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伦理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浅议

论文关键词:张岱年 伦理思想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张岱年先生的伦理思想,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就是提倡和谐统一。从提出“兼和”命题,到规范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道德行为,都在继承、改造、创新祖国丰富的伦理资源和和谐精神。他的和谐伦理思想将无疑会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学术上一贯坚持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在晚年更加注重伦理学,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文化,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综合创新之路。本文试探讨张岱年在伦理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继承中国自古有之的“和合”文化传统,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伦理问题。

一、“兼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兼和”思想。在《天人简论》中,张岱年先生提出“大化三极”,断言:“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所谓“宇宙大化”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生生不息、日新不已、永远变易的宏大流程。“极”指顶端,最高之义。“元极者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者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至极者最高的价值准则”,把哲学思维与伦理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张岱年先生在解释“元极”时肯定宇宙是物质的,“宇宙大化”是物质的发展和变化;“理极”则认为,宇宙“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曰两一,即对立而统一。凡事凡物,莫非两一。物莫不两,两莫不一。凡物皆有其两,凡两皆有其一。《易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对立而统一”;“至极”则是“最高的价值准则日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日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易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由此可见,“兼和”是在“至极”中提出的,“兼赅众异”的“兼”可释为同时涉及或具有多种事物集于一体之意。“赅”具有完全、完备之意,“众异”当然指众多的差异。这样,“兼和”的文意便可理解为众多的差异会合在一起并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和”在这里不是指单纯的“和”,而是众多差异(矛盾)的均衡、统一。“富有之谓大业”中的“富有”不是指财富,而是指事物发展的不断充实,‘旧新”指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以上引文的文意即:宇宙事物发展的最高价值准则是什么呢?就是使事物发展中众多差异(矛盾)会合在一起,并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简单说就是“兼和”,即古代谓之和,也就是事物的发展与不断革新是一以贯之的。而事物中“兼赅众异”所得的“平衡”,并非是永恒的。如果要保持其经常的平衡,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平衡,如果要保持事物发展的不断充实也只有“旧新”才能不断充实。

张岱年先生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对立与统一、斗争与和谐的关系上,己形成重统一、重和谐的传统。他提出的“兼和”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的提炼和继承。“兼和”就是统一,“兼赅众异”就是对立。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上,统一(兼和)之中存在对立(“兼赅众异”),对立(“兼赅众异”)存在于统一(“兼和”)之中。对立和统一是互相依存的,不存在没有对立的统一,也不存在没有统一的对立。他的“兼和”思想正确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兼和”思想同时也是张岱年先生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他主张,“科学的伦理学,应建立在哲学唯物主义之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是道德的性质、起源与标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在伦理学方面,大都陷人于唯心主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欠,不但要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要运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道德问题,要重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重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把伦理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兼和”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加快,政治多元化,世界各种力量搏弈加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让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平衡发展。二是我国正面临社会转型,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己超过一千美元,这是一个发展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社会的各种矛盾呈现显性状态,要求国家重建公共生活领域的秩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精神文化本身也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发生在人们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这种冲突、碰撞、磨擦,如果不注意协调,妥善解决,就会造成思想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危机。所以,我们只有在“兼和”思想的引导下,强调各种健康思想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基础上,尊重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二、改铸传统道德,构建和谐社会新道德

张岱年先生在《天人简论》中指出“道德随时代之不同而变迁,随社会生活之改易而转移。当今之世,社会生活与往昔大异,而如仍沿用旧德之目,势必无效,甚且有害。是故当审时代之需要而建立新道德。”即“拟议新德”。怎样“拟议新德”呢?他认为处在社会大变革之时,“能促成社会之前进者为道德,反之即反道德。道德之标准,以最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利益为依归。道德之基本原则是:凡合乎最广大人民之最大利益者,为之;凡违乎最广大人民之最大利益者,舍之。”第一次提出了“道德之根本准则惟一,日公而已矣。”这为我们党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铺下了厚重的精神基石。

不仅如此,张岱年先生还“拟提”具体新德为“六达德”、“六基德”。所谓“达德”者,通行于天下之美德也。即:“一公忠:爱国爱民、以群重于己,能为群忘己,必要时能为国捐躯,谓之公忠。以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大众利益而献身,谓之公。爱国不贰谓之忠”;“二任恤:努力工作负责尽职谓之任,尽力助人扶危济困谓之恤”;“三信诚:言如其实谓之信,言行一致谓之诚”;“四谦让:虚心而不自满,尊重别人的平等人格,荣利不争,享乐居后,谓之谦让”;“五廉立:严辨取舍,非力不食,非所应得,一毫不取,谓之廉。独立不倚,不恃人而食,不屈其素志,谓之立”;“六勇毅: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刚强不屈,果敢不惧,谓之勇毅”。

所谓“六基德”者,即家庭生活或日常活动的准则。“一孝亲:敬养父母谓之孝,此乃为子女者之义务。古者以顺为孝,今应改易。父母言行有是有非,是者当从,非者当劝,·一父母既老,子孙应尽赡养之责,同时应有尊敬

之意”;“二慈幼:为父母者对子女有教养之责”;“三勤劳:衣食资于劳动,事业待于思勉,……必须努力于利济群生之工作,然后不负此生”;“四节俭:人生衣食之资,无非辛苦而得者,暴珍天物,罪不可追。朴素节俭,乃为人民大众而惜物,非为一己而吝财”;“五爱护公物:爱护公共财物,注意公共卫生,维持公共秩序,此为群居必不可少之德”;“六知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有耻,能辨是非,知其非则不为之,能辨荣辱,知其辱则避免之”。

张岱年先生提出的“达德”、“基德”,本源于《中庸·治国篇》的“达德”、“达道”以规范个人对待群体的行为准则。张先生“审时代之需”,强调“道德之根本准则惟一,日公而已矣”,给予了传统观念批判和改造性的阐明。如“孝亲”,把古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批判性地修改为:“父母言行,有是有非,是者当从,非者当劝”;“父母既老,子孙应尽赡养之责,同时应有尊敬之意。如专意自私,不顾父母,父母且不顾,岂能尽心为公乎!岂能利他人乎?”以努力做好“利济群生”的工作,解释“勤劳”;以“能辨是非”、“能辨荣辱”解释“知耻”;以“为人民大众而惜物”解释“节俭”,每处都深含“公”义。回顾历史,社会风尚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面貌与走向。古人日:人心风俗,天下之大事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张岱年先生提出“六达德”、“六基德”以激浊扬清、明辨是非,引领社会新风尚,提升人们的道德标尺,与我国漫长优秀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就像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以及“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等格言一样,无疑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张岱年先生以一位学者特有的睿智敏感,继承了古代的传统美德,以警国人。今天,同志提出“八荣八耻”,更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明荣辱,分善恶,辨是非,辨美丑,实实在在,可感可触,清晰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自觉,概括了当代中国人应有的道德精神面貌。

三、继承“和”与“中”、“天人协调”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982年,张岱年先生发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四点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文中第二节阐发了“和”与“中”的内涵。他说:“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辩,‘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什么是“和同之辩”呢?据史书《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生。”“和”即和谐,“同”即两个以上的相同事物的叠加,“以它平它谓之和”,第一个“它”指此一对立面,第二个“它”指另一个对立面,“平”者“平衡”也。“以它平它谓之和”即对立面之间的平衡、统一谓之和。在这里,张岱年先生是从“兼和”之意来解释的,认为只有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才能达到“和”的境界。这是符合客观辩证法的。

“中庸”作为儒家之至德,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张岱年先生首先比较了古之学者对“中庸”一词的释义,他写道:“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诊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诊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比较符合原意的。”接着张先生认为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就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张岱年先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变革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不然会使社会陷于停顿,阻碍进步。所以,中庸思想虽然保证了事物发展的稳定性,但是却又对于事物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应以“兼和”易“中庸”,才能趋利避害,既维持事物的稳定性,又能促进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实现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才有可能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地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的各种社会动荡;才能够有利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动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天人协调”是张岱年先生《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第四节内容。天人关系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根本问题。张岱年先生认为,古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认识:一是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二是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三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认识。“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张先生认为:“天、人相互协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他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生态平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重视保护自然,治理污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前提。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己经逐步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认识、承认、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征服、改造、索取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四、旗帜鲜明,与时俱进,率先悬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国内发生严重,人心动荡,思想混乱。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扞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新的阶段。这时张岱年先生已进人毫矍之年,仍老骥伏杨,壮心不已。他旗帜鲜明,与时俱进,率先投人到第二次”文化热”的大讨论中,弘扬主旋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世界文化相遇时,存在着”两条死路“和”一条活路”:保守主义的固守传统是死路一条,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也是死路一条,只有把主体性与开放性统一在一起,综合创新,才是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惟一金光大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文化也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发展起来。”。在此阶段,张岱年先生连续发表了《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读列宁哲学笔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等等论文,重申“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 .1989年,他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旨在创新中国伦理学史,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两大焦点问题,一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即伦理学的最高问题。把中国伦理学的思潮走向区分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大派别等问题加以论述。20世纪90年代,为了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抬头的问题,张岱年先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以义导利、见利思义的传统美德,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提出:“新时代的道德原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指导之下,还应有一系列的具体的道德规范。”

张岱年先生认为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与中国传统道德有根本不同,但历史流传下来的表示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名词概念仍然可以借鉴与择取。他提出了爱国主义、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忘己济人,舍己救人为内涵和原则的“新时代道德规范”的“九德”:公忠、仁爱(任恤)、信诚、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以上“九德”,张先生作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继承、改造和新的论释,使每一项道德都包含新时代和人民的内涵,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遍道德,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公忠”,古有“尽忠报国”之训。在新时代,用来“表示爱国主义思想行动是比较合适的。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儒家的“仁”与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忘己济人、舍己救人最为接近,“仁加以新的解释,或对于‘任恤’给以明确的解释,都可以作为新时代道德的名称”;“信”,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所必须遵守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应守信。如用两字来代表,可称为信诚”;“廉耻”,“是人民群众所最重视的道德,最具有人民性,更应肯定下来”;传统道德中的“礼”的观念应取消繁文褥礼,制定简要的礼节。“礼以谦让为要,可称之为礼让”;“孝”的道德应该取消其绝对服从的意义,“发扬爱敬父母的意义。父慈子孝,仍属必需”;“勤俭”,“是几千年来人民群众所J洛守的道德,不因时代变化而改易”;“勇”,“更为新时代所必需,可称为勇敢”;“刚直之德即坚持原则而决不动摇,坚持主体的自觉性而决不屈服外力的压迫。这种刚直的品德,是新时代所必须发扬的”。张岱年先生规范新时代的道德,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推进。

张岱年先生的伦理思想,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就是提倡和谐统一。从提出“兼和”命题,到规范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道德行为,都在继承、改造、创新祖国丰富的伦理资源和和谐精神。今天,我们审时度势,正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追求新的和谐。正如同志指出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千百年来先人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张岱年先生一生宣传的和谐精神,他的和谐伦理思想将无疑会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