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开皇乐议”

摘要:“开皇乐议”是隋唐时期的一次有关如何对待外来音乐文化的辩论,对当今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联系的观点,对这一事件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以期对其进行宏观、有机地把握。

关键词:开皇乐议;内容;实质;影响

一、“开皇乐议”产生的背景

“开皇乐议”于隋代开皇年间召开,它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是时展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民族迁徙直接导致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频繁接触与交往,这为音乐文化的大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周边国家的歌舞伎乐,如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疏勒乐等纷纷融入中原音乐文化;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也在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原,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等,并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西域的音乐理论、乐人也在文化交融中进入中原。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为其后隋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时期,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以及统治者开明的政策为音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西域乐舞成为隋代燕乐的主体。隋初燕乐发展迅速,“开皇(隋文帝年号,581-600年)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①至隋炀帝,在七部乐基础上增加了“康国”“疏勒”,扩充为“九部乐”。隋“七部乐”“九部乐”的建立,为隋唐音乐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较之隋初燕乐的迅速确立,雅乐的确立显得尤为犹豫。隋初,一直沿用北周雅乐,北周雅乐吸收了汉族和其它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成分,统治者对于雅乐的音乐成分与乐调已不是很重视,而更加注意的是它的政治功能。雅乐昔日的辉煌至隋唐时早已消失殆尽。然而,雅乐作为中国音乐的一种历史文化类型,却始终依伴于宫廷。在统治者眼中,雅乐沟通“天、地、人”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仍旧发挥着“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的社会功能。因此,隋文帝杨坚在建朝之初就开始召集群臣商讨如何确立雅乐,由此便召开了“开皇乐议”。

二、“开皇乐议”的基本内容

隋初,太常寺的雅乐混杂了许多西域歌舞的成分,为了在礼乐制度上恢复“华夏正统”,隋文帝下诏要求精通音乐的人士集合于尚书省,专门讨论制定雅乐之事,于是展开了一场有关音乐文化的争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乐议”。

(一) 争议的原因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②

从上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开皇乐议争论的原因:

第一,北周雅乐杂用胡乐,不符合雅乐的传统

雅乐是产生于西周的一种用以维护国家政权的礼乐制度,从民族和国家外部来看,它是文明之邦的象征;从皇族宫廷生活方面来看,它是一种礼仪规范;从社会统治方面来看,它宣扬统治集团功绩,是一种强化皇权统治制度的手段;“从宗教意识方面来看,它又具有明显的神学观念”③,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到南北朝时期的雅乐音调实质上包括:中原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歌舞与历代流行的雅乐,可谓胡戎混杂,与之前的典雅纯正存在较大差别。

第二,至开皇七年,乐府雅乐仍歌北周功德,这与雅乐本应具有的政治意义不相符

隋文帝从北周政治中篡权夺位,宫廷雅乐仍停留在北周时期,跟不上时代的更替与发展,这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历史原因,也与隋文帝本身的文化与思想有关。杨坚本是汉族后裔,但从祖先杨元寿任北魏武川镇司马起,开始了杨氏家族在北方鲜卑族政权下的任官,妻子是鲜卑贵族女子,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之间的融合。杨坚虽然是一位政治家,但是对汉族文化的认识有限,“素无学术”“不悦诗书”,所以杨坚面对颜之推的上书反问道:“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④

第三,乐学和乐律学方面出现混乱

这是胡汉音乐并用所产生的结果,主要是音阶和宫调上的混乱。由于中外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使得隋初雅乐在基本乐理和音乐文化观念上不能统一。

(二)“开皇乐议”的参与者

开皇乐议涉及的人很多,他们为修正雅乐,长期争议,互相排斥。其中,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郑译、苏威、苏夔、何妥,他们均代表了不同的地位、阶层和政治势力。

郑译,出身于北朝世代官僚家庭,是典型的高干子弟。他颇有学识、兼知音律、善骑射,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在“开皇乐议”过程中,郑译提出了七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宫调体系方案,并且详细介绍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并为此还写了二十多篇文章予以说明,期望得到朝廷的采纳。

苏夔为苏威之子。苏威,隋代宰相,很有才能,隋初便受到隋文帝的重用,一度曾身兼五职,后来辅佐隋文帝管理朝政。苏威的这一地位,为儿子苏夔参与“开皇乐议”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由于苏威在朝执政,朝中大臣多慑于他的权势,多依附于苏夔,致使议乐过程中结成朋党。苏夔提倡使用“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⑤的“六十调”理论,反对郑译的“八十四调”。

何妥出身于商贾之家,年少时曾学习声律,好读书,隋初为国子博士。开皇年间为太常卿,经常向文帝奏议,善于讨论前代故事,但很少有个人的见解。何妥性情急躁,喜欢评辩他人是非,与苏威、苏夔父子不和。隋文帝命何妥参与制定雅乐,他竭力抵制郑译提出的“十二律旋相为宫”的理论主张,反对使用七调,主张只用“黄钟一宫”。隋文帝是一个极度迷信的皇帝,何妥正好抓住了他的这一弱点,在他面前阿谀奉承,说“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也”⑥,这正符合隋文帝的符瑞思想。

(三)“开皇乐议”的结果

在开皇乐议过程中,郑译提出了七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理论,期望得到朝廷的采纳。苏威之子苏夔反对郑译的主张,认为传统乐调每宫只用五种调式,即:宫、商、角、徵、羽。由于苏威在朝中威望颇高,朝中大臣畏惧于苏威的权势,因此大多赞同苏夔的观点。后来,由于苏威在政治上受挫,加上被何妥弹劾有“朋党”之嫌,苏威、苏夔及其朋党受到处罚,其音乐理论也没有得到实行。

何妥也竭力抵毁郑译的主张,坚持只采用民间的“清商三调”。何妥害怕其他人的主张被采纳对自己不利,抢先搞了一次试奏,只用黄钟一调,并宣称黄钟之音象征着皇帝的德行,以此来讨好隋文帝,并趁机建议使用“黄钟一宫”,其它宫调弃之不用,这一主张得到隋文帝的大加赞赏,此后,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也就无人理睬了。

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朝陈国,重新获得了保存在南方的传统古乐。牛弘上奏隋文帝,认为新得到的陈国音乐是正统的古乐,请求整理使用,未得到隋文帝的赞同,后设清商署对雅乐的演奏加以管理。牛弘又根据郑译原先的建议,请求恢复使用古代的“五音六律,旋相为宫”之法,隋文帝却不许做旋宫之乐,仅作黄钟一宫。

因此,隋代的雅乐只采用了何妥的“黄钟一宫”,后来旧乐工换尽时,演奏雅乐的只会奏黄钟宫调,连转调都不会了。

三、“开皇乐议”争论的实质及对隋代雅乐的影响

“开皇乐议”目的是制定雅乐,在礼乐制度上恢复“华夏正统”的地位,在“乐议”过程中,曾出现以郑译、苏威、苏夔、何妥为代表的各个派别的争论,其背后隐藏着多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雅乐所持的不同态度,这也揭示了乐议争论的实质问题。

(一)“开皇乐议”争论的实质

开皇乐议以讨论隋代雅乐开始,却以一场告终。“开皇乐议”争论的实质,就是在音乐领域内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封建最高统治者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号召,采用陈朝古乐,废弃杂有塞外之音的北周雅乐,甚至不惜否定古代乐律理论中的旋宫转调,这种陈腐观念和愚昧无知使得隋代雅乐日趋没落。在“乐议”过程中,隋代音乐界“各立朋党”,也反映了对待外来文化的种种不同观点。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是非混乱、勾心斗角,使得真正精通音乐的人士备受摧残。

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大量的西域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传入我国,与我国固有的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了目前的传统音乐。然而多种不同风格音乐文化的融合并非易事,也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多经历了碰撞、并列到再相容的渐变过程。隋初开皇乐议所争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是体现了当时中原旧乐与西域胡乐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反映了音乐风格方面的问题,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雅乐的不同认识及音乐观念等。

(二)对隋代雅乐的影响

隋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提出要用不同于梁朝的雅乐,但新的雅乐应该是什么样子,意见并不统一。那些负责创制和运用雅乐的官吏们,比较排斥当时汉族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外来音乐。他们脱离了当前的民间音乐传统,主观地对自己想象出来的所谓“古乐”,在政治上给以极高的地位。尽管如此,雅乐的衰微却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开皇乐议”作为一场有关隋代雅乐的辩论,对隋代的雅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隋朝的雅乐再也不会旋宫转调了,仅用黄钟一调,致使雅乐进一步走向没落。

有少数人将这次音乐上的大辩论政治化,趁机林立朋党,攻击对方。因此“开皇乐议”历时十几年,结果并没有对雅乐起到积极作用,却以一场宣告结束。如郑译、苏威、苏夔等真正懂音乐的人的高见并没有被采纳,而何妥的“黄钟一宫”却成为隋代雅乐的理论基础,致使雅乐走向衰微。

四、结语

“开皇乐议”是隋唐时期的一次有关音乐中西关系的大辩论,其反映的内容对我国雅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开皇乐议”的最终结果是采用何妥的“黄钟一宫”,从此隋代雅乐再也不会旋宫转调,这加速了雅乐的衰落。在乐议过程中,出现了各个派别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对中西音乐所持的不同观点。史料中保存的郑译的“八十四调”,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等,对于研究古代的乐律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音乐研究不仅仅是乐律研究或是乐调研究,因为音乐本身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透过隋初的“开皇乐议”,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面貌,从而能更好地去认识这个时代,更好地把握这个事件。在今天,如何去看待外来音乐文化,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固守传统,盲目排外,会导致音乐文化的发展失去活力;盲目崇外,丢掉传统,则会导致音乐文化民族性的丧失。因此,“开皇乐议”这场音乐争论,对于当今音乐文化发展应何去何从的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57.

②郑祖襄.开皇乐译中的是是非非及其它[J].《中国音乐学》,2001(04):108.

③郑祖襄.开皇乐议中的是是非非及其它[J].《中国音乐学》,2001(04):107.

④郑祖襄.开皇乐议中的是是非非及其它[J].《中国音乐学》,2001(04):109.

⑤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68.

⑥李石根.隋代的一次声律学大辩论[J].《交响》,2001(01):6.

参考文献:

[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3]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5]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6]蒋菁,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8]梁茂春,刘秉义.中国音乐通史教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9]赵小鹏.何妥知乐辩[J].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6,(01).

[10]郑祖襄.开皇乐议中的是是非非及其它[J].中《国音乐学》,2001,(04).

[11]李石根.隋代的一次声律学大辩论[J].《交响》,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