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产学研联合推动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在我国产业亟待由加工制造向自主研发转变的今天，增强产学研联合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已越发重要。但即使是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面临“欧洲悖论”困境。通过对产学研联合的本质特征及其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发展、驱动力和壁垒以及推动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对我国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产学研联合；推动机制；驱动力；壁垒；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4―0063―08

一、引言

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甚至国家之间已经进入超竞争(hypercompetition)时代的今天，产学研联合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途径，其联合的深度与水平，更是决定一个国家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依赖资源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模式，一方面要受制于掌握关键技术、营销环节的跨国公司，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开始面临越南、印度等要素成本更低国家的国际竞争压力，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这就迫使我国企业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而在最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产学研联合所具有的资源互补、价值整合、开放创新、规模经济等效应，更成为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途径。为此，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谚别强调，要以产学研联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但从实际来看，我国的产学研联合存在诸多需要突破的瓶颈。据《2007年北京高校技术转移统计报告》显示，即使名校最云集的北京，其高校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北京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也只有1.53％。足见我国产学研联合的水平还很低。

然而，如何强化和提高产学研的联合水平，不仅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而且也是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需要解决的难题。目前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思的“欧洲悖论”

(EuropeanParadox)，就是指在欧洲出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高水平研究与它们对产业创新的贡献低水平之间的不对称现象。为此，对“欧洲悖论”现象以及背后的决定因素、如何推动产学研联合等问题，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推动机制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加强产学研联合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应对国际竞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产学研联合的本质特征及西方国家实践考察

(一)产学研联合的本质特征

在创新“线性模型”

(Linear Model)中，产业创新就是“基础研究一应用研究一发展一商业化”的过程。根据该传统的观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属于独立于技术发展的上游，即其强调的是技术知识从高校或科研机构向企业的转移。由此，对产学研联合水平低的问题，矛头往往直指高校和科研机构。如美国高校就曾经因为技术知识转移到私营应用部门的水平低而受到批评。但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和发展起来的“互动模型”

(Interactive Model)表明，创新是一个互动过程，有的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引领新技术发展，有的则是先前的技术发展或用户反馈引发出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cohen et al，2002)。产学研联合扩大了企业知识存量，为其输送最新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同时，企业所提供和反馈的知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也是一种互补资源。研究表明，产学研联合对提高学术研究团队的绩效有积极作用(Van Looy et al，2004)，并为发展和检验理论、培训和安置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cyert et al，1997)。为此，Debackere等人(2005)认为，产学研联合是创新体系的知识分配势力(Knowledge Distribution Power)视角的核心问题，是旨在知识和技术交换的产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各种互动。可见，产学研联合提供了知识有效转移、资源交换和组织学习的可能，它并不只是技术知识从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企业的单向转移，合作过程所创造的新知识和技术以及企业的知识也在不断地往高校和科研机构转移。产学研之间研究的互补性是它们合作的重要基础，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促进彼此长期联合。

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在产品市场上不是直接的竞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作的利益被偷偷挪用；而且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性质不同也为它们之间的联合提供了条件。根据熊彼特把创新源分为技术和市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多数是技术推动型(Technology-push)，企业的应用研究则是市场拉动型(Demand-pull)。Lee等人(2006)分析认为，市场拉动型创新强调消费者和市场的作用，往往要求合作者间的联系比较紧密；而技术推动型创新面临相对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创新者间的联系相对比较松散。他们认为，通过合作、共享信息，能规避创新活动的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而且它们之间的合作，在Arranz等人(2007)看来，也将有助于技术聚合(TechnologicalConvergence)。Mora-Valentin等人(2004)进一步总结指出，产学研联合通过联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产生协同并提高合作方的经济和技术潜能，从而最终提高国家竞争力。可见，产学研联合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创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理论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的知识深化和知识产业化的过程，更是产学研之间互惠共进、不断创造新技术知识并满足市场的互动过程。

(二)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发展的实践考察

对产学研联合实践的考察，往往是产学研联合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此，不少案例或实证研究利用各种计量指标，从多方面考察了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水平。

目前在美国所有研究合作中，有高校参与的只有15％(Hall et al，2001)。根据社会创新调查数据，2000年欧洲国家只有不到10％的创新企业与高校有合作协议：比利时9％，法国7.7％，德国7.8％，奥地利8.6％，意大利2.3％，西班牙5％，荷兰5.2％，瑞典13.5％，芬兰28.2％(Veugelers etal，2005)。除了芬兰比值相对高一些，多数西方国家的产学研联合水平都很低。

从行业分布来看，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主要集中于生物、医药、信息、新材料等特定行业内。对2000年7个欧洲国家食品、化学(不包括制药)、通讯设备、通信服务、计算机服务5个行业的中小企业调查数据发现，企业与高校或研究机构R&D合作项目数量主要集中在0―3个区间内，平均值只有1.6个(Fontana et al，2006)。对美国医药、装备制造等7个高技术行业的调查分析发现，企业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中，离不开学术研究成果和获得学术研究成果辅助的企业数比重、销售和成本节约额、比重，从1975―1985年到1986―1994年间不同行业多数指标值有不同程度的增大，但总体还

是偏小。而且调查发现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时滞期虽也有所降低，但平均值还大约为6年。

从产学研联合模式来看，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主要通过非正式方式，企业获得研究机构成果的渠道更主要是其出版物、讨论会、非正式交互，而不是技术许可、共担风险等方式。Mansfied(1995)分析了美国一些重点高校研究成果被引用数量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比例，以及研究成果被引用的高校的研究经费来自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企业的情况。其研究表明，成果被引用的高校的研究经费来自企业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比70年代明显提高。tnlHenderson等人(1998)分析了美国高校专利被引用情况，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专利被引用率要高于其他专利，但近年来高校专利被引用率不再明显高于其他专利。Verbeek等人(2002)则从企业人手，分析了美国企业专利中参考高校或科研机构出版物的引用数量，该指标表明尽管这种引用主要发生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内，但在20世纪90年代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数量几乎翻了三倍。另有数据表明，在美国，1980―1997年间高校转让的技术数量翻了8倍，1991―1996年间高校转让技术的合同数量增长了70％，技术转让收入翻番；麻省理工学院在1980―1996年间有51.3％的专利以技术转让方式转移到企业，被转让的717个专利中的537个专利是被转移给非研究者创办的公司(shane，2002)。

总体上来看，大部分的调查研究均表明，西方国家的产学研联合还不够直接和紧密，规模与密度也不够，联合模式尚待进一步深化。另外，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鲜有文献研究产学研联合效率问题。而从美国实际来看，高校研究成果向企业转移的效率并不高(Thursby et al，2002)。Mansfied(1998)也曾强调，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时滞缩短，表明研究成果被更快利用，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如果是因为高校的研究转向更应用性和短期化而缩短时滞，则经济效益就可能无法提高。

三、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驱动力与壁垒的理论分析

基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产学研联合水平还很低、以及产学研联合具有明显的行业偏向的现象，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对该问题的分析需要深入到产学研联合的驱动力与面临的壁垒层面。

一般来说，影响产学研联合的各种因素可分为两类：(1)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如先前的合作经验、合作方的声誉、目标的明确性、合作关系的制度化程度、地理上的接近；(2)组织因素(0rganizational Factors)，如许诺(commitment)、交流、信任、冲突(目标、文化、习惯)。理论分析表明，除了冲突其他因素对产学研联合的影响都是积极的。Mora-Valentin等人(2004)对西班牙1995-2000年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协议的计量分析表明，对企业来说，许诺、先前的合作经验、目标是否明确、是否有冲突是影响其进行产学研联合的最主要因素；对研究机构来说，先前的合作经验、交流、许诺、信任、合作伙伴的声誉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分析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的驱动力与壁垒。

(一)合作方的自身视角

1、高校、科研机构视角

Debackere等人(2005)研究指出，公共政策鼓励其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体制环境、在知识市场巩固与维持其战略性地位的目标、对其绩效考核指标往产学研联合密度与频率的转变、增加经费来源的考虑等，往往会驱使高校和科研机构愿意与企业联合、向其转移技术知识。但这会增加研究人员的目标，如何权衡这些应用研究与教学、基础研究任务，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而且能否激励研究人员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及与企业合作，也是可能影响产学研联合的障碍。此外，高校、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也会影响其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战略意图。Siegel等人(2004)通过访谈发现，高校注重和获得联邦科研资助情况而对技术转移的物质奖励不够，影响了研究人员转移技术的积极性。Fontana等人(2006)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些部门，高校的研究滞后于企业的发展，大部分研究生忽略产业的近期发展情况，导致了产学研间研究脱节。Mansfied(1995)对化学、电子等5个高技术行业的Tobit模型回归表明，高校的研究人员数、科研活动对高校研究成果被引用有积极作用。显然，如果产学研联合的这些壁垒太高，会降低高校、科研机构向企业转移技术的动力，或者会促使高校、科研机构自己成立公司来产业化研究成果。

2、企业视角

增加研发资金和降低研发风险、解决内部管理新技术存在的困难、解决大规模技术项目管理出现的问题、进入未知的技术市场、获得互补资源等，是企业寻求产学研联合的主要驱动力。对企业来说，产学研联合不完全是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还旨在帮助完成手头上的R&D项目(cohen et al，2002)。Laursen等人(2004)认为，企业是否选择与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的先决条件不是环境或制度因素，而是部分取决于企业的研究战略，即企业利用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管理选择机会问题。他们从英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那些采取开放的研究战略更多使用外部知识的企业，更倾向于产学研联合。

(二)合作的条件与利益分配视角

从产学研联合的过程来看，合作方之间的合作条件与利益分配也会对产学研联合产生影响。

1、合作条件

从合作方之间的互动来看，目标冲突、缺乏信任和理解、文化差异等是阻碍产学研联合的重要因素(Dussaugs et al,1999)。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通过市场方式交易技术的成本比较高，尤其当交易的技术具有默示性(tacit)和不确定性时，通过产学研联合来转移技术的交易成本很高，这将危及到合作双方的利益(Pisano，1990)。Mody(1993)认为，产学研联合的高交易费用，是企业把这种合作视为学习经验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逐渐建立合作联盟的原因。也正是由于高交易费用，企业往往只在合作互补极大化时才选择产学研联合，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对其声誉与所在的联盟网络大小特别重视。

合作利益分配

学研联合的结果或目的来说，风险承担与利益分配是影响产学研联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逆向选择、道德危机、因不完全合同而可能产生的延搁(Hold-up)等问题。都可能危及产学研联合方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的利益。对此，Shane(2002)认为有效的产权制度能降低这种问题的发生概率，强调透明而健全的知识产权对促进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效地向企业转让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研究成果获得合法利益的制度保障。同时，由于创新的高投入与高风险性，多数高校、科研机构更倾向于以技术转让而不是共同研发等方式与企业联合。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很难估算高校、科研机构提供的技术知识的商业价值，由此会限制技术转让(Debackere et al，2005)；另外，风险往企业倾斜，

而且高校、科研机构在创新的中试、批量生产阶段参与不够，会影响企业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这些都会弱化产学研联合的动机。

(三)技术知识与产业特性视角

针对产学研联合主要集中于生物、医药、信息、新材料等特定行业内的行业偏向问题，需要从技术知识和产业特性视角进行分析。

尽管有研究表明，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转移的知识主要是基础研究，在多种R&D合作中，产学研R&D合作的溢出效益最大，但一些领域内科学知识的高不确定性和非编码特性，造成高交易成本和市场的系统失败，会阻碍产学研联合。而且Jensen等人(2003)分析认为，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的技术知识具有以新技术与领先于市场为导向的特性，由此产学研联合往往只发生在对这种技术有需求的特定行业内。另外，一些行业特定的创新路径可能不需要自然知识或经验，导致这些行业产学研联合比较弱(Debackere et al，2005)。t4C,omulka(1990)的研究还表明，大约2／3到3／4的成功的R&D创新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因此，在那些市场需求驱动特征比较明显的行业内，当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偏向于技术推动型，这种产业特性与技术知识特性之间的明显差异，可能会增加产学研联合的难度。Lee等人(2006)也指出，产学研联合并不总是有效，进行需求拉动型创新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上下游联合而不是产学研联合。(Won Zedwith等人(2002)则研究指出，由于FDI企业的基础研发主要集中在总部，其对基础研究的需求主要依赖于总部而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由此在FDI比重高的行业，产学研联合可能会受到限制。可见，产学研联合的行业偏向性，主要是受行业自身的内在特性所驱动的。

四、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推动机制的实践

如何强化产学研联合的驱动力和克服其面临的壁垒，形成有效的推动机制，是解决产学研联合问题的宗旨所在。从实践来看，目前西方国家主要有以下三种推动机制。

(一)提供政策环境与成立中间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出台各种政策来推动产学研联合，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是产学研联合的发起者和主要推动力量。其中政府资金扶持是大多数国家常用的政策措施，如美国政府推出的高技术项目、联邦R&D实验室与企业R&D合作协议(cRADAs)、产学研共同研究中心(IUCRCs)等，为竞争前的一般性的产学研联合研究提供支持。多数研究表明，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对推动产学研联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政府更应该致力于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建设，为推动产学研联合提供外部激励机制。Nelson(2001)认为近年来美国高校专利与技术许可的迅速增加最主要是得益于政府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该法案把受联邦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的产权授予高校和科研机构，从而有效地激励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商业化自己的研究成果。由此，从产权高度保护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以及它们的利益，被公认为是推动产学研联合的制度环境前提。Lee等人(2006)还强调了政府完善金融体系，为产学研联合创新提供贷款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高投入与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多数企业都面临资金壁垒，因此有效的金融市场对企业创新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对产学研联合是重要的。

此外，成立中间组织如技术转移组织(Technology Transfer Organizations)，被认为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汇集不同部门的资源、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研究人员克服道德风险等，因而受到了推崇。尤其在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成立技术转移组织，被认为能有效分担研究人员在转移技术过程中的行政活动，以激励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企业的研究合作(Debackere et al，2005)。如麻省理工学院早在1932年就成立了正式的技术转移组织，是美国最早成立这种中间组织的高校之一。Siegel等人(1999)的研究对技术转移组织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认为它们为企业与研究人员之间架起了桥梁。Polt(2001)指出，在欧洲大多数这种中间组织虽然因规模太小而很难有效激励产学研联合，但他发现一些中间组织由于与研究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为研究团队更好进行产学研联合提供各种服务，因而效率相对更高。Siegel等人(2004)则在大量访谈的基础上给出建议，认为技术转移组织需要在报酬体系、职工安置、设计灵活的技术转移政策、投入更多资源、消除文化和信息壁垒等组织和经验方面进行改进。

(二)选择合适的产学研联合模式作为切入点

产学研联合模式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模式主要有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共建实体、共同培养研究生、培训员工等，非正式模式主要有非正式联系、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产学研网络等。正式模式产学研的联合更紧密因而技术溢出效应也更高。但各国产学研正式联合模式水平低，大部分产学研间的联合还比较间接。微妙的现象表明，对多数企业而言，产学研联合往往要经历从非正式模式向正式模式深化的过程。Matkin(1990)认为，非正式联系和人力资本流动是产学研间交换知识的一种途径，对正式的产学研联合模式很重要，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正式的产学研联合模式的催化剂。可见，根据实际需要与条件选择合适的产学研模式作为切入点进而不断深化，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机制。

针对大多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联合创新中面临资金压力与风险承受问题，Lee等人(2006)强调银行体系应该对产学研联合创新更友善，并对评估技术价值与监控企业起到作用。近来的研究还表明，在现有的产学研联合模式中引入风险投资部门，是推动产学研联合的重要机制。Debackere等人(2005)强调，需要在引入中间组织使产学研联合的财务和管理更加独立的基础上，增进与第三方如风险资本家、投资银行和专利律师等的关系。叫旦目前关于“引入第三方”的联合模式还需要深入研究。应该说，产学研联合作为高创新、高风险的项目的合作方式，引入风险投资等第三方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今后应该重点研究的方向。

(三)产学研联合与其他创新活动互动

在多数发达国家中，R&D经费大部分来自企业(Debackere et al，2005)。因此从供需关系来看，企业的需求往往是产学研联合的关键环节。目前的政策主要趋向于激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互动，但如果企业缺乏这种需求，产学研联合还是很难达成(Fontana et al，

2006)。对此，Veugelers等人(2005)强调，对企业来说，产学研联合只是其他创新活动(如企业内部研发、与其他企业合作研发、与上下游合作研发等)的补充，其他创新活动和产学研联合都是企业可能选择的创新模式。他们指出。产学研联合能提高企业的基础研发能力，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其他创新活动的效率。而进行其他创新活动的企业。更有动力进行产学研联合，而且其他创新活动的能力越强，企业从产学研联合中获益也越高。

五、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产业亟待由加工，装配，制造向自主研发转变的今天，如何通过产学研联合促使社会资源向自主创新的产业倾斜，已引起我国学者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西方国家产学研联合推动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对我国产学研联合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1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能促进彼此长期联合，而高校、科研机构的内部激励机制和企业自身的研发吸收能力、双方的目标一致是互动的基础。我国约80％的研发人员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现有体制下，其科技成果评价标准还是重“技术价值”轻“市场价值”，与我国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目标冲突严重。而且企业在自身缺乏技术力量情况下，也会对合作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产生疑虑。因此，要促进我国产学研联合互动，需要紧紧围绕产业和企业的紧迫需求，在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研发人员走进企业的同时，也可以把行业界的著名专家、研究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多渠道地引进到高校、科研机构中，通过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目标、文化、习惯的磨合，逐渐形成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有效的激励机制。要增强企业产学研联合的动力，主要要依托项目，另外要着重提升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的研发吸收能力。为此，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要鼓励其多渠道提高科研吸收及创新能力；对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价值链模式加强与大型企业的技术联系，或通过相关中小企业间的集群模式来增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研发合作的集体基础和实力。

2政府着力于完善知识产权和金融体系等制度和政策环境、成立中间组织、引入第三方模式等，有助于形成外部激励机制，改善合作条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其正经历从“官产学研联合”往“产学研联合”的转变，政府的作用趋于“隐形”化。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以及研发人员60％～80％甚至90％集中在企业有关。而我国企业只集中20％的研发人员，现有体制下研发人员往企业转移面临诸多约束，像深圳的“四个90％”只是极个别现象，通过提升企业研发吸收能力来“自动”推动产学研联合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我国政府不但要出台各种政策引导产学研联合，还要在产学研联合中担当重要的推动者角色。目前资金缺乏是我国企业研发面临的典型而又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产品研发、生产、市场费用之比约为1:10:100，因此政府尤其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不仅在产学研联合创新环节提供金融支持，还应该对有前途的产品在生产和市场推广环节给以贷款扶持，否则会因为研发成果难以市场化而使得产学研联合无功而返。而成立中间组织、引入第三方模式的推广，需要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来完善产学研联合的服务支撑体系和信息咨询系统，提供无形资产评估、法律咨询等服务。

3产学研联合并不是企业唯一的创新模式，需要在更广的背景下来促进产学研联合与其他创新活动间的互动。由于80％以上的高科技研究和开发集中在发达国家，在竞争全球化背景下，引进技术及与跨国公司技术合作成为我国企业获得创新源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途径企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提升技术水平和研发基础，但如果企业过于依赖该路径，会丧失技术自，最终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制约。因此，在支持企业技术引进、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同时，更需要引导其在此基础上积极进行产学研联合，以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消化和二次创新能力。另外，还需要引导企业通过与同行业竞争者、上下游企业等多渠道合作方式，来进一步推动产学研联合互动，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