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送春风

“候鸟”刘杰

“让你久等了！” 近六点半，美籍华人药理学博士刘杰脱下防疫服，匆匆走进贵州省基础药理重点实验室对记者说：“很抱歉，晚上八点还要指导学生做实验。”

“刘杰老师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实验室副主任陆远富建议，采访改在自助餐的餐桌上进行。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刘杰博士，每年都要飞来遵义医学院（以下简称遵医）工作3个月以上，研究课题、指导试验、上课讲学。

“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天6点钟就到实验室，”同院的张峰教授说，“我在美国跟他读博两年，他就是天天如此。”

在美长期从事毒理学、药物代谢动力学和中药学研究的刘杰博士，仅SCI收录的论文已有180多篇。如今，他正与遵医等几家单位合作，开展中成药中砷和汞的药理毒性研究。

“大家都知道，砷和汞是剧毒物质。可是，很多中成药中都有砷和汞，因此西方国家对中成药持否定态度；而一旦祛除砷和汞的成分，这些中成药就没啥药效了。”刘杰说，“这项研究就是要揭示砷和汞在中成药中的毒理作用，让中成药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刘杰的研究有了初步成效，与此相关发表的16篇论文均被SCI收录。一条新路的雏形已现。

“刘杰老师的研究，使我们的实验室在原有三个研究方向的基础上，新开辟了药物代谢与毒理研究方向。”陆远富说，“目前在国内这是唯一的。”

对于遵医这样地处内陆腹地的高等院校来说，最缺的就是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遵医和许多处境相同的院校一样，绞尽脑汁提供尽可能的优惠条件招揽人才，却不尽如人意，人才匮乏一直是这些院校发展的短板。

2008年8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个“人才新政”，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由省政府提供薪酬、用人单位提供工作设施和生活保障，引进高端人才到高等院校工作。由于这些人才是每年不定期地到引进单位工作、原有隶属单位不变，故被形象地称为“候鸟”。

刘杰，是遵医三年来引进的19名“候鸟”型国内外高端人才之一。按照签订的协议，“候鸟”们每年将到遵医工作一两次，每次时间短的十来天，长的两三个月。

“候鸟新政”增添发展活力

犹如一夜春风梨花开，这项新政给遵医的科研教学增添了空前的活力。

如果说基础药理重点实验室新的研究方向仅是“方向”，那么药学院新开设的遵医首个工科专业——制药工程专业今年秋季的正式招生，则实实在在地丰富了遵医的学科门类。这个新学科的诞生，得益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和哈弗大学博士后、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丁侃。

这位美国功能性糖组学国际科学研究计划参与研究员，指导肿瘤医院建立了分子肿瘤学实验室，使其跻身于国际研究肿瘤的新领域。

两年前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完博士后到遵医工作的陈永正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丁老师的牵线，遵医能与上海所这样的国内顶级研究所合作，按照资源互补、携手发展的原则，筹建了遵医首个院士工作站。”

这个已报批的院士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丁健领军，汇聚两院所精英，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遵医的发展空间。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基础性工作。”留学澳大利亚归国的口腔内科学教授、人事处长刘琪介绍，在“候鸟”们的帮助下，该院细胞工程重点实验室、麻醉医学系、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学科，使各相关学科形成了自身特色。复旦大学葛均波院士不仅亲自到遵义开展讲学、查房、新技术示范，还经常派助手来学校指导，葛院士说，既作为遵医的“候鸟”，就要把自己看成是遵医的一份子，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使心内科在介入治疗和科研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呼吸内科在来自美国的“候鸟”张泓的帮助下，在流感病毒的研究中理论上获重大突破，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的《柳叶刀感染病学》杂志上，当年“影响因子”达15.583的学术论文遵义是第一作者单位；同时，获得鉴定出4个耐药性结核病基因新突变点位的重大发现，被世界基因库收录。

短短3年时间，“候鸟”们以遵义医学院署名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极大地促进了遵医的学科建设。

这3年遵医学科建设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仅中美国际合作项目、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部级重大项目就有12项。

这项新政也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条件。

通过“候鸟”们的传帮带，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些国内外知名院所向莘莘学子大门洞开，3年来为遵医培养学术骨干11名、青年科研人才15名，并且有20余名研究生获得“候鸟”们的直接指导。

2011年11月，国家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在遵医麻醉综合实验室共同举办初级创伤培训项目，为贵州省基层医疗单位培训10期、共200多名学员。这个实验室，就是在“长江学者”、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刘进博士指导下建成的。刘进还培养了6名研究生，另有2名送到华西培训。

“导师，就是使你在苦苦求索中茅塞顿开的指路人。”免疫学徐林博士深有感受地说，在美国路易威尔大学做完博士后返校后，熊思东教授抽空听取了他在巨噬细胞功能方面的研究报告，当即建议他下一步应当在细胞极化上深入研究，“就这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为后续的科研工作开展打开了新思路。”

熊思东教授是苏州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徐林的博士生导师。熊思东对这位读博时就“做出了国际知名的成绩”（连续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Plos One和Clin Immunol上发表关于调节性T细胞的工作）、34岁就破格从讲师晋升为教授的学生称赞有加。徐林也不负众望，在熊老师的指导下，2010年获得省医学会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今年又申报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且入选了去年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的候选人。此外，还有两位研究生走进了熊老师在上海的实验室学习，其中一位在攻读博士学位，为免疫学科的人才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

“熊老师不仅帮助我们申报部级科研项目、建立分子免疫学研究技术平台和细胞免疫学研究技术平台，还给我们的教学管理带来了新理念。”姚新生说，熊老师强调研究生导师一定要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动口又动手的带教能力和培养人文精神的能力。

“候鸟新政”促进资源共享

那么，作为“候鸟”不时飞来飞去，会影响本职工作吗？

“候鸟”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这项“不求所有、但求有用”的新政很受欢迎。

实质上，“候鸟”新政的主旨就是通过灵活的政策措施，促进高层次人才的不定期流动，带动信息的有效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促进人才成长。

丁侃告诉记者，飞到遵医，才了解到这里对中药石斛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且贵州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以这类资源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因此他回到上海迅速应用本所科研优势启动了对石斛活性的研究。

他说，与遵义合作研发石斛系列产品的前景很广阔，又能直接造福于大众，就像云南把三七产业做大做强那样。而且，他很看好陈永正教授在一种野菌中发现的一种特殊的酶，可望成为他的多糖研究所需的、绿色的化合物，“这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

身为多项学科带头人的熊思东坦言，“候鸟”新政在他所参与的各种人才应用计划中是最小的，“但是我却看得最大”。

“我把‘候鸟’看得很重、很特殊。”他说，近些年贵州发展很快，更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不求所有、但求有用”的政策有利于汇聚尽可能多的人才，为贵州发展提供紧缺的智力支持，“我很高兴自己能为贵州加快发展做点添砖加瓦的事儿”。

遵医求贤若渴，师生非常敬重这些非同一般的“候鸟”。

“我进家一看，鸡汤都炖好了！”今年4月初，刘杰风尘仆仆来到在遵医的临时住所，眼前的一切令他动情，“这里有默默奉献的好团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的遵医，并且真能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和尊重，使我有一滴水融于大海的感觉！”（责任编辑/尹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