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最大的乐趣在“发现”

有人称“收藏的最大乐趣在发现”，这句话堪为心得之言。当然所说的“发现”，并非是指偶然之得，而是指通过“挖掘”所获。笔者之所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可从笔者收藏二十多年的一件郭晴湖先生的书联谈起。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笔者在旧货摊上见到“郭晴湖”款印书法对联一件。当时对书家郭晴湖的情况一无所知，由于见此联书法的用笔直起直落，洒脱自然，点画妍美生动，墨迹得清脱自然之妙，实非深得《阁帖》真髓者不能臻此妙诣(图1)。又见所钤“郭晴湖印”、“肆园”两印的篆刻俱好，也应该出自精于书刻者之手(图2，该印章图片由郭晴湖家属提供)。再合观此联的装裱，以及纸、墨、印色的气息来推度，书家应该是民国时期艺苑中的高手。鉴此，遂将此联收之待考。

然而，“郭晴湖”在俞剑华编著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1981年12月第一版)中未见著录。按经验可知，要寻觅此类“艺高而名不彰”书家的相关资料，可从一些诗话、笔记之类的著述中去发现。

果然，三年后笔者读无锡孙伯亮(1903―1988年)《扬州游记》(1980年油印刊本，非卖品)，其中记谓：“得读阔别三十多年的益友周振甫先生的大作，……设法多觅此册，分告上海薛澹翁、程南老，以及南昌郭衡老，天津郭晴老(郭氏昆仲都是国专第一名毕业，我和他们打趣，喜以兄弟状元称之)，他们对于吟咏一道，非但深有学养，而且都已成了家数。”这段文字引起了笔者的兴趣，遂按图索骥，求询于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的吴雨苍先生(1916―2006年，曾任南京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据告，“南昌郭衡老”为郭则湘，字衡九(笔者按：郭晴湖之兄郭衡九，名则湘，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82年11月病逝于南昌)。“郭晴老”，名则q，字晴湖。只知他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欲知详情，或可向曾就读光华大学的王西野先生(1914―1998年，曾在上海同济大学、杨浦教育学院执教，晚年定居苏州，应聘为苏州园林局顾问)请教。受此指点，笔者又求询于王西野先生，据告，抗战初，其友白蕉与郭晴湖交好。两人俱工诗书，书艺在伯仲间。唯不知郭氏何时移居天津，近况如何，嘱笔者打听(其时王正襄助上海苏渊雷先生选编《现代诗抄》，拟选郭氏诗作编入)。至此，才使笔者求索多年的书家情况终于初见端倪，真是令人快慰无比!

直至1987年春，笔者在《西泠艺报》(总第23期1987年4月20日第一版)见到祝遂之先生撰写的《读郭晴湖先生书法观感》，其中略谓：“偶然的机遇，邻人郭氏送示稿本一册，封面有‘晴湖诗稿’四字，题款为‘钱钟书敬署’。我有幸第一次观赏到郭先生手笔之风采，……郭先生的书法是继承‘帖学’上有成就的书家。我曾捧呈当今书坛巨擘沙(孟海)先生阅览，求得他的法眼，沙老细细品味后道：‘真功夫，不简单!”’作者祝遂之系我国首获书法硕士学位五人中的一位。见到他对郭晴湖先生书法的见解与鄙人不谋而合，不免为之窃喜。随即投书浙江美术学院祝遂之先生，请他设法帮助提供郭晴湖先生的通讯地址。承祝遂之先生的鼎力相助，才使我有幸与郭晴湖先生通信，并向他求教。不久，当笔者收到郭晴湖先生白天津掷下的函札，和随后邮赠我的《晴湖诗稿》一册(图3)，拜读再三，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奈何天不假年，郭晴湖先生于1990年春病逝天津，享年八十一岁。笔者与郭先生通问请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承蒙先生不弃葑菲，惠泽良多而使笔者受益匪浅。

郭先生去世后，笔者在帮助整理他的诗书遗墨及友好的书画、印章、诗文、手札等遗物中，发现有如：友人白蕉在1945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今人诗文录》上称赏他书法的《书二书人》佚文(原文系文言文，由笔者标点、注释，刊载于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2002年第2期)；著名书画家、书画鉴赏家沈剑知(觐安，生前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画赠他的《仿云林虞山林壑图轴》；1947年，他在南昌为当时尚在少年的当代画家刘勃舒画马作品题辞嘉勉，刘赠他的画马立轴，该图上端有他的一则题记(图4)；友人白蕉、邓敖木等刻赠他的印章，以及老友钱钟书致他的函札(图5)。因而笔者曾选钱札两通，并对函札中的人事作了笺注，付邮投寄上海《文汇报・笔会》。后由该刊将拙稿转呈北京钱钟书先生审裁，才使拙注有幸得到钱先生的修改，并同意发表。尤为难得的是钱先生还为拙注增益了郭晴湖先生的《偶作呈燕谋》，诗云：“足记名和姓，敢窥羲和献。所欣惟一事，着意写君诗。”(该诗《晴湖诗稿》未收入。详可见1990年10月23日《文汇报》三版《钱钟书(致晴湖(二函)》。

尤其是郭晴湖先生的《临池意会》笔札一册，系他临池习艺的心得体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见他不仅工于诗书，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着精辟的识见。他在1945年曾与沈尹默、王福庵、邓散木、白蕉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书法篆刻研究会(详可见1993年第3期《书法》所载拙撰《挥毫珠玉词翰双绝――郭晴湖先生及其书艺》)。1945年4月25日在上海假“大观园”举办“郭晴湖书法展”(见《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第530页)，笔者收藏的“图1”书联即系当时展品之一。

综观上述，可见以上笔者的种种“发现”均缘起于收藏郭晴湖先生的一件书联。也正是“发现”，才使我有幸与郭晴湖先生生前结为忘午交，使我获得了不少知识而引为平生快事。2002年，我将由郭可谟先生(郭先生次子)赠我保存的他父亲作于1977年的一件足以反映他书艺和鉴赏功夫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