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作家韩素音,中国的女儿

2012年11月2日，96岁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在瑞士的家中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韩素音是笔名，韩是“汉”的谐音，“素音”意思是朴素的声音。身为中国与比利时混血儿，她大半生持的却是英国护照，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柯默，上学时候的名字叫罗萨莉·周，只有她的父亲叫她小月，她的中文名字叫周月宾，家谱中的名字叫周光瑚。亚欧混血的身份一直困扰着她，正如《卫报》所说，她有一半中国血统，毕生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她和她的祖国一样充满了矛盾。

离开爱，奔向爱

她的父亲出身四川士绅家庭，柔弱而聪颖，公派比利时学习铁路工程。她的母亲出身比利时名门望族，浪漫而激烈。一见钟情的跨国婚姻并非童话，她的母亲冲动倔强，伶牙俐齿，当年毅然决然背离家族，但在中国，平均每半年她就收拾一次行李要离开中国，最终在1949年成行，将丈夫留在了大陆。韩素音以同样的倔强与母亲对峙，在任何事情上都发生争吵，她觉得母亲毁了孩子们的一生，在这一点上她与哥哥是同盟。她嫉妒备受宠爱的妹妹——一个13岁就有男人追求的美人。

相对母亲来说，韩素音爱父亲，她的父亲以忍耐沉默的形象定格在她的记忆里，一个冬天在窗台上服侍着石竹花的中国男人。铁路占据了他的一生，他的八个孩子，有六个出生在铁路沿线，四个在铁路边夭折死去。

韩素音出生在中国河南信阳京汉铁路火车站。她的教育由母亲把持，上的是教会学校，学习法语、英语和德语，后来还学习俄语，她用英文写作，母语却是法语。她的汉语没多大长进，在燕京大学的考试中，她的中文不合格。18岁的时候，她到比利时自由大学学医。在此之前，她接触到的都是亚欧混血儿或白人，了解最多的中国人是自己的保姆。在此之后，她也多次离开欧洲回到中国。1938年是第一次。

1938年，她放弃了奖学金和当医生的梦想，就连与外祖父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决定回国抗战。她在自传《凋谢的花朵》里写道：“回去，回去，回到我的中国去！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别的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为强大。”

她的中国情怀和她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婚姻。她15岁开始在协会医院工作养活自己，第一个男朋友是个只有一条腿的德国飞行员，一个忠诚的纳粹。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蓝衣社成员、将军唐生智的侄子唐保皇。韩素音在回忆录中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植于又爱又恨，激烈的狂热与憎恶，强烈的相爱和残忍”。

她称自己第一任丈夫为“官僚地主阶层”的产物，这位年轻的仕途无限的青年对无限忠诚，他们的关系在1938年回国的轮船上迅速升温，从马赛相识到西贡就订婚了。她在回忆里不断诉说他对她的残忍和无理，他对她的当众辱骂和踢打。她一往情深地提到自己的红色绸缎旗袍，他无端地烧了它。他要求她说，如果他殉职了，她就要自杀殉夫。1948年他死于东北战场之后，她收到了他的日记，“我把这本日记翻了一遍，然后把它放进厨房的炉灶中烧掉了。”

1952年，韩素音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康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英国情报人员），改名伊丽莎白·康柏。这段婚姻结束于1959年。1956年，她接受了印度总督的邀请，去印度新德里度假。在印方提供参观的新项目中，有一项是参观尼印公路风光，在此与印度陆军上校文森特相遇，这个皮肤黝黑、长相魁梧的印度人，后来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陆文星，直到他2003年去世。

韩素音说她可能会是一名医术高超、收入颇丰的专科医生。但“有一股魔力”迫使她去写作而不是继续行医。这股魔力来自她的血液，她的出身和她的生活。不过让她获得了世界声誉的是她1952年出版的那部英文版自传体小说《瑰宝》有关。该部小说1955年被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并获得三项奥斯卡奖。

《瑰宝》讲韩素音在香港邂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两人坠入情网的故事。爱情让她感受到，香港的秋天弥漫着姜味，他们在金色的夏天里漫步，重新听到了鸟鸣。她说他像暹罗猫，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乔治·莫理循，北京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这一切都成了天堂里的水晶球。

1950年8月的一天，她报纸上得知他在朝鲜战争中遇难了，他的吉普车被一颗地雷炸飞了。他和另外两个记者当场被炸死。但是，“从朝鲜寄出的信开始到达，一封接一封。我手里拿着他的笔迹，他写的字，他怎么可能死了呢？信一封接一封到来，一直延续了三个星期”。于是在香港玛丽医院的韩素音，坐到打字机前，在医院急诊室开始写作《瑰宝》。

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的主要作品都是取材于20世纪的中国，不过20世纪60年代，韩素音开始更为关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她的主题是女性、农民、城乡差异、殖民者剥削和对西方奴役亚洲行为的鞭挞。她写的关于马来西亚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最佳小说。长篇小说《青山青》是以尼泊尔为背景的。应泰国公主的要求，她以泰国为背景撰写了小说《女巫》。她与西哈努克亲王相识40年，去过柬埔寨20次。以柬埔寨为背景，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八面玲珑》。她的第三任丈夫是印度人，她多次到印度访问和休假。

韩素音晚年一直住在瑞士洛桑。她家客厅的墙面悬挂着装裱精致的齐白石的水墨画和黄永玉色彩艳丽的荷花。旁边是一幅总理的黑白肖像照片。韩素音说：“我最崇拜的人就是。在我的家里，只挂他一个人的照片。”

能够结识，可能是因为龚澎这位后来新中国外交部长的助理。龚澎和韩素音在燕京大学时是同学。1941年韩素音第一次在重庆见到。她在回忆录中说，“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锐，能忍耐，有远见。”1956年她首次得到的接见，此后常常受邀访华。她说，这次谈话成了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1968年，她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称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她的《传》（1994年在美国出版）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献身精神、最大公无私的人”的生平。

在1967年出版的《2001年的中国》一书中，她赞誉中国“对人的改造”是世界的一道分水岭。为此，西方媒体称她为“受到口号蛊惑的人”。而晚年在瑞士也有人冲她挥拳头，“你为什么总是帮中国说话？你要再宣传中国好，我们就要你滚出瑞士！”

1997年之前，韩素音每年来中国一两次。自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她没能再回国，但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情况。多年来， 她与《世界博览》结下不解之缘。每次她来到北京， 我们杂志总要去采访，请她谈谈读者所关心的国外情况。她从来不拒绝，有时还亲自为本刊写些短文。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我们杂志的这位老作者，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