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合一的赵树理

摘 要:既拥有读者,又远离“庸俗、低俗和媚俗”――“三俗”,是文艺创作的难题。作为雅俗合一型的赵树理小说艺术,与纯粹雅化型的鲁迅小说艺术、化俗为雅型的郁达夫小说艺术、脱俗求雅型的施蛰存小说艺术、以俗写雅型的张爱玲小说艺术有别。赵树理的以读者为中心的艺术选择,赢得了读者,同时又避开了“三俗”的陷阱。在呼唤反“庸俗、低俗和媚俗”的今天,赵树理那种雅俗合一的创作艺术,别有一种新的启示。

关键词:赵树理;艺术创作;雅俗合一;文艺思想;典型类型;认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How to Integrate Refinement and Popularity: Also on ZHAO Shu-li's Literature Creation

WU Xiu-liang

如果从现代雅俗小说艺术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角度观察,鲁迅以其高深的现代思想文化艺术修养突破通俗流行风格的桎梏,从而以纯粹雅化的方式,宣告现代中国高雅小说的诞生。这种几乎纯粹以作者为中心的具有诗化、哲理化、散文化和抒情性的小说,在“五四”后随着文化市场的逐步介入及社会重心由文化启蒙走向变革实践的转移,渐渐地发生向以读者为中心的倾斜和转移。其中,由于文化市场的作用,小说中的拟想读者越来越向城市市民倾斜,从而产生了脱俗求雅的施蛰存和以俗写雅的张爱玲。

对于“五四”后即使无意与文化市场纠缠的坚持雅化探索的“自由式”写作作家来说,如果说此前的“五四”作家尚存鲁迅式的几乎可以完全超越现代通俗小说流行风格的纯粹雅化之作,那么此后的作家却几乎做不到。小说的雅化探索,实在无法完全忽视通俗形式和读者趣味的存在和压力。从20世纪20年代末茅盾写作《蚀》三部曲,到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李人的《死水微澜》等作品,几乎都可以发现其对通俗形式的化用,特别是对浪漫爱情传奇模式及三角恋爱模式别出心裁地改造,使之化俗为雅。“五四”后还有另一种雅俗创作方式。

随着社会重心由个性解放向社会解放的“方向转换”,迫切要求文学家为动员民众而参与其中,并须更多考虑拟想读者的阅读水平与欣赏习惯。作家创作视线由此相应地、由以作者为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转换,并直接催化着小说创作的雅俗变迁。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短裤党》等小说已初露端倪。30年代文学“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开始探索,并因40年代前后民族战争的风云突起迅速强化。它要求叙述话语相对集中于民众关心的现实中心话题上;形式上,小说创作进一步将30年代悬而未决的“大众化”问题明确清晰地向民众熟悉的“民族形式”之路上靠拢[1]。民众――作为主要拟想读者受到格外关注,并深刻地影响到创作上。赵树理的小说,其实就是这条道路在创作上的典型代表与成熟果实。

因此,分析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雅俗特征,作为一个历史类型,还是具有新的历史认识的价值。那么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雅俗特征是什么呢?这,还得从赵树理文章作品分析起。

一、在雅与俗之间的选择:赵树理的艺术趣味及其形成分析1936年2月,赵树理以“常哉”的笔名发表了《雅的末运》一文,鲜明地亮出了其艺术“趣味”:“士大夫们的雅化境,只好让从前的士大夫独步了吧!我们既不生于当时,又非此家子弟,愧不能接受那种优美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牺牲一点清福先来应付一下时代的俗务。俗务中需要的是‘热’――每一个刺激来了都给它一个适当的反应,感觉灵敏的要负刺激之责,使自己感到刺激,别人也能感到……不是飞机到头上来还要在化境中养神”[2]。

同样,他又写了《打倒汉奸》一剧,该剧末他特地加上一则附言:“为了使多数的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故不负丝毫‘文字’教育之责。本此:不分‘的’‘底’‘地’。不以拉丁化不来的字。不用一个‘新’词及‘雅’词。不去掉也不纠正‘不关重要的旧意识’――如‘五法’之类。”[3]这两段文字,作为他创作或成名前的文学趣味流露,首先反映了赵树理早期文学观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既不同于“古雅”艺术,也有别于“新雅”艺术,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赵树理与“洋”味艺术隔膜也甚深。这说明,赵树理早期在面对中西艺术传统时,对古代士人文化文学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人文化文学传统及西洋文化文学自觉不自觉地作了不同的趋避,他要从另一传统中闯荡一条新路。那么,这个传统又是什么呢?在30年代,赵树理有两个较重要的叙事作品,一是作于1935年的小说《盘龙峪》。该作品开头几段这样写道:“没有进过山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俗。盘龙峪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山地方了:……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这是一个以说书口吻,写现实生活故事的作品,除开头作叙述介绍外,其余基本上是作品中的叙述人物间的对话。承续的是传统白话小说以言行表现人物性格的路子。另一个作品就是《打倒汉奸》。这个作品的标题下有一个说明:“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事实上基本上是人物间对话的展开。赵树理本人则把它称作“书帽体”,它原是山西东南部说鼓词艺人们放在正书之前的开场闲话之一种,当属民间曲艺这一民间俗文化之一种。因此,无论从其创作实践抑或从其理论观点表述来看,赵树理在距其成名七八年前就曾尝试走以民间俗文化艺术样式为主的路子。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赵树理“出生于农村,对民间的戏剧、秧歌、小调等流行的简单艺术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4],就使他走上这一条路,这并不完全确切。事实上,正如董大中先生指出的那样,赵树理在1934年前创作上曾有过一个“试验、探索”的阶段。他一度还深受鲁迅及“左联”的影响[5]。赵树理本人也说,“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4]。

这说明他对“五四”新文艺传统并非非常陌生。而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4],显然还基于他当时理论上的某种自觉。一是“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6]。二是强调文艺的实用性,即他自己说的“过分强调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4]。三是强调创作应充分考虑接受对象小说特征的文艺观。他强调“小说创作应时刻想到读者”,“照顾农民读者”[7],而在战争状态下,当时他所在地区读者主体正是识字的农民。因此,这一文艺接受者特点也驱使他在创作上作出反应,选择其创作中拟想读者所乐于欣赏的民间俗文化艺术趣味和形式。不过,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及“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则为其文艺观的定型起了最终的决定作用。就在创作《小二黑结婚》之前的几年,赵树理参加过抗日宣传工作,与部队政治文化工作有过接触,并一度专搞通俗文艺,主编通俗报纸,可以说,当时他已充分认识战争文化状态下,时代对于艺术的要求和规约。一度影响过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因与当时现实需求相当吻合,从而使他更为推崇,并将“左联”几乎尚未在创作上完全实现的“大众化”之路,定位于以民间俗文化艺术为主的形式趣味的择取上。这种形式趣味一旦成熟定型,并与其丰富的创作生活基础相结合,就结成了一颗成熟的“大众化”果实――《小二黑结婚》。

二、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创作艺术雅俗合一模式的内涵

《小二黑结婚》的主叙述框架是传统戏曲小说的路子。作品这样开头:“刘家峡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叙述者完全以给农民讲故事的形式出现。叙述话语充满了“说话者”的神情语态,显然,叙述者已不再是“五四”新文学中那种居高临下的沉思者,而仅仅是民间生活的观察者与讲述者。不过,民间有民间的眼光,民间有民间的价值评判。它既与精英文化的批评式观照相别,有时也与“政策”文化的演绎图解存异,因而获得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如作品在写到“金旺兄弟”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提起金旺来,刘家峡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从民间眼光看,这对兄弟无疑是坏得透顶,简直没一点好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担任村干部呢?作品又这样写:“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刘家峡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到刘家峡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这里叙述者既隐含着关于农民对政权心存疑惑心理的描写,也有对政权建立过程中存在某种疏忽的叙述。仅仅是“叙述”,而不能说是批判,但也不是完全顺从,它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评判。不过,这仍然是有限的。在小说结尾,当小二黑和小芹的婚恋遇到金旺、兴旺的破坏时,他们的关系似乎不能自己决定和斗争,而是要依赖于政权,并且,在政权支持下终于取得成功。本来,在小说的真实素材中,这是一出爱情悲剧,男主人公曾被打致死。但在小说中,作者运用传统俗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手法作了喜剧性处理,使一点民间独到的观察,最终又被整体上的对主流文化的顺从规范所冲淡和掩盖。不仅是叙述格局和叙述者倾向,即使是叙述的过渡,话语也对传统俗文学有深刻的承继。在第二节结束,引出第三节时,作品这样写:“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在第四节开头,作品又这样写:“提起金旺来,刘家峡没有人不恨他,……”这些叙述者的干预评论,一开始就交待了故事的实质,它通过对叙述流程的中断,使“听者”明白另一故事的开始,这已更进一步说明了作品叙述者的“说话者”神态。以传统俗文学的叙述模式,讲述一个现代社会新生活的故事,是《小二黑结婚》的一个基本特点。只不过,所叙述的新生活内容是正经的,叙述者的倾向和动机是严肃的,但所采用的形式又较多是通俗的,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创作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在思想内容方面,赵树理小说事实上有两种文化内容。即如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对恶霸把持村政权的原因叙述及使政权变质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他个人观察与发现的“问题”,这也是这篇作品写作的主要起因之一。

因此,作品有两种文化成分,一是与政策文化相一致的、与世俗社会准则相协调的文化内容,显示出“俗”的一面;一是他作为农村民间文化艺人独到观察与发现的文化内容,相对来说具有更多创造与让人思考的“雅”意;不过,后者是作为对前者的讽劝意义而存在的,两者不仅不呈对抗关系,相反,后者还为前者作补充,因而在本质上,又是协调的,总的来说,“雅”“俗”两种成分是合二为一的东西,都为同一个严肃的主题服务。这,也是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创作模式的又一特征。

此外,在艺术形式方面,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创作模式的特征在于“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6]。赵树理小说以民间俗文艺叙述获得了走向“大众化”之路的形式效果,同时又以自己一定范围内的创新使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如果说前者表现为“俗”的承续,那么后者则表现为“雅”的创造。他的小说的“雅”的创造,一是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独具一格;二是对民间俗文艺形式融汇贯通的综合化用。即如《小二黑结婚》,作品那套幽默简洁、传神生动的叙述语言,处处显示出对民间俗文艺表现力的熟练掌握。这一点,在现代小说史上恐怕无人能及。如《小二黑结婚》,从人物角色安排,到叙述时空处理,再到故事叙述节奏和审美情趣表达,无不巧妙化用传统民间戏曲评书鼓词等相应的一套技巧。这种出神入化的“现代”运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使小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陌生化效果,并能以整体上的“俗”化叙述相融合,达到雅俗合一的境地。

三、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模式的艺术意义

赵树理小说的雅俗合一模式历史地看具有独特的创造。他显然不同于上个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在小说中夹杂大量“新”词、“雅”词,使精英文化的思想与俗文化艺术的形式不相协调,令人难以卒读。他也不同于“革命文学”派的蒋光慈,让浪漫谛克激情与市民文学的通俗模式相嫁接,造成虚幻空洞的文学接受印象。甚至,他也不同于“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努力,在小说实践上,左翼文学虽然存在走向“大众”的形式追求,但它基本未敢将拟想读者彻底移向以“农民”为主的等“大众”阶层;在叙述的视角上,仍基本以作者为中心。这正是左翼文学的尴尬处――叙述者始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徘徊并游移不定。赵树理则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他的作品的叙述重心是以读者为中心的,以读者喜爱的形式写读者熟悉的内容,从而赢得形式内容的和谐;不过,赵树理并未真正将自己摆到与读者(主要是识字的农民)同一水平线上,无论在思想抑或形式上,他又稍高出一筹,只不过,在文本中这种属于“自己”的发现与创造部分,又与接受者的“共识”与“共赏”内容和谐融合而已,从而容易达到“劝人”的目的。这种雅俗合一模式的创造,确立了满足当时社会变革实践所期待的那种艺术的成熟范式。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模式的出现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不同于纯粹雅化的鲁迅。从艺术的雅俗化角度看,鲁迅小说无疑是属于纯粹雅化的那一类。他作品中的叙述者往往站在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精英者立场,对迫害新式知识精英的伪道学家与权贵的浅薄予以否定,对“愚弱”国民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清醒的知识精英上下求索的寂寞、迷茫和忧患予以深刻同情,从而表达了在“愚弱的国民”占多数的国度里,“新的生命”诞生的必要与艰难主题。这种大雅者的叙述立场决定其小说创作与“俗”的成分相离,艺术上走向纯粹雅化的一路[8]。

他也不同于郁达夫。郁达夫的方式是,及时地以化俗为雅的创作方式获得艺术创造工程的实现。即通过对“才子佳人”传统叙事模式的现代转换,主叙述框架部分地满足当时追求“自由恋爱”的“新青年”的阅读心理需求,同时,又在叙述中始终坚持自己个性化、文人化独特的思考与表现。哲理化、散文化、诗化以及心理化、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处处见出自我表现的鲜明印记――那显然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

他也不同于俗中见雅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的“俗”,表现在写“俗”、近“俗”、通“俗”的三位一体。即写城市市民大众生活,近于城市通俗文学的叙事框架,主要流行于城市大众阶层。

张爱玲小说的“雅”,首先是她作品处处流露的作者独到的现代文人意识。她的作品,没有传统俗文学“保守旧道德”的旧文人意识,却处处显示现代文人独到的观察与描写。其次是个人性情的触入。当她为城市“大众”叙述一个个亲情与恋情相互交织的感伤故事时,她情不自禁地又把自己的性情融入其中,把作者自己苍凉的情绪体验写得满纸兼是。再次是其精致幽雅的艺术描写。那支刻画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灵巧的笔,具有多愁善感女性的细致,也有传统书画家白描的功力,还有心理学家对人性心理认识的深刻。她写“俗”、近“俗”而通于“俗”,同时又“俗”不伤“雅”,“俗”中见“雅”。显然,张爱玲作品做到了向城市市民读者阅读习惯的倾斜,但没有以他们为中心,骨子里处处显露作者独特的影子。

赵树理在处理作者与读者关系上,显然比上述作家更加主动自觉地向着读者方面倾斜,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明确地进行着以读者为中心的小说叙事。唯其如此,他的作品在当时赢得了广大的特定的读者群。他几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大众化”命题作了回答,而且,比其他人显得更为成功。历史地看,《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作品仍然能够在小说史上书上一笔。因此,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雅俗合一模式,显然是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在一个写作必须向最广大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读者群靠拢的历史语境下,赵树理的创作几乎做到了难以企及。

四、赵树理小说雅俗合一模式的文化启示

雅俗合一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其认识意义显然还超越了文学层面。20世纪以来,中国的“民众”问题,一直处于政治、经济与历史等诸问题的中心。如何教化“民众”发动民众更好地参与变革,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在文化领域,也存在着民众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命题。而且,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和更为长久的历史命题。人多地广、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生活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的固执的观念,都阻碍着这个命题的充分解决。其中,文学在参与民众教化与民众启蒙的同时,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处境。一方面,在启蒙民众的过程中,启蒙者必须具有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和高超的文艺才能;另一方面又须时时顾及受启蒙者的接受能力与欣赏习惯。是以前者为主还是以后者为主,往往决定着文学发展雅俗之路的展开。

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一直处于探索的境地。最初的梁启超们,采用新旧折衷的办法,以旧的形式承载新的思想,结果矛盾百出,其读者仍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识的一群,“新民”之功远未奏效,而且还导致了艺术的失败。“五四”时期,雅俗文学分流共存,但其影响仍限于都市的精英与大众,至于民间农村的民众,则仍影响有限。在这一点上,赵树理的探索无论如何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尽管人们对赵树理的关注经历了从热闹到冷清的转变,但是,当我们把时间拉长,再度回味赵树理雅俗合一模式时,仍然会有启示。20世纪中国小说那种欧化与古雅的雅化作品,客观上拉开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20世纪后面20年所谓“新时期”中国小说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很好解决。文学艺术的边缘化与读者的离去是分不开的。读者的重要性,几乎决定艺术的生死存亡。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的俗中见雅和赵树理的雅俗合一,那种向着读者的倾斜的写作姿态,是值得研究借鉴的。

另外,赵树理那种新的“民间”俗文艺视角的切入,由于有背后的相应的本土文化支撑,有时容易获得本土的认同,从而容易获得地域和本土读者的共鸣。“民间”作为一种新视角,也给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生活的方式。如果,这种视角加上作家的提炼和人文提升,成为类似于赵树理雅俗合一式的创作,作为多元创作模式之一种,或许还有探索的余地。至少,如果避免作品对时势问题过于切近的关注,而把更多笔墨花在“民间”的发现上,这种创作其实还有发展的空间和魅力。在强调读者回归、文化多样性、艺术丰富多彩、原生态文明传承的今天,在强调反“庸俗、通俗和媚俗”的当下,赵树理那种独特的雅俗合一艺术风貌,本身可以看作多样性艺术之一种,具备新的审美认识价值和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秀亮.现代雅俗小说艺术的相互影响与交流[J].文学评论,1997,(04).

[2]赵树理.雅的末运[A].赵树理文集续编[C].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3]赵树理.打倒汉奸[A].赵树理文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赵树理.加快历史,认识自己[A].赵树理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董大中.编者的话[A].赵树理文集续编[C].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6]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A].周扬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1.

[7]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N].广西日报,1962-11-13.

[8]吴秀亮.纯粹雅化的鲁迅[J].江苏社会科学,2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