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尼采的伦理思想

摘要：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主义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开始了他唯意志主义的哲学之路，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在伦理学上的探索。尼采认为，道德主要有两种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本文以此为基础，探讨尼采的善与恶、良心与谴责等伦理思想。

关键词：尼采；主人道德；奴隶道德

中图分类号：B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04-02

一、历史背景与理论来源

在尼采之前，理性被奉为可靠的，相对的，感性是不可靠的。这是从古希腊到叔本华、尼采之前的欧洲哲学以来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最初形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就是美德”的口号，当将知识当做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时，理性就会被推到很高的位置，以至于认为理性是万能的了。既然如此，拥有理性就行了，人的直觉和本能这些感性的东西都没有了用处，最后被忽略、被否定了。人们一方面否定感性，认为只有摆脱感性束缚的知识才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理性为何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于是，在资本主义没落的十九世纪，被奉为神圣的理性的秩序和道德观念已经弊端辈出，与现实生活的冲突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时代提出了它的需要：对以往一切重新评价，给未来指路。

此时，尼采已经察觉到了西方文化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转折，他明确地指出当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堕落和虚无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们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被禁锢在神学的领域，变得麻木、软弱了。这一切都是理性主义传统所导致的，因此，必须批判以往那些被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传统当做真理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破除它们的权威。这样，尼采开始了他以权力意志为理论基础的伦理探究。

二、神话来源

尼采的思想，包括权利意志、价值重估以及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都源自酒神精神。酒神狄俄尼索斯，代表真实、破坏、疯狂、本能。与酒神相对的，就是太阳神阿波罗，他代表的是幻想、追求、理性、道德，是理性的向善的力量，限制人的意志自由但却不能使人完全地摆脱痛苦。酒神的放纵不羁，意味着人的一切最原始的冲动都获得解放，无原则的、无理性观念束缚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生命力。在酒神醉狂的世界中，尼采认为人性能够得到充分地表达，而且能够表露无疑。在这里，个人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能够溶为一体，这里是超越理性的世界。当人们面临痛苦与恐怖时，更应该来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醉狂世界去“完全忘记自己”，回到人性深处能够充分被表达的那个酒神世界去。

尼采认为，只有作为酒神式的人生才值得一过，人生的极境应是酒神的醉境。只有在酒神的世界里，世界万物最初的意义和伦理秩序才透露出来。这才是对生命本能的肯定，原始生命力的弘扬。尼采在他的著作《看哪这人》中说：“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作萨蹄尔，也不想当圣徒。”这里的酒色之徒是指做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弟子，是处于狂醉之下或者说生命本能洋溢状态下的人，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和本能冲动；而圣者是讽刺理性主义者。作为一个“酒色之徒”所展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和本能冲动，尼采认为都是来自于生命内那种强大的意志力量的驱使。酒神精神就是一种高度的权利感，提倡解开理性法则和宗教教条的束缚，释放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强调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两种道德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三、尼采的伦理思想

（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

尼采宣称他发现了两种主要道德类型，即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这里所谓的主人和奴隶都是比喻，并非现实社会中的贵族阶级和奴隶阶级。尼采所指的奴隶道德，就是他比作畜群的普通人、“下等人”所尊奉的道德。这些“奴隶”没有激情和活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没有愿望，更不用说实现愿望努力了。他们以功利作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将怜悯、同情、仁慈、宽恕等奉为美德；对于强者，保持着嫉妒、害怕、甚至是仇视，用奴隶自己所尊奉的道德作为对抗主人的原则，甚至将主人、强者当做恶人，排斥主人、强者。另一方面，害怕的奴隶又要求主人接受那些奴隶道德原则、抑制旺盛的生命力，去同情和爱护弱者、奴隶。奴隶这样卑微地请求主人抑制旺盛的生命力，不要去压迫、牺牲弱者和奴隶，尼采认为，这是为了消灭强弱差异，实现普遍的平等。这种奴隶道德就是源于罗马帝国奴隶的宗教――基督教。起初罗马帝国的奴隶利用基督教来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以此来为他们卑微的奴隶地位辩护，企图改善他们的地位。奴隶用由此衍生出来的道德当做工具来反对主人和强者。尼采认为这是一种破坏性的道德，它抑制了人的生命和本能的发挥，消灭人的激情，阻碍人的增长、改善和超越。

相对地，主人道德就是那些贵族老爷阶级的少数奋发有为的人、“上等人”所奉行的道德。在尼采那里，主人道德才是正道。主人道德才能将人的生命和本能充分发挥出来，才真正地将酒神精神展现出来。主人拥有用之不竭的激情，旺盛的生命力，抱持着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愿望。这是一个不被理性法则和宗教教条束缚的道德原则，是一个超越于奴隶道德原则之外的、以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标准的道德。

（二）善与恶

在奴隶道德那里，善是同情、怜悯、爱护，是出于基督教和理性派传统的奴隶道德。在主人道德那里，一切能发挥个人的内在生命力和本能去创造、改善的东西就是善。恶就是那些卑劣的、柔弱的、循规蹈矩的、没有创新精神的，或者那些乞求怜悯、同情和爱护的东西。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可以在社会里、个人身上找到这两者的交织，往往这两者的界限是被混淆的。尼采提倡主人道德，反对奴隶道德。在尼采那里，代表奴隶的普通人必须心甘情愿地任由主人宰割和支配，没有理由要求主人同情、怜悯和爱护自己。身为主人的强者应当意识到自己过于普通人的优越地位，应当充分发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本能，进行增长、改善、创造和超越，而不是为了同情普通人抑制自己的生命力和本能。

显然，尼采是将善与恶跟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联系起来看待的。在不同类型族群里，就会有不同的善与恶。相较于过去单向性的基督教和理性派的道德，尼采看到了道德的相对性。主人道德的善对于奴隶来说就是恶，就是不道德；奴隶道德的善对于主人来说就是一种破坏性的道德，是一种恶。这两种道德的不同之处首先源自于双方获得价值观念的不同方式上。奴隶在与主人的关系中，无论是地位还是生命本能都是出于劣势，心中充满对主人的仇恨。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为了宣泄这种仇恨，奴隶只能在思想中否定主人，将主人的行为标上“恶”的标签，然后理所当然地借助上帝的名义、把自己的行为叫做“善”。于是奴隶道德的善恶就形成了。

奴隶道德这种对照他人行为和价值而形成的价值观，实际上来时离不开主人。没有了主人的行为和价值标准，奴隶没有了对照，也就没有了自己本来的善恶。奴隶道德就像是镜子里的影子，没有了主人，也没有没有了自己。换句话说，奴隶道德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否定主人道德。

主人道德就不一样了。主人总是从自身出发，以自己作为标准。他们不是先参照他们的敌人，然后才分辨善恶的，而是以自己来为事物立法，他们自信满满地按照自己的感觉宣布善恶。并且，“高尚者……他预先自发地从自身设想出‘好’的基本概念，而且也是由此创造了‘坏’的表象！”在主人那里，“善”是本能的发挥、创造，“恶”则是一种异化，一种由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但却对人自身起着主宰作用的东西。主人眼里的善人就是奴隶眼中的恶人。

（三）良心的谴责

良心谴责，在尼采那里另有一番的见解。良心并非基督教所言人心中的上帝之音，它只是一种转向人自身的本能。尼采认为，这种良心谴责是一种负罪，源于“欠债“这个概念。债务人出于不能还清欠债，他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债权人进行补偿，献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妻子、甚至是自己的自由等等。这样一来，债权人就拥有了债务人所放弃的自己身体、妻子或者自由的权利，无形中形成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关系，债权人对债务人处于支配地位，有支配权利。向没有权利的人行使权利，就是主人对奴隶、强者对弱者权力意志的扩张和剥夺。这种权力意志的扩张和剥夺而带来的，使得债权人得到作为“上等人”的满足。尼采指出，“债权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下和卑贱，他就越是过高地看待这样的满足，他很容易把它看作最可口的食物，甚至把它看作是预先享受上等人的生活。”即使是债权已经转移到更为上等的人手里，自己已经不能对债务人进行“惩罚”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从观看这个债务人被蔑视中，分享到了对他人实施折磨的权利和。给人以制造痛苦，并从中获取，这是人尤其是奴隶，生来的一种残酷本能。一旦这种残酷本能不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例如遇到没有理性、没有顾忌、不用契约的人，奴隶就将这种制造痛苦、获得的残酷本能从原本的向外慢慢转向内心，为自己制造痛苦，于是良心谴责就应运而生了。良心谴责就这样产生于制造痛苦的本能，不能虐待别人，只能虐待自己。于是奴隶将自己看成了债务人，自己制造对自己的惩罚了。可是，谁是这个契约关系的债权人呢？那就是祖先。因为人生来就有原罪，正是由于祖先的牺牲和成就，他们才能够得以延续。这就是基督教和理性派传统的奴隶道德。所以良心谴责说到底还是奴隶的道德。

四、结语

尼采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思想在当时无疑是一枚铁锤，重击基督教提倡的一切道德和价值。这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尼采指出，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和良心谴责，事实上是弱者的道德，是弱者自己编织的负罪的幻象。尼采看来，那是一种空前的意志错乱。而基督教道德家如同蚊子，传播被尼采视为疾病的基督教道德。

然而，尼采这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理论中，他的贵族特权阶级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不管尼采本人的立意如何，他的这种伦理学理论都极其容易被当做特权阶级的弓箭，来反对广大人民群众，就如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特权阶级所做的一样。

参考文献：

[1]谢迪坤、宋祖良、程志民译.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2]田立年译.尼采文集―曙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3]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