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广东珍闻录

陈云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集体的重要成员，曾多次来到广东，在南粤大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共产党万岁！这回总算到家了！”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白色恐怖蔓延，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临时中央局艰难支撑，难以立足，领导人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先后撤出上海，奔赴苏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过去曾经有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的封锁破坏，这时只剩下一条保持畅通，那就是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瑞金。

1933年1月，广东大埔阴冷潮湿，寒气逼人，两位身着长袍，带着呢帽，商人模样的客人风尘仆仆从小电船上匆匆而下，他们就是从汕头乘火车，坐大船，转小船奔赴苏区的陈云和博古，这是陈云第一次踏上广东这片南国之地。等候在岸边的，是专程前来迎接的中央苏区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他们谨慎地四处张望，在确定没有人跟踪盯梢后，快速走进一间客栈。这是一间靠山面河的两层杂货铺，陈云吃点糕饼饮点茶，并观察到周围没有什么可疑情况后，便从后面山坡跑上楼，居高临下，俯瞰四周。驳壳枪队近十名武装人员就在那里整装待发，准备随时迎接敌人。夜幕降临，陈云换上轻便的着装，马不停蹄赶路，攀山越岭，走上四、五十华里，必须一个晚上赶到下一个站点。

为了安全，交通队白天把陈云和博古安置在偏远的山区隐蔽，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人挤在里面休息。晚上天黑下来后，有人送一点红米、红薯、南瓜之类东西给他们充饥。饭后，他们就在当地一名交通员引导下，走荒无人烟、树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带路的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站与站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每人只负责引导一站，再由别人接替。

尽管这样谨慎，他们还是遇到过危险。进入苏区边界时，卓雄把陈云和博古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煤坑里休息。当时寒风凛冽，雪片纷飞，不巧碰到军队搜山，满山遍野都是敌人，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青年武装交通队员。他急中生智，带领两个交通队员绕到另一个山头打枪，把敌军吸引过去，趁着夜色如黛，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1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由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陈云曾对他的秘书朱佳木说，他进入苏区后问接应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区？接应的同志说，已经到了。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躺到地上，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这回总算到家了！”

“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

1957年的春天，新中国橡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春天。华南垦殖局植下的第一批橡胶，当时世界上纬度最高的胶林（北纬21.6 度），在这个春天流出了第一滴胶乳。中国橡胶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现场目睹了橡胶开割的历史性场面。

广东雷州半岛化州县城附近的建设农场沙埚队，一大片胶林的新叶已从古铜色转向青绿，形成浓密的树冠，绿伞一样在直直的树干上撑开。

约莫8点左右，几辆小车开到队里，车上下来十几个人。里面有粤西农垦局和建设农场的领导。场领导在前面引路，粤西农垦局的领导在后面陪着两位首长，其中一位个子不高，身体略瘦的首长穿着蓝色风衣，头戴同样颜色的解放帽。这身装束在广东很少见，这位首长就是从北方来的陈云。紧跟在陈云后面的就是华南农垦总局局长李嘉人。农场领导带路去看一颗老胶树，看完后又去看队里种的橡胶树。陈云兴致勃勃地看橡胶幼树，比刚才看那棵老树更开心。队里的胶林沿山势定植，是梯级式的。陈云在梯田里走上走下，一边看一边夸胶树的长势好。

看完七里队的胶园，陈云就到沙埚队去了，在沙埚队的胶园，场领导庄重宣布试割开始。男侨工手握胶刀，将刀刃贴到树皮上，环树身斜斜地推过去，随着刨花似的树皮屑纷纷落下，树干上留下一条弧形浅沟，这叫做割线。在割线下方尽头安好“鸭舌”（用来引接胶水的铁制导器），开割的第一刀算完成了。

陈云仔细地看着胶工的动作。当第一滴胶水滴进胶杯，他笑了。他回过头来，对在场的人说：“有的人说我们种橡胶没有胶水，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接着，他又对李嘉人和粤西农垦局的领导说：“要一胶二林，有林就有胶。农场要边整顿，边发展，稳步前进。”

说完，陈云亲切地望着操刀的胶工，笑了笑，把视线落到他手中的胶刀上，又做了个割胶的手势。跟随陈云的一位同志会意，走过去拿过胶工的胶刀，对他说：“首长想亲手割一刀。”

陈云接过胶刀，在割胶工的指点下往开好的割线上试割了一刀，已经沁出了胶水的割线上，胶水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汇成一串往下流，一滴一滴通过鸭舌滴落胶杯里。

激动的时刻，成功的喜悦，让时光回到了当初决定在华南种植橡胶的峥嵘岁月。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植物学研究表明，在北半球，超过北纬17度，橡胶树就不能生长存活了。中国自然也就被排除在天然橡胶种植区之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是其中最重要的禁运物资。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央作出在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重大决策，这项事业就是由陈云主持的。1951年9月的一天，广州骄阳似火，热浪滚滚。这天，越秀山南麓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大院一间宽敞而简朴的会议室里，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气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集的一个高层会议，马上要在这里举行。这个会议似乎与往常不一样，在长条会议桌旁落座的，除了华南地区的一些高级负责人，还有中央和地方林业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专家，与会者中，三位金发蓝眼的高大外国人特别惹人注目，那三位外国人，是来自苏联的林业和机务专家。一个大人物的到场证实了这个会议的非同寻常。通常，华南分局的重要军政会议，都是由分局第一书记亲自主持。这一次，当走进会场时，他身边多了一个人。他个子不高、脸部削瘦，身穿白布衫、灰色裤子，脚穿软底黑色布鞋，步履和动作沉稳干练。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除了那三个苏联人，所有人都认出了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与陈云微笑着和大家打过招呼，两人一齐走向主位。一落座，就向大家说：“今天，陈云同志是专程来主持我们的会议……”陈云摆摆手，插话：“不，是剑英同志和我一起主持。”他把脸转向，语气诙谐：“参座，你先说。”

寒暄两句后，神情庄重地宣布会议内容：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禁运，中央已作出决定，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陈云同志受、委托，来和我们研究筹备成立华南垦殖局，尽快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叶帅的一席话，使大家陷入了沉思，会场鸦雀无声。

陈云打破了会场短暂的静默：“发展橡胶生产是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桩大事。中央很重视这项事业，有剑英同志领导，我们一定能把这项事业办好。”会场活跃起来。陈云一直神情专注地静听着整个会议的发言，他对会议议论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他也到海南实地考察过，那是去年的秋季。而在上个月的 2号，他还在中财委主持了一个专门会议，对发展橡胶生产的可行性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政务院在8月31日通过的关于扩大培育橡胶树的决定，依据的就是中财委提交的可行性报告。这时，他乘着的余音，不失诙谐地接上去说：“同志们，现在大家缺少经验，我破例先给钱和物资，不限制你们。但拿不到种子，拿不到橡胶，要打屁股！”

“这是历史，照样保留”

1958年4月25日，致信、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拟于近日研究工业问题，请即南来广州，开四天会。27日陈云同等从武汉乘专机赴广州。在省委办公厅警卫处停泊于小岛旁的一艘小船，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工业建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安排等问题。会后，陈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

那是一个春和景明的早晨，广州一派欣欣向荣，广州黄花岗72烈士陵园墓道两侧的开得非常灿烂。陈云站在入口处的高大牌坊前，负手而立，仰头望着孙中山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贴金大字，端详良久才转过头来，向周边随行人员颔首示意并穿过牌坊，沿着宽敞的墓道走向烈士墓。他缓步前行，随行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欧初向他简要介绍了陵园的历史。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策动起义，拟分兵多路，同时攻打两广总督署以及重要军警据点等。起义不幸失败，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敛72具烈士遗体，营葬于广州白云山南麓一座小山红花岗。后来红花岗改名黄花岗。辛亥革命成功后，此地即辟为墓园，主要建筑1935年竣工，解放后改为纪念公园。

陈云一边默默听欧初介绍，一边稳步登上石阶。到烈士墓前，陈云低头肃立，向烈士致敬。绕过烈士墓，便见到造型奇特的“纪功坊”。1921年建成的纪功坊，由前后各72块青石叠成崇山形，象征72烈士。每块青石分别镌刻当时海外各地支部名称或个人的姓名，纪念他们捐款建设墓园有功。纪功坊上方，有章炳麟书写的篆文横额“缔结民国72烈士纪功坊”。青石堆顶上屹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像，表达自由平等的理想。

欧初指着自由女神像说：“神像的手原来举着一个徽，解放后砸掉了。有人认为那个徽和这个自由女神像都是的东西，不能保留。”向来心思缜密、言简意赅的陈云抬起手臂指着纪功坊，一字一顿地说：“这是历史，照样保留。”

听到这句话，随行的人十分兴奋。黄花岗历史意义非同小可，有关部门一直希望完全按原貌保存，可是不断听到反对的声音；现在有了陈云的明确表态，保护黄花岗的工作看来会好做些。可是，随后几年“左”风越刮越烈，黄花岗虽然于1961年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初期，红卫兵冲入陵园，凡有关的标识一概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划得刻痕处处，自由女神像惨遭砸碎，直至1981年才重塑。

“那就做一次‘洋奴’吧”

“”后期，陈云复出主抓对外贸易，一项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到广州考察并指导1973年秋季广交会。陈云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这个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在这次考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73年10月3日，陈云一行4人乘火车南下。10月7日，经过三天的颠簸和跋涉，到达广州。这是陈云最后一次踏上南粤之地。此时的广州少了一些炎炎夏日的闷热和烦躁，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和清爽。下了火车，虽然风尘仆仆，但陈云没有丝毫的疲倦，精神抖擞地招呼着外贸部、广东省的同志畅谈广交会的筹备情况。汇报会上他都是聚精会神，仔细聆听他们的汇报，偶尔插上几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核心，当谈到商品定价时，陈云严肃地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了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10月16日下午，广交会已经开幕，陈云兴致勃勃参观完展厅后，当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汇报到工艺品的出口价格时，陈云说：“出口工艺品要争取好价。适可而止，尽量多卖。今天，我看到那块石头，商人出价8万元，为什么不卖？我看7万9千我也卖。是不是今年春天批判了低价思想后，认为提价就是马列主义，降价就是机会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期货多么神秘和专业的经济术语，可是在1973年中国已在国际市场上大炒期货，这与陈云也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期货，南下广州之前陈云已经酝酿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广交会期间，对期货他已经胸有成竹，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重申同五丰行①的负责人谈话时所表达的观点，再一次支持五丰行利用商品交易所购买期货的做法。②期货交易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10月10日，陈云为外贸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目前，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75％。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因贷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 “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消极回避。”“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

在广交会期间，从国外进口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洋奴哲学”、“崇洋”，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陈云斩钉截铁地说：“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可年产钢板3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非常气愤，掷地有声：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这里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而言。

“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1992年春天，一个注定不平凡的年份，一个载入史册的年份，邓小平“南方谈话”振聋发聩，响彻全国。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陈云十分悲痛，利用这个机会，他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

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全面肯定特区，赞成特区。透过承载历史的黄卷，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陈云对特区从谨慎支持到公开赞成的几个关键片段。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50号文件，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这个历史性文件为创办特区拉开了帷幕。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止。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就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是熟门熟路。”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再三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陈云讲这个话，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特区的想法。历史是如此的耐人寻味。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对特区的谨慎稳健，给广东特别是深圳一枝独秀的巨大历史机遇，广东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马当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独领，创造了许多对全国影响巨大的第一，形成了改革开放全国看广东的局面。深圳更是创造了从边缘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人间奇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样本。关于要不要增加特区的议论还没有完全平息，特区的经验还来不及总结，广东又进入了陈云的视野。

1982年1月5日，新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使得一向冷静的陈云勃然大怒，他把秘书朱佳木叫进了办公室。陈云当时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说话的时候拍了桌子，他对一些同志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很不满意。他说怕这怕那就不怕？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指着简报很激动地说，“告诉鹤寿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③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在陈云的批示旁，邓小平又加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如果哪个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将追究责任。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朱佳木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那段时间，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王鹤寿成了陈云家的常客。广东领导贯彻了“要做一个清醒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及时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坚定不移。”春去秋来，反走私暂时风平浪静了，特区要不要办的猜测议论也暂时平息了。

1984年对广东而言，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3月，中央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央委托谷牧专程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拿到《纪要》稿，全神贯注地阅读，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他说“我是很用心看的”，看完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并且特别表扬了深圳的管理办法。他指出：“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呀！有关深圳的报道，每一篇我都看了。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它的拳头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办法。”公开肯定特区的新管理办法。这时“深圳效率”“深圳速度”已经国人尽知，深圳已经名扬全国。

注释

①外贸部领导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管理的香港华润公司下属公司。

②1973年4月，香港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原糖47万吨的任务。五丰行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而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货、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③这段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云秘书朱佳木在央视纪录片《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