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一种选择

《国家因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是继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之后，另一位制度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Rob-inson）于2012年合著的有关人类社会大范围、长时段制度变迁研究的新著。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治理项目研究员詹姆斯·夸克（JamesKwak）针对该书发表于2012年第25期《民主》杂志的一篇书评。詹姆斯·夸克曾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合著过《开国之父：白宫燃烧》、《国家的债务》、《为什么对你们很重要》等。

1777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其著名的《国富论》，标志着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的到来。在那个时代，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通往繁荣的金钥匙。根据对斯密理论的流行性解释，人的本性本身就会导致繁荣。只要我们不被贸易壁垒或者国家垄断等荒谬的政策所限制，我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会产生贸易、合作、分工和生产率的提高。自由市场会自发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而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确保权力的最小化，并且不插手这一切——这就是自由启蒙时代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信条，这一信条最终塑造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然而，200多年以后，显而易见，人类社会并没有必然地实现更大的富裕和繁荣。在现实中，通过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引发经济的增长，比原先启蒙思想家们所认为的更加困难。因此，经济增长并没有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以生活水平计算，很多国家已经经受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例如20世纪的阿根廷。其他国家，例如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挣扎在冲突和贫困之中。甚至在美国和西欧，依然面临着经济滞胀、繁重的债务水平、不利的人口形势以及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等问题的困扰。似乎持续的增长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特例而非必然的法则。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在其他国家飞速发展的同时遇到增长停滞？这是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A.罗宾逊在《国家因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起源》（下文简称《国家因何失败》）一书中所提出并探寻的问题。例如，尽管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市和墨西哥的诺加莱斯市具有相同的人口结构、文化甚至气候，但是前者要比后者富裕得多。同样，韩国和朝鲜在70年前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然而目前看来，二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个世纪的差距。在民主刚果，开赛河一侧的布松族就要比另一边的勒勒族的发展好得多。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经过研究认为，关于这种发展上的差异，可以充分地被制度所解释。长期持续的制度框架、非短期的政府政策是社会发展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发展并不仅仅是如同选择一系列最明智的经济政策那样简单，相反，对于政治家们来说，选择能够减少市场失灵并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的主要阻碍，来自于其社会内部政治与经济制度所产生的自我束缚。

在《国家因何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构建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塑造人类社会命运”的理论。他们重新诠释了文明兴衰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与环境变化相互影响的制度差异如何引起发展或停滞。但这并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关于历史的著作，它确实具有某些重要意义，例如对于当代美国而言，政治中充斥着的不平等和钱权交易日益威胁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本身。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有所不同，其根源在于不同的制度。制度影响了经济体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激发人们的动机。”攫取性制度，无论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还是当代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的童工制度，其目的都在于将财富从大众手中集中到精英手中。相反，基于财产权、法治、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经济自由的包容性制度激励公民获取技能、投资以及追求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并创造了财富。经济制度本身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并依赖于政治制度本身。它既可以是攫取性的——如果其鼓励精英阶层获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支配权，也可以是包容性的——如果很多社会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在两位作者看来，贫穷并不是偶发现象，“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作出了导致贫穷的选择”，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政策至关重要”。

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增长并非预先注定。因为，精英集团可以使用其政治支配权以普通人为代价来获取财富，因此，他们并不需要能够为其带来政治竞争者的市场化及自由企业经济。此外，由于国家控制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此争夺权力的明争暗斗会带来不稳定和暴力。这种恶性循环会使得社会越来越贫困。而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中，多元政治制度阻止了任何单一集团为其自身而垄断资源，与此同时，自由的市场将会授权给一个更大的阶级，从而保卫现行体制以反对专制。这种良性循环，首先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

《国家因何失败》这部著作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来讨论这一问题，时间横跨新石器时代至今，讨论的案例包括中国、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的很多地区。尽管其核心观点已经形成于之前很多重要的制度理论的学术文章中。然而其写作依然清晰易懂，并且避免了很多学术套话。大量的案例和对某些核心观点的重复稍微模糊了全书的组织结构，然而大部分章节末尾都有一个简短的总结，有助于读者理解该章节的要点。这种通过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来解释社会演化的努力似乎是还原性的方法论。然而，重要的一点在于：任何重要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能够用少数的核心概念解释大量的历史现象。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其理论区别于其他替代性的理论，并为后者贴上了“文化”、“地理学”和“无知”等假设。第一个例子是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据，即加尔文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个近期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对西属美洲殖民地发展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一种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地域差异的必然结果。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无知”假设，并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其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它们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并不知道如何去避免它们”。根据这种观点，发展可以通过专家的技术性的政策导向来实现。而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眼里，这种只着眼于具体政策的观点模糊了最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们二位的观点实际上是典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如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斯的观点，聚焦于基础的制度体系包括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在《国家因何失败》中，国家总是被同时垄断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精英所掌控。但是长期持续的增长机遇、技术创新要求能够对国家实现有力的支持，并且统治精英必须愿意将他们的产权和经济优势扩展到更大的社会中去。

无论是17世纪中非的库巴还是20世纪的前苏联，一个基于攫取性制度的社会尽管能够产生增长，尤其是从较低的发展水平开始起步时，但是大部分情况是，由于统治精英担心威胁到其自身的政治霸权而不愿意建立包容性的制度，因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停滞。颇有争议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到了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选择包容性制度，那么创新就会停滞，直到包容性制度出现。

这就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最终会走上包容性制度的道路而非攫取性制度的道路，为什么某些国家富裕而某些贫穷。根据两位作者的论述，其原因在于制度的演化和历史的偶然性。制度的改变总是随着时间以微妙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允许社会偏离演化的方向。当大的震荡发生时，一些小的制度上的差异就会把不同的社会拉入不同的演化轨迹之中。早期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被富有权势的君主所统治。然而，英国议会具有了比其他大陆邻居更大的权力，结果，王室无法垄断对美洲大陆的贸易，从而产生了广泛富裕的商人阶层。最终结果是，这一新兴的商人阶层成为在1688年詹姆士二世的重要力量。而在西班牙，独裁的君主控制了海洋贸易，摧毁了内部对其的挑战并且掌控了攫取性制度，致使这一国家走上了长期的衰落。因此，两位作者又一次提醒我们，这种结果并非命中注定的。如果詹姆士二世或许能够成功镇压光荣革命或者西班牙无敌舰队能够在一个世纪前取胜，那么历史就将改变。这就是真正的历史。

就此而论，现代世界的物质繁荣（虽然分配依然不均）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幸运。一旦工业革命扎下了根，就会创造一个商人和产业家的团体，从而成为支持和促进多元政治、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新兴阶级，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一阶层才能挣到钱。与此同时，包容性的制度使得政治精英更难以垄断这一国家并且推行其攫取性的经济制度。

但是，包容性的制度也有可能崩塌。在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曾经有一些小精英集团将威尼斯的半民主制度转化为继承性的独裁专制并且垄断了远途贸易，最终终结了这一城邦国家的经济扩展。因此，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可能互相加强，然而它们并不是绝对无法被摧毁的。

美国是《国家因何失败》这一著作中的幸运儿，尽管其制度也经常存在各种缺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展示了美国的制度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是如何从詹姆斯敦到进步时代再到民权运动时代，不断地扩展其政治民主并产生经济机遇的。与其将这一过程说成是必然的结果，不如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警示——我们的制度是如何地脆弱，总是在各种风险之中，而这种风险来自少数的精英集团为了它们狭隘的经济目的而利用其政治权力。

这一危险在当代依然存在。对经济精英的不信任在美国历史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确立财政专制制度。19世纪30年代，由于对金融精英的恐惧，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取缔了美国第二银行。而对富豪们（主要是富裕的产业主）不断扩大他们的垄断和集聚议会中的政治势力的恐惧，促使了民粹主义和进步运动的爆发，最终导致了对所谓“信任”的瓦解。半个世纪后，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过的那些不断膨胀的军火集团们，同样对华盛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财政危机及其后果揭示了经济与政治可以偏袒到何种程度。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大的金融机构总是重写他们的管制政策，利用新的规则来产生大量的利润，并且将其获取的利益反馈到政治系统之中。当一些机构在一系列的狂欢之后开始腐烂时，就被重新包装，然后再变成债权出售，并由联邦政府为其背书。很多小业主在购买了这些债权后变得一贫如洗和无家可归。最终给所有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实际上华盛顿是掌握在华尔街的口袋之中的。

金融部门的势力仅仅是对我们包容性的政治制度的威胁之一，换句话说，经济精英所具有的运用其巨大的财富影响政治系统运行的能力仅仅是威胁之一。而在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联合公民一案的裁决中，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动员不受限制的资金并且接受根据法律501（c）4条款规定的社会组织的匿名捐助。此后“繁荣美国”和“十字路口的美国”这两个组织都计划动用20亿以上的美元用于支持选举。

看起来政治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运动场，然而实际上金钱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这一组织90%的资金都来自亿万富翁们。极度的不平等为富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供使用的资源。在政治中允许不受限制的资本动员，富人们就可以淹没所有其他的政治竞争者。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对政治资金限制的解除将产生新的政治上的阶层冲突。1%的个体可以覆盖整个媒体，安置人，并且按照其意图扭曲政策。这种政治权力可以将大众的资源不断攫取供己所用。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使用被强迫的劳动力来挖取银矿。而自2010年选举之后，共和党人控制的立法系统能够推行“工作权”和其他法案以限制劳资谈判权。尽管这并不野蛮，然而基本的思想是相同的——更少的工人权利，将意味着更容易地获取劳动力。

一种将政治权力转化为金钱的最直接的方法是鼓吹低税率。在过去的一年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为超级富豪提供了最慷慨的减税。当他们谈及“税收漏洞”时，总是试图排除投资收益方面的税收，这实际上带来了最大的漏洞。向富人散发糖果实际上会导致对社会福利和医疗投入的极大削减。共和党人反对加税的政策导向反映了他们是富裕阶层而非中产阶层的利益代表。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观察到的：“在过去的20年中，存在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我的阶级已经获胜，这并不奇怪，我们这一边有核武器，我们有华盛顿K街，我们有游说团，我们可以从这里拿到资金。”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自由的媒体可以保护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从而反对精英的控制。但是在现实中，这种帮助反而促成了茶党（Tea Party）的出现，被亿万富翁和政治寡头们控制着的媒体机构反而成为帮助寡头们从事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但是，目前就断言那1%的富裕阶层会获取胜利仍然为时过早。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还远远没有联合起来，并且奥巴马也有很多盟友。因此，对包容性制度最大的潜在性保护是具有影响力的不同富人集团都具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同样，对于足够财富的累积及其在政治上的使用将会改变政治机构的属性。来自经济精英的资助将成为共和党鼓吹将减税从普通老百姓转移到富人身上并减少政府服务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这也是人被共和党人牵着鼻子走的主要原因。此外，正如《国家因何失败》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塑造了经济制度，对社会教育的投资减少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和市场机遇的减少，而这些都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被世袭的垄断制度所支配，而那些财富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所获取，那么这个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培育技术创新从而产生长期的经济增长。

我们是否会走上威尼斯的道路？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表述，包容性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社会中有很多团体具有保卫这一制度的自身利益。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来自强有力的统治者的压力会导致广泛的政治抵抗，阿西莫格鲁由此认为：“我们需要嘈杂的草根运动以向政治系统传递震动。”这句话同时被“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引用。然而，茶党是由资金充足的精英所主导的团体。如果民众运动可以被资金所控制，那么没有什么不能用金钱所买到。因此，对于美国政治的下一个考验就是，其是否会挡住来自资本的压力而保持某种真正民主的成分——或者其将成为特权阶层的游戏场，只用于解决他们自身内部的争吵。

[何哲：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