鼹鼠变候鸟

受雇于外企的知本家永远不会被提携成为资本家，这是一个渐为人知的大秘密，既然外企不升职，那么，合约一旦到期，又觉得能力或情商已经升值，你必然选择候鸟的方式，向那更加适宜的地方迁徙去了。就这样，外企中越来越多的“鼹鼠”渐渐不得已只得学做起候鸟来

老穆是个鼹鼠般的人物。他曾是市政府机关的风云人物，现在变成了外资公司的CEO。

在这家美国犹太人投资的企业里，原料和市场两头都在境外，产品是工艺奇特、古老而又简单的肠衣，在西方烤肠业占有1/4的市场份额。享受着无偿的土地、减免的税额和廉价手工，鼹鼠心态的老穆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大规模发展。

老穆不觉得这个CEO小得可怜。工作一满30年就办了个提前退休，依然领着政府的退休金，这样蛮好！右手为着共产主义宣誓，左手为着帝国主义打工，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所以老穆甘当鼹鼠。

来华投资的外商并不想和红顶商人合作，于是有了外商独资的大趋势。五年的优惠期后，合资企业都在转股洗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发挥了巨大的魔力。于是乎，在地方转得开的人才既便失去了合资者的老板身份，也可能被外商聘作一个CEO。

这样的CEO往往成为了外商盘踞中国的战略依靠，因为他们是“知本家”。如今，80后的新新人类云游在多个外企之间，浮燥而知足。国企的老职工与个体、私营企业主恪尽职守，既不浮燥也不知足。这两类都不是知本家，因为他们只是将知识当作一种获得职业的资本。相比之下，以CEO为代表的外企高级雇员以知识为资本，自信而自得，不浮燥而知足。由于他们将知识抵押给了外企老板，自卑与压抑的心态也就越来越重，不得已选择了鼹鼠般的处世方式。

受雇于外企的知本家永远不会被提携成为资本家，这是一个渐为人知的大秘密。即便CEO也只是个雇员身份，何况普通白领呢？外企的任何雇员都不会拥有公司的股份，因为股权的复杂化将会阻碍外国原始资本成功而巧妙地置换回国。所以，鼹鼠的智商与情商再高，也将永远掏不通“洋股仓”。

外企白领属于中产小资吗？听起来好像含有暴发户的味道！难怪当代知本家更愿意称呼他们为“职业经理人”。与之相比，第一代外企中的中国雇员既像马仔，又像买办。开放初期的“低门槛”引来了不少外商。来投资就是看得起，就能称朋友。那时，中国雇员大都将自己打扮成外商的朋友，却忘记了“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这句商场名言。

于是乎，有了朋友的帮助，看不透中国戏幕的外商也敢一头扎进来！不少项目更是地方官员们出国考察的丰硕成果。主人兴冲冲，外商懵懂懂，小小风险投资也是“摸石头过河”的实践吧。有趣的是，门户一开，宝岛老兵也顺势三五结伙，凑上各人的退伍金作本，高喊着“血浓于水”投资大陆，简单一个加工厂竟然赚了个暴利，让人不禁哑然。如今，“大哥缘分哪”响声一片，让人激动！中华民族不就重个缘分、讲个感情吗？有一次，我对一位美国的投资商说:“缘分哪！OK！”他却竖起一个手指:“No! Chance or Occasion!”他的中国项目经理也及时地纠正了我:“机会！的确是个机会！”机会真如白驹过隙啊，所以，第一代外企哪有精力做那公司治理，也就无需什么职业经理人了。

发展至今，第二代外商觉悟了:家族雇员必定会闹出点股权纷争，国际雇员费用过于昂贵，而且每到西方感恩、圣诞等节日，管你什么厂规和生产，他们统统订上机票齐刷刷走人，快乐假期万岁，中国市场拜拜！所以，还是雇用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为好!

然而，与中国资本家的认识不同，外商认为知本家一旦离开学校智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能够变化的主要是情商。当初职业经理人们凭着自己的智商，冲着某个合适的位子及其待遇应聘，外商并没有塞给他霸王合同，也不会许诺可以提升。因此，外商不会在本企业内部提拔干部，如果需要人才，就去人才市场。这样做能够稳定军心，避免人事竞争引发的内耗。也许这就是职业经理人不断迁徙于外企之间的一股动力吧。

当然，有了成绩外商会增加薪资，他们还会营造出一些人文景观来，比如给高级雇员办个健身卡、请高级雇员消费高尔夫、组织去国外学习或带薪休假等，这一点强于内企。于是，老穆这般朴实善良的鼹鼠们便选择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种感恩方式，星星闪耀的夜晚，一幢幢外商办事处云集的商务大厦便灯火通明起来了。不过其中的蹊跷是:外商往往从尊重个人自由和节省加班费用两个方面考虑而几乎不准加班，外企高级白领们却自愿无偿地加班，其动力恐怕并不来自感恩吧。尽管已有5位CEO告诉过我:“我们对得起老板，老板也对得起我们。”我还是一头雾水――奥秘真的很深呢！

话说回来，既然外企不升职，那么，合约一旦到期，又觉得能力或情商已经升值，你必然选择候鸟的方式，向那更加适宜的地方迁徙去了。就这样，外企中越来越多的鼹鼠渐渐不得已只得学做起候鸟来。我想，候鸟的迁徙与其适应之间起码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一是选择迁徙就是为能够适应，二是为了迁徙而可以做出新的适应。抱负宏大的人会选择前者，如今知本家却趋向后者。

如今“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的调子已经随着季风，从“珠三角”门户飘向了引资牛势的“长三角”。职业经理人远征数年，归乡情愫越来越强烈，金钱与亲情之间的砝码已被重新调整，跳槽不再为了高收入，“为了迁徙可以做出新的适应”嘛。如今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即便不如原先得意，但是回家的感觉真好。就这样，“海归派”不断吹起的阵阵季风，登陆到沿海地区便造就出了一批批的“海边归派”，给了内地人才市场很大的冲击。

“海边归派”中比例最大的就是那些善于在外企间不断迁徙的候鸟。外商对此并不失望。职业经理人牢记的是“流水不腐”，外籍老板更懂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外商的确与国企或民私企业老总们想法不同，他们的文化中“契约”是很重要的观念。当事业被职业化了后，“拿这份钱，干这份活”就是天经地义的。CEO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某个巨大价值链中的一个细小环节，而绝不是全部。

外企的职业经理人都非常清楚两条定律，一是“没这金钢钻，别揽瓷器活”，二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这种工具理性成为了外企老板与雇员之间基本关系的基础，也是外企企业文化的基调。当然，年轻一代的外企雇员并不认同这种工具理性，他们更推崇“证明自己能力”和“实现人生价值”这种价值理性。不过，外企文化毕竟是西方文化，中国雇员对上述工具理性观念若有忽视或者轻视，不就等于放弃了外企的职业吗？

先重经历、再看经验，而能力知识或受教育的程度则被放在了次要的层面，这也是外企用人的一大特点。外籍老板偏爱于那些善于在本行业内良好沟通的偏才，因为他们相信善于沟通才是整个团队能够齐心协力地执行董事会决议的基本保证。在这种前提下，职业经理人们便不愿也不易跳槽到本行业之外了。可见，候鸟迁徙地的生态往往要比候鸟自身的基本特性更为重要。

我想，迁徙地的自然生态会天择同特性适宜的候鸟，候鸟们却关心着迁徙地的自然环境，这将决定他们今后的生活质量。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也就是说，是某一地区外企发展的环境渐好而引来了批批候鸟，还是候鸟不断积聚所形成的新移民城市进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目前，台资企业比较集中的苏南昆山地区已经提出了“建设新移民城市”这个口号一并配套措施，可见对候鸟迁徙地的规划已被提到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不过新的问题是:这一类能够改变环境的规划，是否也能够形成或改变那些全局性的季风呢？

如今，城市化建设的规划已经将原先外企割据的块块飞地进行了规划，飞地渐渐飞不起来了，而候鸟的迁徙却从未停息。望着飞地上空的云彩已被候鸟们划出道道斑斓，能够酝酿润雨的祥云也被顺势搅了个乱，有心的人们一定在猜想:到了明天，候鸟又会变成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