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的观念与意象论略

[摘要]鲁迅《呐喊》与《彷徨》中的观念与意象，从农民、知识者、启蒙者的角度，提出了启蒙民众的重大主题，大致概括了鲁迅小说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形成了割舍不断的内在气韵。

[关键词]《呐喊》与《彷徨》 意象 内在气韵

钱理群曾经这样说过：“第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艺术世界。”[1]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2]因此在他的《呐喊》与《彷徨》里存在着许多观念和意象，如“民俗”与“高墙”；“看客”与“吃人”；“黑屋子”与“呐喊”等，这些观念和意象，分别从农民、知识者、启蒙者的视角，提出改造灵魂、探索道路、改造国民灵魂的重大主题，形成了割舍不断的内在气韵，并使其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一、民俗与高墙

《故乡》中的闰土在现实中连最起码的温饱都得不到解决，于是求助于“神”，所以在拣择“我和母亲”不搬走的东西时，拣了一幅香炉和烛台。从这种传统的民俗观念中，我们看到了闰土是深受封建等级秩序影响的。正因为这种民俗的强大力量，造成了闰土和“我”的隔阂。一声“老爷”，使“我非常气闷”，“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这和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转)序》中谈到的高墙是一个意思：“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各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3]

《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内高高的曲尺柜台，把穿长衫的和穿短衣的隔开《药》中的人血馒头治痨病的习俗，造成了群众和革命者之间的隔膜《祝福》中的新年祭祖习俗，把祥林嫂和鲁镇的人隔开《风波》中的取名习俗，把人分成了若干的等级《长明灯》中吉光屯人对长明灯的看法，致使他们对“疯人”的反抗举动视为真的疯子；《离婚》中的“拆灶”习俗，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趋于僵化。

雷・韦勒克谈及意向时认为：“‘意象’以此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4]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中的“高墙”意象是鲁迅有关过去的感受上和知觉上的经验在其心中的重现或回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曾谈及这堵“高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一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悔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卖药。”[5]鲁迅少年时代所面对的高贵的柜台，显然是鲁迅眼中的高墙，这应该是鲁迅小说中高墙的原版。这个高墙原版一直储藏在鲁迅的心里，并影响着鲁迅以后的创作。林辰在《鲁迅传》中是这样说：“曾祖母的逝世，祖父的下狱，父亲的早逝，这一连串的不幸接着发生于四五年之中，使鲁迅受尽了白眼，经济的压迫；然而，正是在这‘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他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一生事业发展上的一个重大关键。”[6]所以“高墙”意象才会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

二、看客与吃人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多数都是生活在下层的群众，他们只要有口饭吃，就会无所事事的混下去，只有当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时，他们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追随者”，正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他们的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7]鲁迅在他的散文诗《复仇》中把群众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槐蚕”散出温热，使人讨厌，“偎倚，接吻，拥抱”令人想起拥挤、烦躁、不安。这样的场面，就是当今社会也屡见不鲜。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几乎篇篇都让看客出现。鲁迅还为看客专门写了《示众》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内含着多方面的生长点，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里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从而形成一个系列，如《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钱理群在小结这篇小说时说：“小说中所有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进而说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8]

“看＼被看”的模式是鲁迅的深刻发现。在《呐喊》与《彷徨》中，“被看者”往往在“看者”贪婪的眼光中消失。孔已己是在酒客的讥笑中伤生的，祥林嫂是在鲁镇人的咀嚼中走完一生的，子君是在路人的轻蔑和亲友的绝交中走向坟墓的，狂人是被鲁镇人关进黑屋子的……。这样看来，看客“吃人”亦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有将人的肉肝胆血当作食物享用或将脑骨当作壮阳益寿的药物煎吃的原始风俗。所以在《阿Q正传》的结尾处鲁迅将“吃人”与“被吃”的封建文化的本质再一次凸现出来：“这刹那间，他的思绪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远不近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可悲可怜的阿Q，一向以精神胜利法居于不败地位并常神往于“吃人”生活的阿Q，在屡次吃人之后，当自身将被吃掉时，那些无聊的看客，已经连成一气，都来分享其残羹了。这真是“群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与军阀。”

三、铁屋子与呐喊

因为狂人看出了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因此被关进了“黑沉沉”的屋子里；单四嫂子在她相依为命的宝儿病逝后的寂寞中，感到黑屋子叫“他喘气不得”；一心想吹熄吉光屯中从梁武帝时传下来的长明灯的疯子，被关进庙里一间有粗木直栅的只有一小方窗的黑屋子里。1925年，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也描绘了一个“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晦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的黑屋子。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谈到了这个黑屋子：“假如一件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如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 的少数者来售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9]

在他的小说中，出现“铁屋子”意象大多是一个清醒者如狂人、疯子，或者是像爱姑一样的有点反抗性的普通的人。所以，“铁屋子”这一主题意象的设置方式就有了这两种情况：一是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当觉醒者在“铁屋子”中发出呐喊试图唤醒沉睡者时，沉睡者里传统文化的得益者即阔人便借助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宗法力量将觉醒者羁押起来，这时，作为羁押地的“铁屋子”意象出现。二是在《阿Q正传》和《离婚》中，当“铁屋子”中昏睡者中的极普通的下层人阿Q和爱姑因为某种原因进入“阔人”赵太爷或慰老爷的住所时，鲁迅就让“铁屋子”意象凸显出来。

鲁迅痛感昏睡的人们如此之多，使得他年轻时候的许多梦想归于破灭，而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更是最大的苦痛。尽管如此，他仍要在绝望中抗争，于无希望中得救，表现了他反抗绝望的生命意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这样说：“认识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若说的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10]鲁迅痛恨没有声音的中国，他殷切地希望有真的声音出现：“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1]

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救救孩子”的悲叹，到《药》中“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呼喊，到《长明灯》中风子的“吹熄它”、“我放火”的举动。到《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傻子的义愤填膺的破屋开窗，这是真的声音。鲁迅以先觉者的姿态在中国这无声的寂寞世界里发出了呐喊，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以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后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禅于前驱。”[12]鲁迅以自己的呐喊惊醒了昏睡在黑屋子里的人们，毁坏这黑屋子，成为真的人，因而他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取名为《呐喊》。

英国意象批评家辛・刘易斯认为：“同诗人一样，小说家运用意象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效果，比方说，编一个生动的故事，加快故事的情节，象征的表达主题，或者皆是一种心理状态。”他指出：“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诗的真理更多的来自意象的碰撞，而不是意象的协调。”[13]他指出了小说家运用意象进行小说创作的意义和意象设置与故事情节及主题展示的关系。民俗与高墙、看客与吃人、铁屋子与呐喊这三组观念与意象，前者努力隔绝，后者努力穿透，这是两种力量的搏击。鲁迅在他的小说中让这些观念与意象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并相互冲突和碰撞，不但起到了连接故事、勾连情节的客观作用，而且也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主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