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奇才”陈云

2019-06-03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主持人语: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财经成为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江山的稳固。回首我国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现状,更是经历了生死的博弈。然而,时势造英雄,也同样出人才,面对当时恶劣而艰难的经济状况,唯有大才、大智、大勇气方能解决,唯有大精神方能支撑。

本期《延安精神》栏目,以我国在抗战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则故事,带大家共同认知、共同感悟当时的政治文明和经济艰难状况,再次认识我党的理财能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奠定经济基础的“金融奇才”。愿延安精神永葆青春。

1949年10月1日,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面临着物价飞涨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才半个月,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局势下,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能“马上治天下”。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则趁机作乱,并不无讥讽地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收拾残局,一场经济战役悄然打响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多年内战之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不容乐观。国民党在败退台湾时,又把金银财宝席卷到台湾,这对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就必须尽快稳定飞涨的物价。

1949年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有一些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共中央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物价上涨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仅从7月到10月,货币发行量就由2800亿元增加到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

陈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定要慎重,要选准时机。陈云具体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得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出手的最佳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可以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了。

打蛇打七寸,处事分轻重。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当时,用于平抑粮价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陈云再三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穿衣问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二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

陈云起草的这份电报稿经交到了手中,看毕立刻批示同意执行此计划。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指挥若定,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按照中央的计划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949年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这次投机分子面对的是人民政府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物资后盾,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开始的时候还强撑着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越抛越多,越抛越快,他们终于吃得撑破了肚皮。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才知大事不妙,这才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此役让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对其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格取缔地下钱庄,以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12月14日,中财委向中央报告,根据掌握的物资力量,并照顾到继续发行货币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物价在中财委统一直接指挥,一致行动下,已基本上稳定到2.2倍的标准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米棉之战”,打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威望,让当时的工商界人士甚为佩服。当时上海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始料不及的。经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第四次物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泱泱大国,要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抑制通货膨胀和集中力量发展中国经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衡,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陈云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评价陈云是“金融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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