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奇才”陈云

主持人语：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财经成为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江山的稳固。回首我国在抗战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现状，更是经历了生死的博弈。然而，时势造英雄，也同样出人才，面对当时恶劣而艰难的经济状况，唯有大才、大智、大勇气方能解决，唯有大精神方能支撑。

本期《延安精神》栏目，以我国在抗战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则故事，带大家共同认知、共同感悟当时的政治文明和经济艰难状况，再次认识我党的理财能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奠定经济基础的“金融奇才”。愿延安精神永葆青春。

1949年10月1日，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却面临着物价飞涨的尴尬局面。新中国成立才半个月，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为先导，全国物价开始猛涨。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局势下，一些处在观望状态的人认为共产党能够“马上得天下”，却不一定能“马上治天下”。退守台湾的反动派则趁机作乱，并不无讥讽地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收拾残局，一场经济战役悄然打响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多年内战之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不容乐观。在败退台湾时，又把金银财宝席卷到台湾，这对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就必须尽快稳定飞涨的物价。

1949年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有一些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共中央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物价上涨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仅从7月到10月，货币发行量就由2800亿元增加到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

陈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定要慎重，要选准时机。陈云具体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得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出手的最佳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可以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了。

打蛇打七寸，处事分轻重。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当时，用于平抑粮价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陈云再三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穿衣问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二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

陈云起草的这份电报稿经交到了手中，看毕立刻批示同意执行此计划。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指挥若定，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按照中央的计划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资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949年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这次投机分子面对的是人民政府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物资后盾，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开始的时候还强撑着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越抛越多，越抛越快，他们终于吃得撑破了肚皮。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才知大事不妙，这才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此役让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对其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格取缔地下钱庄，以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12月14日，中财委向中央报告，根据掌握的物资力量，并照顾到继续发行货币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物价在中财委统一直接指挥，一致行动下，已基本上稳定到2.2倍的标准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米棉之战”，打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威望，让当时的工商界人士甚为佩服。当时上海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始料不及的。经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第四次物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泱泱大国，要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抑制通货膨胀和集中力量发展中国经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衡，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陈云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评价陈云是“金融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