

余下的发展似乎顺理成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帅表示此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并声称以后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恍然大悟般的悲观表白，难免让人伤感 ――又一位有公共精神的人倒下了么？事实上，许多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便是这样，因为不堪承受现实巨大的挫折，从此转而奉行犬儒主义。

从记者调查来看，王帅不过是借助网络表达自己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关心。然而，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来说，这突如其来而且差点让他丢掉工作的牢狱之灾的确足以教他学乖。有目共睹的是，从整体上看，今日中国社会还没有逃出林语堂当年的判断：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而这一年，王帅只有二十四岁。当人们觉得自己吃不起亏，就只好“国事管他娘”（林语堂语）了。更何况，一个人出于某种考虑，甘心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也是一种权利。关于这一点，着实无需指责。任何人都不能鼓励别人为一个好社会多做牺牲。

真正重视权利的人，不会小看这样一次跨省逮捕，因为在他们眼里，对无辜公民的每一次逮捕都惊天动地。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在此意义上，当王帅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家乡政府的意见，当警察不远千里过来说“代表故乡，你被捕了”的时候，天地同样崩溃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已置身于某种危险之中。

事实上，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文字狱”的情况并不少见。人们早已厌倦讨论“诽谤罪”是否成立了，因为他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经心知肚明。而此次王帅被抓捕，不仅让大家看到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法治之艰、维权之难。“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乡下人的公共精神并非从来没有，而是被一点点磨灭了。在乡下，虽然偶尔也会有人谈论权力的腐败，但那些公共精神就像是夏天的萤火虫一样，只会在燥热的夜晚闪点光，一到白天就都没影了。正是公共精神的缺席，导致乡村不断沦陷于权力与资本之合谋。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关系牵连纠葛，批评本乡本土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与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不同的是，本土权力部门对冒犯者“知根知底”，甚至可以将他们的父母变相押为人质，要挟他们的子女就范。而父母通常也会与当权者合流为一种劝降子女的力量，务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在前不久，我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他向我讲述自己在家乡维权时的艰难：就在他返乡组织村民调查村里不明不白的账的时候，父亲大为光火，觉得儿子在给他添乱，因此要“断绝父子关系”。

谈到有些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公共精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留下了这段流传甚广的见闻：1851年，也就是道光皇帝驾崩的那年，古伯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碰到几个中国人，于是便想着和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道光之死以及继承人问题，古伯察以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中国人感兴趣。然而这些中国人根本不听他们的谈话。就在几位外国人对这种冷漠“感到恼火”时，一位有点身份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的把双手放在他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费力做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岂不是傻瓜！”

言下之意，国家不给我好处，我何苦为国家操心？应该说，这些具有报复性质的话语所体现的不过是臣民对君主在心理上的抛弃，是一种日常的反抗。但是，即使它是对的，真正有公共精神的人也并不否认：关心社会前程与国家命运，其实也是在关心自己。

【原载2009年4月11日《南方都市报》本刊有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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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 根繁叶凋 ／ 蔡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