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方言研究专家朱建颂教授

朱建颂先生，1926年出生于武汉硚口，从小就接受父母“要好好读书，才有出息”的谆谆教诲，能自觉刻苦勤奋。1939年春季进入法汉中学初中预备班，并于秋季升入初中。法汉中学的课程除国文外，还有法文和英文，以及数理化生、史地、体音美，学起来是比较辛苦的。但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他能迎难而上，并对国文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为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高中时期，他见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武汉方言的文章，有几处用字不准确，便投稿与其商榷，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这种为学的精神，在其后都有体现。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华中大学国文系，在中、英文分班的考试中列入“双甲”。在校一个多月，他有幸听了钱基博先生讲课，接受他的教诲。钱先生讲授的是《古籍举要》，教学风格严谨细致，影响巨大。

由于家境贫困，朱先生转到了稍后发榜的有公费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就读。在师范学院，舒连景先生的文字学，顾学颉先生的目录学，贾修龄先生的古典诗词，闻惕生先生和詹学时先生的专书选读，周学根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胡雪先生的文学概论，鞭策着他如饥似渴地钻研学习。就在大学还有一年毕业的时候，由于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辍学去法汉小学做了一名教师，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1951年夏天，武汉市文教局接管了法汉中小学，在原址建立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他因此成为武汉一师的语文教师。

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定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由各省市选送优秀教师或行政干部参加学习，毕业后仍回原地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1956年春天，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一期在北京开学了，刚刚30岁的朱建颂成为“黄埔一期”学员，亲聆了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李荣、徐世荣、周殿福等先生的教诲。他学习异常刻苦，较好地掌握了国际音标，使他终身受用。

学习结束后回省，朱先生被留在省教育厅普通话推广处，与李仲英先生一起工作。其间，两人合著了《湖北人怎样学普通话》和《汉字辨音表》，与萧世杰先生合著了《汉语拼音讲话》，还独著了《谈谈推广普通话》、《谈谈拼音教学》等书。1961年，他被调回武汉。从事繁重琐碎的教学工作。他先后在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武汉一师、六中工作，百忙之中收集武汉方言词汇和熟语。所有的资料都经过了武汉土著居民的核对、校正，有些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祖辈、父辈说过的，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都是世代传承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完全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他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显示了对学术的热爱。

粉碎“”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百废俱兴的春天，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朱先生满腔热忱在《方言》上发表了《武汉方言单音词汇释》、《武汉方言词汇》、《武汉方言的演变》等论文。1979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刘兴策和王庆生两位先生介绍朱先生调入华师，在中文系开《方言研究》选修课。朱先生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他的讲稿每次均有修改和创新，最终以《汉语方言讲话》为书名，经李荣老师审订，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全书理论精辟，内容扎实，对方言与现代语言学、修辞学、语言教学、文学、民俗学、言语识别、考据学、词语编撰、人文地理、地名学、民族学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朱先生认为，汉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得以衔接，古方言的字词能保存在近现代通语中，古通语字词能保存在今方言中；二是有超地区的特点，使共时语言在书面语上的分歧不是很大。朱先生在讨论通语的《语文论集》等书中，运用了不少的方言例子；在讨论方言的《武汉方言概要》等书中，运用了不少现代通语的例子。因而得出结论：对方言的研究也是对通语的研究。

朱先生踏实做学问且成果显著，但为人很低调、谦虚，有的只是对工作的热爱，对社会对学生的负责。他在《微薄的奉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作》文中写道：“我是个幸运者，坐享其成，非常感激，但又觉得不能安于享受，我也应该辛苦地奋斗，用汗水和心血做出贡献来回报，为自己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我是一名语文教师，要尽量掌握好语文知识，把民族语文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引导他们能读会写，使他们通过读写认识并热爱我们的民族语文，准确使用民族语文，使汉文化的民族传统不至于中断”；“为了不断提高自己，改进教学，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做研究，随时把研究的结果写出来进行交流，经受检验，并运用到教学中去”。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朱先生潜心学问、教书育人的真挚之心。

朱先生于1987年在华师退休，迄今25年。但他却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除了在华师本校讲课外，还在湖北教育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大学教过方言调查、国际音标，做过《语文工作者要关心社会用语用字》、《当前的语言环境》、《现代汉语的四个组成部分：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外来语》等专题报告，结识了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朱先生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使语文学得到普及，2008年由朋友的帮助，开了博客，至今发表博文30多篇。此外，还做了很多面向社会的工作。1998年受聘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经常参加馆里的采风活动，在省内外了解情况。2002年8月，《武汉俗语纵横谈》出版，武汉电视台“文化绿洲”栏目作了介绍，起到了普及的作用。他先后为文史馆提供了多篇论文，为本市文化工作献策。2006年、2011年、2012年，先后在武汉图书馆等单位的“论坛”上做了关于武汉方言的讲演。2007年6月，参加了楚天都市报举行的关于武汉方言的座谈会，其后该报以两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2010年11～12月，先后跟汉网和晨报的读者见面，对方言文化进行了热炒，共同评选出最有代表性的100条词语，又从中选出“不服周”等20条精典词语。是一次品味高雅、意义重大的的群众文化活动。

朱先生深爱武汉和武汉方言，与武汉方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武汉方言研究第一人”。他的著作有《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词典》、《武汉市志社会志·方言》、《汉音集字疏证》、《武汉俗语纵横谈》、《武汉方言概要》、《武汉民间游戏》、《武汉民间歌谣》等。从2000年开始，为《武汉年鉴·社会生活·方言》逐年提供资料。还为《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音词汇》、《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新华方言词典》提供了武汉部分的资料。此外《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中国俗成语》、《俚语隐语行话词典》等书中的武汉资料都取自朱先生的著作。朱先生还为《湖北文献》（台北）撰稿，发表了多篇文章，让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语文环境和学术环境。

经过多年的教学及实践，朱先生对武汉方言总结出了如下的认识：武汉方言是汉语的组成部分，研究方言就是研究汉语；武汉方言和普通话是相互转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和第六版增收的词条大多来自于方言（包括武汉甚至香港、台湾）；武汉方言在汉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点之一；武汉方言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语言学界将武汉与成都并列为西南官话的代表点；武汉方言在湖北为强势方言，对全省的方言都有影响，鄂南等地使用方言有隔阂时用武汉方言进行交际。

朱先生在研究武汉方言方面建树颇多，有着诸多独到的见解。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密切关注鲜活的语料，贴近生活。认为研究方言应该与日常的生活融合，这样才能使研究有源源不断的材料，也才能使研究为生活服务。

二、汉语方言研究，要注重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认为应该包括语音、用字、词汇、修辞及语法，而以词汇为重中之重。

三、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比较，辨明语音平仄与声调问题。认为讲求平仄是不符合现代汉语的特点的，尤其是对普通话而言；分平仄根据的是古代汉语的特点，古音分四声，平仄是从调值出发的。

四、注重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挖掘民俗语言。认为方言是民俗的载体，通过方言可以研究民俗；民俗包括地方文化、典故、历史、地理诸方面，从中窥探有意义的方言词语。

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做学问要取得成绩，掌握适当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朱先生不仅对自己还是对学生，都是孜孜不倦，特别注意传授方法。即：

一、对诸家的不一致的说法，要加以综合归纳。例如，对语言变体的种类，对国际音标的作用，对国际音标的形体等。

二、发现线索，跟踪考查，得出结论。例如，把成语和惯用语合为一类，必须具有语义的变异性（即深层语义）；还把几种文字合称为“方言文字”，有别于各方言地区自造的个别的“方言字”。

三、发现差异矛盾，通过比较考查，得出结论。例如，一般媒体对获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分别称为“影帝”，“影后”，并有“称帝封后”的说法，指出这是没有弄清英语queen的本义所致。

四、阅读时受到启发，经过思索考查，有了新收获。例如，《本草纲目》“鳢鱼”条，指出应写作“柴鱼”，不能写作“才鱼”、“财鱼”、“犲鱼”。

五、集思广益，向有关人员请教，并认真采纳。例如，武汉方言中义为“理睬”的“耳”，经王福堂先生指出本字为“迩”；籼米，原写作“粘米”，经熊正辉先生指出应是“占米”。他都改过来了。

朱先生在武汉方言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朱先生还为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大声疾呼；为把武汉文化推向全国，殚精竭虑；为培养后继者不厌其烦。他的一些愿望实现了，但仍有一个心愿——建立一个“武汉方言研究中心”。这次由华师语言研究所主持创办的“武汉方言研究班”，就是为了组织一批熟悉并珍视武汉方言的热心市民，经过培训，可以从事调查、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用《武汉方言详志》、《武汉方言大词典》的形式保存珍贵的资料，流传后世。

朱先生对我说：“研究方言，必须具有深厚的古、现汉语知识，懂得一定的异语（包括异方言），熟悉语言学理论，深入群众日常生活，具备群众感情，掌握本地历史和现实情况，才能取得成果。”对此我深以为然，并深信不疑，且深有体会。

朱先生还对我说：“语言学者必须面向大众、融入社会，才能有出息。”朱先生是这样做的，我也要这样做。

媒体称朱先生为“武汉方言研究第一人”，我问朱先生怎样来解读。朱先生回答说：“我从小至今，一直在武汉生活、学习、工作了80多年，对武汉很熟悉，很有感情；从小就喜欢语文，在大学读的是国文专业，又被选送到语音研究班，得到丁、李两师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几位辅导员的帮助和信任，又在省里从事方言调查的培训和组织工作，华中师大让我独当一面，开方言选修课和语言学概论课，做武汉方言的研究工作；由于领导、媒体、亲友、同事的支持和帮助，我的著作一路绿灯，一批作品得以面世，尽管只是一堆萝卜白菜，却也能充数，就此浪得‘第一’的虚名。我具有比任何人都不同的得天独后的客观条件，在数量上暂时领先，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主观上更加努力，会有更好的质量。对此我只有极大的遗憾而没有丝毫的自满。一息尚存，还当努力。我更希望大家称我为‘武汉方言记录员’。”这发自肺腑的声音，令我感动，令我信服，祝先生能实现他的愿望，我也愿尽一份绵薄。

阮桂君，博士，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