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有何资格与平民同受招商奖励等

从“百万重奖治污部门”到“重金奖励引资官员”，这种乱花纳税人税金、奖励官员分内之事、变相为官员增福利的谬赏行为早被舆论批得体无完肤，可由于纳税人监督的虚置和《行政奖励法》的缺位，一个个重奖纷至沓来。最新的一条重奖新闻是，郑州市政府近日对去年招商功臣进行了重奖，其中有60名官员也成为奖励的对象，奖励金额达160多万元。

显然，这种重奖既不正当也不合法。不合法在于，政府本身是没有一分钱的，其用于奖励的资金都来自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不是政府自家的钱，不能想发给谁就发给谁。不正当在于，招商引资本就是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之一，官员每个月从纳税人那儿领份薪水，本就有招商发展本地经济的义务――即使履行这种义务需要制度激励，也应优先选择“不尽职即问责”的反向激励方式，怎能以正面的重赏去刺激。这种乱花公众纳税的谬赏，既降低了官员履职的责任底线，又稀释了公职的义务要求，更是对公众的重复征税。

然而面对舆论“官员自奖”的质疑，郑州市相关部门不仅毫无半点不正当感，还理直气壮地抬出了《郑州市招商引资资金认定及奖励办法》，声称依此规定，领取大奖并非官员专利，普通市民招商也可以获奖――言下之意很明显，规则是面向所有人制定的，重奖是开放的，规则是公平的，人人都可以平等地竞争招商大奖。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招商获奖啊――这听起来确有点开放和公平的意思，然而不是“太傻太天真”的人都能看出来，开放和公平是不存在的，这个制度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奖金，平民仅仅只是营造公平幻觉的陪衬。

很简单，招商引资不是一个平民能做的事，它需要公信力和公权力的支撑。如果我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打电话给微软，邀请其到本地来投资，微软会过来吗?肯定是连理都不会理一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官员才能招来商人引来资本。既然如此，“奖励办法”其实就是为官员而设，就别把平民拿出来粉饰公平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官员也是没有资格与平民同受招商奖励的。因为招商引资本就是官员振兴本地经济的分内之事，而平民不一样，平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他们只要遵纪守法就行――他们如果能引来资本，才算是对地方发展的额外付出，是超越了本身义务的特别贡献，公民的这种额外贡献才应获得重赏。因此，享受纳税人税金供养的官员是没有资格与其相提并论的。

“中国看病最不贵”是混账话吗

师碧澄

对曾副局长开的“药方”，许多网友表示很气愤，不能接受。有网友说，“这等对民生疾苦毫无感情的论调，竟然出自卫生局副局长之口，并且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来教育国人!而且你还告诉大家，这是用纳税人的钱走遍了全世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养了‘白眼狼’吗”?

但仔细想想，笔者觉得，曾副局长不是傻子，咋会说出这种可能引起公愤的话呢?笔者仔细分析了这篇报道，并将同日广州其他媒体的报道拿过来对比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副局长说这些话是有背景的――在“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看来。他想说的是，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不贵，但因为没有健全的医保体制，百姓看病都要自己掏钱，当然就贵了。

在说完这些话后，曾副局长还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济共助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所以我国应该建立良好的共济互助体制，良好的医保机制”。这个看法应该说很有道理，也道破了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人看不起病，不等于看病贵，而可能是社会分担医疗支出的机制存在问题。

当然，曾副局长的表述方式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他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教育国人，忽略了公众在看病就医上的现实困难，而拿关系一个人生命的“修人”与“修车”相比，也显得非常冷酷。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曾副局长的一些论据确实存在错误。比如，他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问题在于，看病贵不贵，要看医疗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何况，中国看病贵不是贵在“门诊费”，而是贵在以药养医上，贵在这个器械那个器械的诊断费上。贵在做手术要给医生塞“红包”上。因此，7元门诊费和国外诊金300元，不在对等的层面上。

笔者以为，即便有这些问题，曾副局长也没到挨骂的地步。这是因为，正确的废话谁都会说，比起某些光会迎合公众，整天说“老百姓看病真辛苦”，却从来不进行深入思考的官员，曾副局长的话虽然有些刺耳，却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

努力让收入跑赢物价上涨

杨黎光

我们多数人是挣固定工资的，如果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那就意味着生活的成本在增加，生活的质量在缩水；如果工资跟着涨了，与过去收入相比比例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也就不会那么焦虑地关注着CPI的跳动了。“挂钩”，实际上是保障了民众所能享受的经济增长成果，实际上是维护了我们的幸福指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从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年来经济飞速地发展，人均GDP越来越多，但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欠缺足够的速度。尤其是在一些绝对“企业自主分配”的地方，企业从小变大从弱变强，而员工的工资条却是几年不变的。如果不跳槽的话，在强弱分明的劳资关系面前，恐怕也没有哪个员工敢跟老板提出要提高待遇福利，顶多有个腹诽罢了，只能是默默忍受。成果，并没有完全“共享”，共享的是CPI。

我们在创建和谐社会，我们在讲社会公平与正义，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构建新型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并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落实到位。“挂钩”是一个很好的动议，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开始，离工资条、离钱包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需要从这个“开始”，进入到下一个“开始”，充分地论证，要考虑企业的成本、要考虑个人的成本，也要考虑社会的成本，然后真正地落笔于某个法律法规、某项政策，然后让这些条文真正地成为增加的钞票。这些增加，不因这样那样的所谓客观因素而耽搁。

再融资传闻何以重创市场信心

傅　新

在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我们应当警惕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散播传闻这种不动声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势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低价建仓、高位出仓，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我们应完善再融资的相关规定，使再融资行为更加严格和规范。同时，对于别有用心的不实传闻散播者，也应进行追查，并予以严厉惩处，避免传闻影响资本市场走势的畸形现象持

续下去。

近期，再融资对股市的影响可用“谈虎色变”、“草木皆兵”来形容。伴随而来的，是再融资传闻的兴起。再融资谣言的传播随时可能被市场误读或放大，并引发股市暴跌――再融资谣言已经成为损伤人气的一个重要因素。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如果对照近期股市走势与谣言的散播日期，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合拍：2008年1月21日，中国平安再融资规模将接近1600亿元的消息见诸报端，中国平安当天跌停板，大盘飞流直下，10日内从5200点跌到4195点附近。为了保持市场的稳定发展，2月1日，证监会批准两只创新型封闭式股票基金发行，A股重上4600点。股市最低迷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但2月20日传出的浦发银行再融资400亿元的消息，再次引发恐慌，性抛盘，终结了刚刚形成的反弹。2月22日，管理层再批两只股票基金和两只债券基金，这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救市之举，是一大利好，但却被当天早上传出的大秦铁路即将再融资500亿元的传闻所化解。大秦铁路随后声明至少近期没有再融资计划。2月23日，在市场人气已经遭受重挫的情况下，中国联通即将再融资600亿元－700亿元的传闻起到了强烈的“落井下石”的效果，股市继续快速下跌，市场人气陷入空前悲观的状态。中国联通随即表示“该传言内容是没有的事情”。

从再融资传闻与股价的波动来看，完全是合拍的，让人隐约感到其中的某种针对性。2月26日有媒体披露，“中国联通在跌停板价格附近一度十分活跃，大智慧软件显示：大单买入占比41％，大单卖出占比28％，小单买入占比27％，小单卖出占比3％。也就是说，在跌停价位附近，机构的吸筹愿望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担心，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散播传闻这种不动声色的低成本做法，促使股市走势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低价建仓，高位出仓，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尤其是在网络高度发达和普及的今天，传闻通过一个帖子就可以散播出去，并迅即传到市场，而每一次传递都会在客观上造成某种带有倾向性(如助涨或助跌)的情绪的累积，对投资者信心造成直接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其投资决断。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收费公路岂能成政府的提款机

崔　鹏

在某些地方，收费公路已演变为当地政府的“提款机”。审计发现，辽宁、湖北等16省市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已违规收费149亿元；自1995年，浙江省高速公路各经营企业对车辆加收“车次费”，仅2003至2005年就从中多收19.55亿元。

根据我国《价格法》、《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公路收费标准必须公开听证，用贷款修建的公路进行“收费还贷”，一旦还清贷款，应停收撤站。然而，投资33.8亿元的济青高速，经测算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12.65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却为30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这将增加社会负担275亿元!

众所周知，公路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是发展公路事业必须坚持的理念。可是，尽管国家确立了以“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的思路，但很多地方的收费站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越建越密。有的地方一条5公里长的公路竟设3个收费站，收费近20元!收费站林立不仅直接增加了百姓的经济压力，还直接增加了运输成本，成为物价上涨的一个动因。

公路收费出现诸多问题，并非我国收费公路建设主旨不明，而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地方利益作为行政作为的出发点，把高速公路当作“提款机”。审计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与高速公路是“利益共同体”，要么是政府贷款、收费，之后再以“转让收益权”名义逃避责任，要么就是变本加厉地强化收费行政专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扭曲、变形，高速公路的公益性已被高额的收费所侵蚀，公众权益、百姓利益被抛到九霄云外。

收费公路管理法规严重滞后，也是导致违规收费的重要原因。2004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对新建收费站的设置、收费期限等做出了规定，并要求出台相关办法，对《条例》颁布前已建成的收费站进行规范。但时隔3年多，相关办法仍未出台，这不仅造成《条例》颁布前已建成收费站设置过多过密、收费期限过长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使新建收费站、延长收费期限等变得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给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违规收费以可乘之机。

据悉，2020年以前，我国还将建设大量高等级公路。如果目前公路收费的种种弊病难以根治，必将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给百姓带来更多的不便。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贯彻国家的政策，控制收费公路规模，降低社会运营成本，科学规划收费公路的建设，完善收费公路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尤其要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减少收费站点、调整不合理的收费期限，让高速公路摘掉“高价”的帽子，真正成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