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范文
时间：2023-12-08 02:23:51
官员财产公示篇1
2012年7月10日，中共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引发各界广泛关注。7月20日，淮安市纪委副书记范青接受专访，首次公开回应改革原委。
作为全球公认的“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受到各国重视。1987年，该项制度亦首次在国内提出，此后1994年进一步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未能出台。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认为，“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此种背景下，中共淮安市纪委希望以地方增量改革的方式稳妥探索官员财产公示难题。
“拒绝申报，不予提拔”
在范青看来，决心并不能代替方法，更不意味着有了决心改革就成功了，吴玉良所称的难题在淮安也是现实存在。
范青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中央党校教师吕品的署名文章《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进展与分析》，这篇发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对官员财产申报“化解制度创新风险”“财产申报人群范围”“财产公示范围和方式”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篇文章深得范青推崇。文中精彩之处被范青标识出来亦显示着这次改革有备而来，改革主导者对各地情况做了充分的摸底。
但淮安的改革，有自己的逻辑，并不照搬。
之前，淮安已经做了更为基础的工作，核心所指是，“领导干部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
“我们当时考虑，诚信问题，不仅是整个社会，领导干部也需要加强。因此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我们淮安就开始建设领导干部信用体系评价平台，加强领导干部信用建设。”范青认为，此前的工作为今天的财产公示改革做了铺垫。
不过，改革并不容易。历经两年调研，到2012年年初，《淮安市领导干部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工作意见》和《淮安市领导干部信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一个功能强大的软件系统也被开发出来，进入调试阶段。
中共淮安市纪委党风廉政室刘飞表示，“这个体系建立后，打开软件，连交水电费的情况都一目了然。”
领导干部的信用情况主要包括领导干部的履职状况、工作作风、遵守法律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家庭道德等各个方面。
但领导干部上报信息的准确性很难得到确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淮安市纪委开始将视野投向财产公开。范青说，“一方面中央也大力提倡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再一方面，这也是社会群众的呼声。”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财产公开正好能解决领导干部自行“申报”信息的准确性难题。
从今年4月份开始，中共淮安市纪委对财产公示制度的设计开始密集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参加座谈的人员来源非常广，包括机关干部，部门主要领导，部门分管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财产公开相关职能部门比如银行、住建局、财政局，组织部门和县区；还有特邀的纪检监察员。
主抓《暂行办法》起草的中共淮安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王建华介绍说，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官员是否需要进行财产公示这个问题上，淮安上下有着非常高的共识。不仅如此，淮安市委常委会还对此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但对于具体如何推进，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方案。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哪些人的财产应该纳入到公示之中来？
有人提出来能不能在某个部门先试，搞试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好处在于，先在局部范围内进行试验，以此降低风险。
讨论的结果是，风险需要防范，但改革也要推进。范青说，“最后我们决定将全部拟提拔干部都纳入进来。”
这样一来，市委拟提拔担任正、副县（处）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拟提拔担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各县（区）委等拟提拔担任正、副乡（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必须进行财产公示。
在“监督检查”部分，《暂行办法》规定：各级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拟提拔人选财产申报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公示的地区和单位，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非常硬性的约束是，“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建议不予提拔。”
“有公示就会有监督”
公示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财产公示制度的核心所在。
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布的信息包括四方面，主要限于官员本人的工资收入、奖金补贴、收受礼金、礼物等收入状况，通过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向社会公开。财产以及家庭成员等七项信息则被列入秘密申报、内部掌握的范畴。
浙江慈溪的官员财产公布范围除了公布收入等内容，干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拥有的私家车等大宗财产，以及官员亲属从业、子女就学等情况都要详细公布，但却不包括银行存款、信托资金、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借出款和借入款、美术工艺品。
显然，淮安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大的推进，拟提拔官员的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债务等均被要求如实申报并做公示。以投资情况的申报为例，包括投资或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金融理财产品的本金或市值、账户余额；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时间、名称和投资总额均被纳入进来。
此外，还包括“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这样一个兜底条款。范青认为，这样一来，基本上涵盖了干部的财产情况。媒体亦评论认为，“这样宽泛规定的好处在于，谁如果有不当收入和财产，可以很清楚地得到反映；谁想隐瞒收入和财产，也很困难。”
在公示程序上，此次改革亦做了精心考虑。“我们设定的公示程序是与组织部门确定的程序同步。党委决定准备提拔干部，向社会公示其简历等情况，我们就同时公布其财产情况，与组织部门的干部任前公示保持同步。”范青说。
王建华认为，“这样的好处在于，干部任前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对其最为关注，任前公示本身就意味着引入监督，财产的同步公示使得监督得以具体化。”
《暂行办法》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不仅仅是拟提拔期间受到监督，拟提拔人选在被提拔后，有群众反映和举报的，纪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对隐瞒重大财产且在公示期间的，建议不予提拔；已提拔的，建议取消其任职资格。
格外引人关注的是财产公示的渠道。
《暂行办法》要求“市委拟提拔的人选，在其任职单位张贴，淮安市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市直单位拟提拔的人选，在单位党务政务公开栏予以公示；县（区）委拟提拔的人选，在其任职单位和本地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
这一规定表明改革者对改革的推进非常谨慎，也被评论人士认为“公开的程度不够”，并称之为“遗憾”。
范青的看法是，“无论是在任职单位还是电子政务平台公示，财产公开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实际上最了解情况的还是单位内部，提拔期间竞争也是在内部，只要有公示，就会有充分的监督。”
尽管如此，范青并不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之所以叫‘暂行’，就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经验，在合适的时候能够进一步完善推广这个制度。”
据悉，改革方案出台后，中共江苏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江里程专门对淮安财产公示的改革做了批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探索，符合渐进、增量改革的辩证思维，对于进一步深化惩防体系建设的思路与举措具有积极的作用。”
根据中共淮安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的安排，《暂行办法》8月1日起施行。王建华说，他们希望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优点能释放出来，使之真正成为“反腐利器”。
官员财产公示篇2
又有地方政府提出要公示官员财产了。
在刚刚闭幕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抛出的惊喜不断，其别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而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则进一步透露，申报财产的方案已经出来了，目前正在做试点方案。“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对此决策，翘首期盼者有之，消极观望者也有之。
各地试点停滞
官员财产公示，广东省并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市、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宁夏青铜峡等地，都曾经作过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
作为第一个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2009年的阿勒泰市出尽了风头。当年的元月1日，阿勒泰市55名副县级（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包括财产收入，一下子被传到网上，一时成为新闻焦点。而组织这场“晒财产”的人，正是时任阿勒泰市纪委书记的吴伟平。为此，吴伟平还开设了“纪委书记廉政讲堂”，路线遍及六县一区，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吴伟平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
在具体操作上，阿勒泰市首先把官员“收入申报”调整为“财产申报”，财产包括工资但又不仅限于工资，其中还有官员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收受有价证券、礼品、现金等项目。比如，公示网站上，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当年的工资收入为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为24835元/年，在“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一栏则为“无”。
尽管55名领导干部无一人申报“礼金”收入，但阿勒泰市当年的反贪决心仍令人钦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阿勒泰试验掌声”。
继阿勒泰市之后，又陆陆续续有地方政府效仿实施官员财产公示，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宁夏银川市采取的方法是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通过局域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公示期只有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
湖南浏阳市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
宁夏青铜峡市则采取在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公示，至今在网页上仍能查询，不过公示内容却不涉及具体金额，仅简单公示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同时简要交代住房情况及婚姻状况。然而，与其他地方短暂公示之后便收藏入库相比，青铜峡市的做法已经被誉为“最彻底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了。
这些地方政府公示官员财产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
2012年4月份，媒体通过回访，发现这些当年勇于尝试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在官员财产公示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
宁夏银川市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川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运转了两年时间，所需申报的事项、申报以后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均没有变化。在该制度运转的两年时间里，相关部门也没有接到一起针对公示内容的异议。
青铜峡市也没有接到关于公示内容的任何一起异议。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公开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陈雪松称，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媒体对此总结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结果均为“零投诉零异议”。
最令人唏嘘的是，新疆阿勒泰市的财产公示政策，也随着吴伟平的逝世而停滞了。2010年8月，年仅51年的吴伟平因病去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在实施了一年半有余之后，也随之悄然落下帷幕。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
公示决心倒退
在吴伟平离世的前几个月，2010年5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简称“《规定》”），当中提及领导干部包括各级机关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大型国有独资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申报财产要同时包含本人及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投资、就业情况，与吴伟平在2009年所实施的方案不谋而合。这是目前为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唯一有效法规。
在此之前，该规定有过1995年版本和2006年版本，2010年版正是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有学者却认为，2010年版本在某些条款的设定上，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记者注意到，在1995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
“是退步了，这是高层没有形成共识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持此看法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韩德云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的议题，2006年领衔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7年及2008年，他坚持建议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计划，建议立法应在5年内完成。此后的每一年，韩德云都坚持呼吁尽快启动立法，至今已经七个年头。
“立法的进展非常缓慢，还停留在内部申报的阶段。”虽然年年提，韩德云所提议的5年立法期限也即将来临，但他对最终立法的预期时间却渐渐没有了信心。“我看，公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事情。”韩德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他坦言：“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理论上的呼吁，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仅仅就是反映民意。”
而民意显然是踊跃的，在一项“多地官员财产公示遇零投诉”的网络讨论上，数据显示，有超过900万条讨论参与到该话题当中。
官方声音也并不是完全缺席。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就曾经集体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李成瑞在2009年曾公开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已经提了22年，就差政治决心。从2009年到2012年，又一个三年过去了，而“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仍然是不同的两个制度，”韩德云感慨。
制度性反腐受阻
然而就算仅仅只是内部申报，就算看到了申报资料，官员财产也依然是个谜。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公务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检察院办理贪腐案件时，基本不去查阅干部个人事项材料：“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通过翻阅材料就可以找到证据的，我们都是直接去房管局、去车管局、去银行查询流水账目，真的有问题，不会往申报材料上写吧。”
该公务人员称，能体现腐败官员真正藏富的，往往是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如配偶及子女。然而，在2010年版的《规定》当中，对申报子女财产状况的对象，却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子女”，而“共同生活”的定义，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覆盖面十分有限，而现实情况是，往往是独立生活的子女，才是官员财产的拥有者。
对此，韩德云表示无奈：“2010年的文件，很多人都认为不能满足现在制度性反腐的要求，不够的话也不仅这一个条款不够。”
因此，韩德云对几个地方政府试点官员财产公示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必须走立法的途径，通过法律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谈及广东省也在计划试点，韩德云说：“看方案怎么出吧，选择从哪些层级哪些岗位，以什么方式，公布哪些内容。我没有期待，没有中央层面统一立法出台的话，任何地方来做这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都很低。”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也曾表示，现有的规定“重政策而轻法律”，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应有的刚性，许多问题无法规范，“行政法规肯定不能规范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党内规范和纪律又不能约束派和无党派人士，所以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
此次广东省党代会，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特地强调，“监督是个老问题，但是监督的力度一直不够，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特别薄弱。”
毛寿龙对此更是直言：“公开数字是容易的，但是公开以后相关的政治影响没法把握。一旦公开肯定媒体要跟进，相关问题就需要处理，这个后果不好把握。现在我们培养提拔干部不是从财产来决定的，而是从政治觉悟啊，德才啊来考虑的，如果加入了这个因素，那可能以后领导干部的选拔都要进行改变了。”
官员财产公示篇3
近年,“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屡成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到底有多少变化?
今年伊始,陆续有地方着手公布政府公务员收入、财产;十月,广州率先公布市政府财政预算账本。赞扬也好,质疑也罢,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到晒收入、晒财政的行列,政府信息终将越来越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
公众质疑耐人寻味
继财产申报制度,难以服众也是理所当然。正如网友所说,“你有政策,他有对策。别破冰不成反被冰冻。”
实际上,从1988年提出官员财产立法动议到现在,已历时21年;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至今已走过了15年;从中办和国办1995年颁布关于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申报收入的内部规定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从2001年中央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制定省部级高官家庭财产报告的党规15条到现在,也是“八年抗战”。可是至今,仍是内部制度形同虚设,外部监督法无实据的状况。可见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国的举步维艰。这还不止,近期,就财产公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随机对官员进行了调查,不料竟有97%的官员以时机不成熟或者其他理由投出了反对票。更有雷人官员质问,“为什么不先公布老百姓的财产?”
于是,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能总停留在论证实验阶段,有必要迅速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并借鉴国外“阳光法案”,在实践中扫清制度障碍,早日推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知这一次的上海浦东,能否冰释大家的监督焦虑,将官员财产公示做得名副其实、无懈可击,给民众带来惊喜。
重大事项都应公示、公示须常态化
今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接受采访时建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体应当延伸到官员的配偶、子女和近亲属,否则财产申报将很难获得制度的公信力。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官员是公权力行使的主体,由于权力天然具有扩张的冲动。要求官员申报公开自己的财产,是为了防止他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相应地,要求官员同时申报公开亲属的财产,则是为了防止他利用权力给亲属谋取不当利益。
官员的权力行使到哪里,对权力的监督就要进行到哪里,官员的边界可能延伸到哪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边界也要延伸到哪里。有专家建议,为构建全方位的反腐肃贪体系,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不但应延伸至官员的亲属所得,而且申报公开制度本身,也应当从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扩大为“官员重大事项申报公开”,包括官员本人的财产,官员配偶的财产和从业情况,官员子女的受教育和从业情况,都应当如实申报并向社会公开。这样,某官员的女儿在国外留学镀金,她需要说明高额学费是从哪里来的;某官员的儿子大学刚毕业就被收入超高、待遇超好的垄断国企录用,他就需要说明,自己是怎样找到这个“金饭碗”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多家媒体报道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普雷斯科特里根也失业了。里根总统未必不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儿子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在高度发达的公众监督之下,要成就其事谈何容易?所以有评论说,在中国,假如什么时候也出现了某市长的公子、某县长的千金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新闻,或许官员重大事项申报公开制度就水到渠成了。
此外,还有专家补充,完整的官员财产公示,不能公示了就不见下文,而应明确包括公示、核查、问责、存档、监督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环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抑制腐败的目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对民众意见和质疑进行统计归纳,并分门别类在网上作出公示,让民众知道公示的效果。同时还要表明核查和查处态度,给民众一个交代。属于误传误解的,通过说明真相,消除民众的误解,还官员以清白。如果民众意见属实,就要将相关官员的查处结果告诉民众,作为对民众监督的回应。这样的官员财产公示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效果。
同时,必须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常态化。国外反腐经验证明,单独一次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效果并不明显,更别说是对才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实行的财产公示了。如果只是在提拔任用之初搞一下时间很短、基本无人知晓的财产公示,而不是从两次或几次财产申报的差额部分中寻找线索,只会给人借公示之名作秀的感觉。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三个重要特点或环节:一是具有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一些国家(如韩国)甚至专门设立了瞒报罪。准备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不妨比照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位?
国外制度透析
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在此问题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俄国: 总统、总理带头亮出“家底”。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自觉申报个人及家庭财产情况。他希望借此带动更多官员“亮出家底”,以便接受公众监督。由于此举直接触及精英集团利益,而且可能引发舆论非议,梅德韦杰夫走得并不轻松。
俄《导报》援引俄总检察长柴卡的话称,2006年8月至10月,检察机关在11个政府部门发现了约5万起违法情况,其中主要问题就是收入申报。2008年俄总统大选时,除梅德韦杰夫外,其余竞选者都出现了申报不实的情况。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掀起了“反腐风暴”,并将财产申报作为突破口之一。其中,2008年12月出台的俄国内首部《反腐败法》规定,除国家和地方行政官员外,诸如法院、检察院、警察、军队、安全部门、选举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申报人之列,而且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也必须一同申报。与此同时,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
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今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举措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今年4月初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梅德韦杰夫倡议的官员及其家属申报财产是有益的举措,但仍存在不足。
《生意人报》援引1992年至1993年担任俄总统顾问的斯坦克维奇的话称,不相信官员们纯粹依靠申报的那些收入而生活。他认为,官员们与商界有密切联系,并且将收入转移到国外或隐藏了起来。而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行政改革部主任尤扎科夫表示,公布申报结果很好,但此举的目的不应该只是核实官员是否纳税或满足民众的好奇心理,而是要开展反腐工作,因此“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生意人报》还援引专家的意见称,反腐败法律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还存在不少漏洞。比如,向税务机关申报财产只涉及官员是否照章纳税,至于开展反腐败工作则必须对官员的支出也进行监督,但这些标准并未被写入反腐败法律中。1995年至1999年任俄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则表示,有关核实官员财产申报内容的工作,必须由独立机构来进行。
法国:总统上任 家产同时上报“示众”
2007年5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结束了12年的任期。临别之时,法国政府没有忘记一件事――公布希拉克向宪法委员会提交的家庭财产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希拉克夫妇的家庭财产总值为100多万欧元,其中,他所购买的乡村小城堡、过户给女儿的小公寓以及艺术品、首饰、标致汽车,甚至是家中的7万欧元存款都被拿到了网上“示众”。
对此,法国人习以为常,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总统离任时必须提交家庭财产报告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以方便民众在政府公报官方网站上直接查阅。而之后上台的萨科齐也享受了同等"待遇",因为法律还明确规定,所有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向宪法委员会申报家庭财产,一旦当选其财产状况也要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法国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这是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项专门法律。根据该法规,宪法委员会在《政府公报》上公布总统选举的结果时,必须附上当选者的财产申报单。参议院和国民议会(议会下院)的议员在上任后的15天内,也必须向各自所属的议院办公厅提交一份以其名誉作保的准确、真实的财产状况申报单。此外,所有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5天内,要向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状况申报单,并在任期结束时,再次提交一份新的财产清单。议会办公厅或委员会按法定程序对申报者的财产变化情况作一份报告,并将其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一旦公职人员被发现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即视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惩处。
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而且,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美国:曾让众院议长“落马”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有了超过30年的历史。在这30年中,包括一名美国众议院议长在内的不少美国高官都曾因为这项制度而受到惩处。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始于1978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根据这项法律,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须包括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规定,必须申报的内容包括各种渠道的利益所得、接受的礼品以及资产和负债等。同时法律还规定,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后被禁止从事某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腐败和防止政府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利。此外,该项法令还对官员接受礼物和酬金的披露进行了细致明确的限定。对于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
财产申报制度实行之后,美国有很多官员都因违反规定而受到了处理。例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有关部门发现他在1989年之前的10年中曾经6 9次违反国会关于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其违规的主要事实包括,接受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累计价值14万多美元的馈赠;违反有关议员演讲费收入的规定,通过出书获取稿酬5万美元且没有进行申报。
日本:漏洞挺多反对声不少
“麻生第一位,鸠山第二位。”6月30日,日本媒体报道了各政党党首的最新年收入。麻生太郎首相2008年的收入为3641万日元(约合280万人民币),高居榜首,党首鸠山由纪夫紧随其后,收入为2887万日元。
早在1993年,日本国会议员财产申报制度就已开始。根据1992年通过的《为了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简称《资产公开法》)规定,新当选议员有义务公布所持有的资产,具体包括建筑、土地、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权、定期存款、车、证券等。此后每年4月,议员们还要向国会提交上一年的收入。申报内容包括工资、稿费、演讲报酬、存款利息、房地产所得等。最后,这些信息再由国会统一向国民公开。目前资产申报对象主要有内阁官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等。
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申报制度并不十分严格。首先,申报项目中不包括银行活期存款。有的议员指出,“说得极端一点,就算你有10个亿的活期存款,申报财产时,也照样可以说自己身无分文”。
其次,鉴于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配偶财产的申报也没有被列入到《资产公开法》中。有专家对此表示了担心,“如果议员把自己部分资产转移到配偶名下,就可以避免公开”。
而且,事实上,对内阁官僚的资产公开只是一个协议性质的行为规范,却没有涉及对于虚报资产的惩罚事项。换句话说,阁僚如果虚报资产也不会受到处罚。
漏洞还不止这些。《资产公开法》中,虽然第一条就明确写着“国会议员的资产状况要处于国民不断的监督之下”,但是法律没有规定需要成立第三者审查机构,也就是说没有机构对议员申报的资产进行核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条例中,导入了如果百姓对官员财产报告书提出质疑,可以成立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核的制度。但是,这在全国范围内还属少数。
官员财产公示篇4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热点。据悉，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或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扩大。
此前，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去年在中国北疆小城阿勒泰和浙江慈溪开展试点，并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今年初曾对媒体表示，中纪委正在关注阿勒泰的试点。2月28日，国务院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同样积极评价官员财产公示尝试，并称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不过，中纪委的最新表态也显示，官方推进暂时还停留在“研究和论证”阶段，并无明确的时间表。在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所做的工作报告中，社会保险法等诸多法律被列入今年的人大立法规划，而官员财产申报法与往年一样，依然不见踪影。
阿勒泰实验
中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源于两个文件――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关于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纪委、中组部又联合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施行）》。
但实践中却鲜有实效。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腐败案件中，没有哪位贪官是因两个规定的实施而暴露成百上千万元的家产，更未因此翻身落马。
分析指出，仅有9个条款的“收入申报规定”至少存在以下缺陷。首先，财产申报的范围过窄，只限于申报主体个人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劳务所得等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财产状况。其次，没有设置初任和离任申报，无法计算官员财产在任职期间的增量及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也导致部分离退休官员逃避对其可能的“财产黑数”的监控。
此外，由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收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报送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纪检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申报内容只供相关领导参考，并不向社会公示。而最重要的是，现有规定只是党政规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应有的刚性。
2008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部门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宣布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新年伊始，其在官方网站公布了新任命的55名正科和副县级官员的申报材料；2月17日，公布1054名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该消息迅即在全国引发震动。
与旧有规定相比，阿勒泰实验的最大区别在于，首次明确要求将官员申报的财产公之于众，让民众参与监督。这被视为是打破中国反腐僵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破冰之举”。
阿勒泰并将申报范围从“收入”延伸至“财产”，包括申报人本人及近亲接受与申报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目赠送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婚丧嫁娶、各类节假日、子女升学、乔迁、工作变动等各种名义所获收入；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等等。考虑到部分官员在退休后接受“权力期权”带来的“收入和财产”，还将财产申报制度延续到官员退休后3年期满为止。对于申报对象在财产申报过程中瞒报、虚报，情节恶劣的，将按《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从重、加重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报道，阿勒泰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官员的威慑作用已初步显现。在规定后近半年的时间内，当地纪委就收到申报对象上缴款物价值76万多元，其中单笔数额最大上缴款10万多元，单笔财物价值最大的为26万元。
然而，阿勒泰的做法依旧不完善且不透明。例如，上千名官员没有一人申报收礼，明显不符合中国官场的实情。官方仅公示申报人的收入和收礼情况，而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购买股票、证券等理财产品，由遗产、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7项内容，被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在得到舆论鼓励和支持的同时，这种“准财产公示制”亦被批为“作秀”和“史上最山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
20年立法难产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在研究和论证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想办法制定有关条例或规定，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参考。而与官方缓慢推进相似，相关立法也可谓阻力重重。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韩德云再次提交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这是他第四次提交该议案。其实，早在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就有代表提出了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其后十数年却未见出台，而且甚至在立法规划中消失。
2005年的《公务员法》并未明确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7年颁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其中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法律专家表示，由于未建立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很难查处。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规定巨额财产，1997年刑法第395条继续明确了此罪，去年12月刑法修正案还将此罪的最高刑期从5年增至10年。但这导致“重罪轻罚”和“放生贪官”的质疑，且多数是以贪污、贿赂等其他罪名立案后附带查处的，单独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的案件极少。未来此罪的法律命运，最终要走上“以贪污论”的消亡之路，而这正有赖于以财产申报制度等健全完善的反腐防腐体系为前提。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一直存有争议。去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内务条法委员会称，“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其认为财产申报立法难在登记实名制未推行、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公开与隐私界限不清。
专家分析，隐私权不是理由。即便普通公民，在征税、反恐、反洗钱等方面，也需配合有关部门对其个人收支情况的了解。官员作为掌握公权力的一个特殊群体，在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相冲突时，个人隐私权应当作出适当的牺牲和让步。
制度则确实存在。2006年中国颁布《反洗钱法》，要求境内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这是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但中国对于国际组织所建议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并未纳入反洗钱调整对象。实施反洗钱还存在包括身份识别和实名制问题、金融档案制度的建立等技术。
上述分析指，财产的流动、个人收支情况纷繁复杂，要掌握每个人的所有收支情况根本不可能。中国需要通过建立举报制度和其他民主制度，了解公务人员的财产收支情况，为打击贪污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证据。
近日，韩德云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国公民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渐行渐近，“包括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整个社会舆论的呼吁，还有极少数个别地区试行的一些做法”。
既得利益集团是最大阻力
事实上，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才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实施的最大阻力所在。国家社科规划《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调查对象认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权力的拥有者和腐败的受益者。对于一些尚未暴露的腐败官员来说，支持这项制度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官民反应也截然不同。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68382人中，支持阿勒泰做法的网民占到了93.4％，还有90.3％的民众认为，这项制度应广泛实行。另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州市官员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七成受访官员反对财产申报制度。
2005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丰台区副区长闫傲霜表示，“官员财产不应该公布，官员也享有隐私权。”有观点认为，官员反对公示财产未必是担心泄露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而更可能是担心暴露出法律所不允许的个人财富。
今年全国“两会”，媒体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组某成员时，他甚至反问，“如果要公布（官员财产），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民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这位某省政协主席的话令人瞪目结舌。
尽管行政机关最高首长和党内纪律组织的高级官员都回应了官员财产申报法，但此次“两会”，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对此议题保持沉默。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曾披露，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今年，据官方媒体报道“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分别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和七成以上，“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1/3”。这一讲究技巧的报道乍看颇为喜人，但不谈整体基数、光报道增减比例，实则并无太多意义。
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人大代表的构成直接关系人大决议的利益向背。显然，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历经多年而难产，由此可窥见一斑。
此外，困难还在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特别是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震荡；而且官员的财产一旦曝光，只要说不清楚，就会存在“原罪”的问题，无论如何无法回避。
可以预见，除非中国高层拥有足够的决心并能亲身示范以带动，否则，官员财产申报制 “阳光法案”，这一已为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在中国势必还将遭遇来自官场的强大阻力，其前途着实难卜。
18世纪起源于瑞典，1883年被英国议会采用后，便逐渐风行于各发达国家，东亚各国在完成现代化转型后，也多予仿效。目前，财产申报制度已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
财产申报制之所以能在各国成为通行制度，除了因为反对者提不出体面的反对理由，更因为它的确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廉政机制――与其他反腐制度相比，它有效地借助了官员的自我约束和知情者与公众的舆论约束，可以大大节省政府为廉政而建立庞大的监督、调查和执行机构所带来的高额行政费用。
1978年，美国政府颁布《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这是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
依据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公布自己及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必须公之于众的财产包括：申报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取的收益，签订的受益协议，接受的馈赠、款待和谢礼，以及个人的债权债务、买卖交易、社会兼职等。如上年度所获价值超过100美元的红利、利息、租金和资本利润，以及从事贸易、商业、投资或产品收益获得的超过1000美元的资产利益；上年度从任何人处获得累计100美元以上的谢礼，除亲属外的任何方面累计价值达250美元以上的食宿、交通运输或款待方面的馈赠，以及除此之外累计价值达100美元以上的馈赠等。
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也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将酌情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
道德署负责监管财产申报。该实权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向总统和国会汇报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
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提出辞职。有关部门发现他曾经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他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他的妻子贝蒂则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赖特成为过去200年来美国第一位因此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2003年，美国参议院公布了国会500多名参议员的财产申报，结果表明参议院里净是百万富翁。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她的资产明细清单：出书赚了115万美元，丈夫克林顿一年演讲收入950万美元。其中单次演讲收入最多的一回是2002年11月在日本的演讲，达40万美元。
2005年，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因为5000多美元礼物未申报，包括球赛门票、飞机票、没有付费的宴会而被。
各国和地区财产申报制概览
瑞典：实行最早
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776年瑞典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
英国：立法最早
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
美国：制度典范
韩国
1981年，全斗焕政府制定《公职人员伦理法》，首次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登记政策。但登记结果不公开，实际摆脱了国民监督。
1993年金泳三上台后，公布自己及家人的财产情况，开始强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规定自总统以下3.4万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公布财产。由此掀起一场廉政风暴，导致众多官员被迫辞职和受到惩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因贪污获刑。
2008年4月，韩国政府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包括总统李明博在内的103名政府高级官员平均资产达22.8亿韩元（约合230万美元）。其中，李明博以354.7亿韩元（3560万美元）的资产高居榜首。该资产数额包括政府高官及其配偶共同拥有的现金和不动产总额。
墨西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的《财产申报法》规定，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从科长到总统的各级官员，都要定期主动进行家庭财产申报，对易于产生腐败的海关、移民、税务、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等，也要进行登记。
2002年6月10日通过《信息公开法》，规定所有墨西哥公民有权监督国家公务员的收入状况，以杜绝腐败现象。政府开通网站，供公务员公开申报。《信息公开法》通过后的第7天，因未能及时申报财产，约1万名公务员受到停薪停职15天的处罚，朝野震动。
印度
2007年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当年5月16日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
中国香港
自2002年7月实行官员利益申报制度以来，特区政府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产，由政务司专门负责登记并供公众查阅。
2002年8月，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收到的礼物已超过200件，平均每3天就收到两份礼物，种类由食物、家居清洁用品到娱乐用品应有尽有。在董申报的清单中，连一包花生也不放过。
2003年，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在购车过程中未能及时进行利益申报而遭受公众质疑，最终被迫辞职。
2007年7月1日，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正式就任时，香港《紫荆》杂志对港府高官的私有财产来了个“大起底”，揭示“楼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坐拥9套房产，而特首曾荫权只剩一宅出租。可见，香港官员利益申报制度之严格、全面、公开。
中国台湾
要求财产公布项目至少包括房屋土地证券储蓄，台湾军人亦应比照办理。
其他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
官员财产公示篇5
网络监督还需制度保障
1月中旬到2月初，地方两会顺利召开，伴随着地方两会新风，网络反腐、炒作式反腐、房产曝光和反腐风潮此起彼伏，网络监督虽是反腐利剑，却不应成为“被使用”的手段和工具，网络监督还需制度保障。
1月17日，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作风问题被免职；19日经济观察报发出重磅文章“房子的焦虑”，曝光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714人确定为外逃；21日单增德、杜泽勇等“涉色”官员被立案调查；22日，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该言论瞬间引爆舆论场；23日，罗昌平微博账号解禁，24日他重提举报旧事。随着媒体的连续深挖，贪腐“房族”迅速壮大，“房姐”、“房祖宗”蜂拥而出，舆情焦点逐步转移至户口和身份管理的执行漏洞；24日，重庆10名官员落马再现舆论监督影响力。28日，雷政富视频报料人“@朱瑞峰V”因报料手中还有其他官员的不雅视频，被重庆警方调查，随后他发表一份声明，授权多位律师和媒体人为自己善后。
纵观十后的反腐历程，中央领导表态与地方官员纷纷落网可称作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大剧”，彻查反腐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强势反腐也赢得众多网友称赞“反腐有成效”，但也有网友表示“难度大，静观其变”。在社会反腐环境恶劣的当下，@在水一方风铃草认为“贪腐也有惯性，反腐没有制度保障就缺乏执行力。”意见人士@吴法天表示“反腐不能只是杀鸡儆猴，要杀就直接杀猴子。”网友@乱世一狂民则直指要害：“民众耐心已被透支殆尽，只有傻子才会永远只看广告不看疗效。”网友言语直言不讳。
网民的群体反腐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但另一方面，群体无序反腐会造成误伤，侵害无辜者的合法权力。反腐要想深入和长效，只有在制度层面保障社会、政府、民众的多渠道制衡监督，才有可能使反腐向纵深处运行。
官员财产公开：
用行动代替呐喊
官员财产公示的话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地方两会召开期间，记者的问题直接过渡到“你有几套房，你有多少存款”的犀利提问。21日下午，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表示愿晒财产，其举动被认为是“破坏官场潜规则”。随后苏志佳、谢晓丹等领导都表示愿意公示财产。23日，广州市长陈建华表示，“如果接到通知”，会带头公示财产。佛山市长刘悦伦也表示如果有要求将公示自己财产。而浙江慈溪市纪委杨智峰称，官员财产网上公示是未来方向，但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目前收入差距较大，顾及会带来社会反弹。官员财产公开似乎处于“一线天”高点，一触即发。
在官员财产公开话题上，微博舆论场异常活跃，意见领袖和草根网友均翘首企盼。250个核心意见达人中有55位了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博文121条，其中@不沉默的大多数、@崔小平律师、@中青报曹林、@鲁国平先生、@摘星手010、@武大沈阳等大V都参与讨论。意见达人中支持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徐昕、@袁裕来律师、@左小祖咒等，而认为不能立即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有@胡锡进、@胡淑芬。
一方选择谨慎保守，一方提倡稳步改革，提出反腐路径的专家们多提倡渐进式改革，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则顺势响应民意，仿佛只要一个通知，官员财产公开即可成为既成事实。
广大民众的呼声愈喊愈响，社会舆论氛围越来越浓，网友纷纷为财产公示出谋献计。悲观人士的“隐私论”、“反弹论”无可厚非，却也不足以成为阻碍财产公示的挡箭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然大势所趋。
官员财产公示篇6
背景新闻:
2009年1月1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对2008年12月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个人财产申报公示,被誉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破冰之举”。
2010年3月,浙江省岱山县纪委和组织部等部门出台文件,决定对县管干部(副科提正科)实行任前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此举在浙江省内首开先河。
2010年4月2日,有网友在某网站上名为《湖南省长沙市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的帖子,称长沙市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率先公示个人财产,工资4200元/月;隐性工资平均3800元/月;房产三套。张力随即对外澄清,他的财产是“被公开”了。
什么是官员财产公开?
多年来,舆论纷纷呼吁,应当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少人士认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我国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有极少数地方进行了一些尝试,但这些都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您看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到底是什么?
■所谓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指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自己财产并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接受有关监督机关和公众检查的法律制度。各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与各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程度有关。
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备受人民的关注。但该制度到底应如何定位,如何与现有的政治制度相衔接,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现在各地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都有一定的尝试,但财产公开的主体各不相同。应当如何来界定“官员”的范围?
■“官员”范围如何界定,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功能定位紧密相关。该制度应该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主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代议制民主,即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议机关产生并监督政府。代议机关对政府监督最为重要的手段是财政监督,即政府花的每一分钱应获得代议机关的同意,也就是所谓的代议机关掌管“钱袋子”。
所以,在民主政治制度健全的国家,政府的花销是相当透明和规范的。同时,法治政府使政府的权力运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权力寻租”现象可以得到防止。在民主政治制度和法治政府的双重保障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相对公正与廉洁的,最有可能产生问题的是选举过程中的钱权交易。所以,一般要求与选举有关的政务类官员公开自己的财产,而一般公务类官员是不用公开自己的财产的。
2009年的新疆阿勒泰地区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示被称为“破冰之举”。然而,公众在这次公开中发现,领导干部公布的财产状况差距不大,而且这些财产来源基本是“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公众最感兴趣的比如剪彩所得、授课所得、稿费所得、题字所得,甚至贪污所得、受贿所得等,均未有官员主动申报。因此,官员财产公开,公开的究竟应该有哪些内容?
■人民之所以要求官员公开其财产,是想知道官员的全部财产中有哪些财产的获得是与他的职权行使紧密相关的,而这些财产的获得可能会使他并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去行使手中的权力,但这类财产的获得往往是很隐蔽的。所以一般来说,财产的数额可能比财产的类型更能说明问题,这也是我国刑法为什么规定“巨额财产”。
我认为,政务类官员可能最应该公布的是其财产数额。一个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政务类官员可能比一个身无分文的政务类官员更让人觉得放心和踏实。
如何看待官员财产公开?
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了关于公开官员个人财产的提议。事实上,官员财产公开,一直是各方呼吁较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呼声?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说明了我国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有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制度最基本的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即代议机关的代表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代议机关代表人民掌管“钱袋子”,而人民通过选举决定代表的去留。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代表不是专职的,代表与人民的联系不够密切,人民较难通过选举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而在当前这一状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人民只好更多地寄希望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期对目前的官僚腐败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有一些人认为,领导干部也是人,他的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对此,您是怎样认为的?
■任何人的权利都应受到保障,但任何人的权利也应受到限制。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还是各个国家的宪法,对权利的保障与限制都有明确的规定。
而在一个民主政治生活作为基本生活状态的时代,为了保障民主政治生活正常健康的运行,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其部分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必须的。许多国家的宪法判例都将官员的权利与一般公民的权利区别对待,尤其是在涉及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的时候。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可能会引起社会混乱。您是怎样认为的?
■全方位地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的确可能引起一定的混乱。当前人民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予以如此高的热情与期待,说明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但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最根本的渠道还是选举以及与人大代表的联系,而不是直接地监督官员。“查官员有多少钱”,尤其是对一般公务员,事实上违反了宪法的一般原则――“最小伤害原则”。治理腐败的手段有很多种,官员财产公开只是其中一种,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许对公务员的权利侵害更小,却可以更好地治理腐败。
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举步维艰?
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仍然迟迟不能确定、实施。您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何在?
■全方位实施官员财产公开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一制度的实施需要高额的制度成本,它的可行性以及伤害性都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实施。
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应当如何发力?
■正确理解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该制度可能带给我们的结果,是我们在推行制度之前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官员的腐败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执政素养、道德修养,以及财产状况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权力如何受到约束的问题。
我们目前是希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能遏制权力寻租,那么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到底有多大的相关呢?这也可能是目前立法者在真正推动这一制度之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些年来,舆论和学界对官员财产公开改革面临的阻力有充分的估计,有人甚至拿出具体的调查数据,称有70%到97%的官员反对这项改革。鉴于这项改革本身需要通过官员之手方能推行,有人得出了“期望反对改革者‘自我革命’的改革注定要失败”的悲观结论。您对此抱有怎样的观点?
■其实,了解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态度就会明了。制度的目的是治理腐败,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完善法治政府。不管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到底会走多远,它对于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所起的推动作用都是不可否认的。
2010年4月,有人在网站上名为《湖南省长沙市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的帖子,称长沙市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率先公示个人财产。事后证明,这是“被公示”,但这也被认为是民众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一次努力。对此,您能谈谈看法吗?各个击破式的“网友曝”,是否能成为推动官员公示财产的一种新途径?
■在目前民意没有更好的反映渠道,各项民主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人民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寄予很高的期望的。
其实,就目前的网络环境与技术而言,我们如果想知道某一官员的财产有多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由谁来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希望官员财产公开能带给我们什么。
官员财产公开,近年来愈发深入地进入了公众视野,从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时起,就已“开弓没有回头箭”。随着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的跟进,官员财产公开更成了滔滔之势。对于目前“各地开花”的情况,您如何评价?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它只能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一个补充制度,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国还是应该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着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
官员财产公示篇7
近来，不少官员因持有巨额财产遭网络曝光，有关部门介入后发现了背后的贪腐行为，由此也引来了民众、媒体、学者对国家推行实施财产公示制度的倒逼。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人民群众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期望值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引入财产公示制度被很多人认为是反腐良方。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基础上试点实施财产公示制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评论。本文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对财产公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制度的健康合理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财产公示制度对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
（一）国外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及功效
我国学者孙龙桦在介绍、研究瑞典、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公职人员监督制度的过程中将其直译为“财产公示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
财产公示制度，即指具有一定级别或拥有一定职务的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有关机关如实申报自己及一定范围内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并在一定范围内将财产情况公开的一系列制度。1766年瑞典出台了《出版自由法》，规定公民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项权利被认为是财产公示制度的雏形。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的出台，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财产公示制度。1978年美国颁布的《政府道德法》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为完备的官员财产公示立法。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西方一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已被实践证明能够有效防范官员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并有助于减少民众对官员资产过高的猜疑，建立官民互信关系。就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而言，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具有震慑犯罪、预警犯罪、证明犯罪三个较为明显的作用。
首先，震慑职务犯罪。财产公示制度如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楚地告知各级官员，社会公众和监督机关时刻注视着他们，防范着他们，希望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用手中权力做腐化之事，否则，将会被达摩克利斯之剑惩罚，招致财产尽失、身败名裂的下场。
其次，预警职务犯罪。预警是指在危险发生前，根据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降低或避免危险发生的行为或做法。根据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如果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后，发现其重大事项异常变动，如财产增加数额较高、配偶子女移民国外等情况，财产申报人若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则说明该官员可能有权力滥用的行为，应对其重点督查，从而起到对职务犯罪预警的作用。
最后，证明职务犯罪。1998年，我国立法机关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国情，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法中创制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巨额财产，以惩治无法查明巨额财产来源的官员。从各国经验来看，财产主要依据财产申报制度而确立，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产申报制度在刑事反腐制度体系中的延伸。
（二）我国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与财产公示制度
财产公示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我国一直实行“党管干部”的方针政策，并始终将“党的作风建设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1988年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五件要求领导干部申报个人重大事项的规范性文件。即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的《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是对相关制度的启蒙与尝试；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是将草案发展成为正式的规章制度；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此次将申报内容由收入扩大到财产，同时将债权、债务、私产等纳入申报内容之中，申报对象由官员扩大到家庭；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颁布实施；201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此次新增了住房、股票投资以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且将监督范围从处级以上干部扩展到副处级以上干部，规定在干部选拔中可以查阅申报内容，纪检检察部门在办案中也可查阅。
“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与其有关的财产、婚姻、子女等可能影响其廉洁从政的重大事项。财产申报是财产公示的前提，也是财产公示制度的依据，这一制度对我国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较为贴切地概括了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现状，与西方财产公示制度相比，“财产”被“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所替代，“公示”被“报告”所代替，“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监督事项上比西方范围广，涵盖了领导干部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但在公开透明程度上与西方制度有较大差异。就制度的应然之义，和其发挥的最佳效果而言，领导干部重大事项不仅需要“报告”，更需要提高到“公开”的层面。只有申报而没有公示，申报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只有公示而没有申报，公示也失去了其客观、真实的基础。
（三）众多高官贪腐案暴露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面临尴尬
通过对北京检察机关近五年查办的近百件厅局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发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
1.涉案官员财产申报不实现象普遍。在被查处的厅局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犯罪数额远远大于涉案官员应有的收入和正常的财产水平。对于这些巨额违法资金，涉案官员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在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登记时予以说明。现行制度不要求核实申报内容真假，更加导致了申报不实现象的泛滥。
2.财产申报制度后续监督乏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只进行申报，没有公开，缺少监督和问责，效果并不理想。同时我国对不申报或没如实申报者没有规定严格的责任，没有明确财产申报的审查机关与审查方式、内容等，导致管理不善，处理不严，公开力度不够。这势必会大大降低整个申报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甚至会使之徒有其名。
3.未能成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巨额财产的查证难度较大。在北京检察机关查处的近百起厅局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以巨额财产追究法律责任的官员只有2件2人。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或者从该制度获得案件实质突破的案件数为零。由于该制度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相应的核查机制和监督机制，还未能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有效来源。此外，由于目前该制度更多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自律，而缺乏必要的核实方法和有效的监管手段，官员瞒报伪报自己财产的现象严重，因此该制度目前还无法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各地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情况及评述
（一）试点情况和特点分析
近几年，随着学者、媒体、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对实行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吁，我国一些地区大胆探索、实践了各具特色的财产公示制度。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广东韶关等十余个省、自治区的二十余个县市的试点工作备受关注，有些被媒体称为“破冰”样本。从公开资料看，上述地区的财产公示制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试点地区集中于二三线城市，缺少一线城市的参与。小城市的试点更具有灵活性，同时由于试点环境没有一线城市复杂，影响试点的因素也相对较少，从而试点推行也相对容易。
二是公示对象多以拟提拔、选任人员，科级以上干部为主，试点人群范围较小，财产公示一般与职位晋升相关联。如江西省《黎川县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凡是县里新任命的科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任职后一个月内向县纪委廉政室进行财产申报，廉政室将申报材料整理汇总后交由监察局干部室进行全面审查。广州始兴县的财产公示制度也以526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作为对象。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财产公示具有新意，不以级别和任用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职位的风险等级作为公示与否的标准，其公示包括辖区内六县一市四套班子、公检法、地直机关全体县（处）级千余名官员的财产申报表，不仅要求县（处）级干部申报，审计、财政等部门关键岗位的科级干部也要申报，同时还明确规定与职权密切相关的财产收入都将向社会公示。
三是大部分公示的地点局限于内部。主要以内部网站、公示人员所在单位、政府大楼公示栏等为主，这表明现行的财产公示试点工作并不是接受广泛的群众监督，而主要是自我监督和党内监督的结合，其影响范围较小，但却优势明显，同事间进行公开、监督、核查也比较容易，而且顾及了干部的承受力，这也有利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减轻摩擦成本。浙江磐安县将拟提拔干部的房产、私家车、收入等在网上向社会公布，其公示力度较大，但公示财产的内容有限。
四是对财产申报不实者的惩处力度不强。江苏淮安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进行财产公示时规定“公示内容会记入干部廉政信用档案，不申报或隐瞒重大财产的拟任干部将被取消任职资格”。还有些试点地没有规定处罚措施。
（二）对财产公示制度地方试点的分歧观点
当前，各地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试点工作被官员、学者、媒体、社会大众普遍关注和热议，并形成了两种态度鲜明的对立观点。
1.效果良好说
一是财产公示试点将公示对象限制在“新提拔、拟任干部”可以有效避免冲突和摩擦。建立一个新制度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过多的摩擦可能会导致制度夭折，只有循序渐进才能巩固试点的效果。而选择公示人群是试点工作的重要环节，“新提拔干部”作为一张“白纸”，在岗位发展的早期进行试点的阻力小，同时避免了对旧体制的直接冲击，而在“新晋人群”中挖掘制度的积极因素，也让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更容易实现突破。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对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改革的主力军，对财产公示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深入，有利于制度的全面实施。
二是从二三线城市开始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好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良好的实施环境。财产公示制度始于基层，可以有效避免因利益冲突大而对财产公示的负面影响。
三是财产公示的范围由个人扩大到家庭是治理腐败最终的控制方法。如广州始兴县的财产公示制度中明确公示财产包括“干部的工资资金、津补贴、劳动所得、房地产、投资、汽车等6项”，而根据新疆阿勒泰地区2009年1月1日实行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可以发现，该地区财产公示制度已经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突破：一是申报对象增加了领导干部的配偶以及共同生活父母，子女；二是申报内容不只局限于个人收入，还包括全部财产。当前腐败行为日益隐蔽，从家庭财产这个终端来遏制腐败， 有助于提高对公职人员监督的有效性，使公职人员的非法财产难以藏身，从源头上弱化其腐败动机，实现反腐倡廉工作的关口前移。
2.效果否定说
一是怀疑财产公示制度试点的作用与影响。目前财产公示制度集中于干部提拔、选任阶段，但提拔干部仅仅是政府人事管理制度运行的一环。而之后的调任、离任、退休也存在腐败风险，也同样需要财产公示。
二是在试点地虽然进行了财产申报与公示，但却是零投诉零异议，这表明财产公示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制度设置的预想。财产公示的方式局限于内网或单位内部，只将监督局限于自我监督和党内监督或者说是熟人监督，而没有扩大到群众监督，起到的效果得不到保证，特别是在我国这个熟人社会，熟人监督的效力更是值得商榷的。
三是财产公示试点对公示财产的全面性与真实性不能进行有效核查，财产公示制度推行面临基础不实的尴尬。在现实生活中，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同时不动产登记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玩等用现有的技术和配套制度更不能摸清。公示没有配套的制度和技术支持，导致试点效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都尚未完善建立，使得财产公示缺乏必要的运行基础。
四是部分官员认为财产公示制度不利于其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和隐私权。法律规定公民有最基本的隐私权，公务员作为公民，有权根据法律规定享有隐私权。但另一方面， 公众作为者，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因此，公众有权要求公务员进行财产公示并对其进行监督。由于法律赋予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监督权这两者不相容，导致公务员在财产公示中陷入伦理困境难以抉择，这也成为官员拒绝财产公示制度的重要原因。
五是财产公示制度的持续性不强。一些人认为“很多地方的干部财产公示试点都是昙花一现、人走政息”。试点地一般对财产公示制度执行机关、执行操作等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条款，使得制度容易在倡导者离任后面临推行难，从而导致可持续性不强。
三、从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谈财产公示制度的定位
纵观对试点情况的正、反两方面观点，参与讨论的各方在财产公示制度的概念范畴、申报对象、申报内容、是否公示等诸多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争议冲突的背后，反映了官员、学者、媒体、群众等不同群体对财产公示制度的不同利益诉求，该项制度被赋予了监督权力、保障权利、信息公开、惩治腐败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利益期待。因此，应尽快统一认识，明确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性质定位，使该项制度朝可预期的方向健康合理发展。
笔者认为，财产公示制度因我国目前尚无“反腐良方”应运而生，如果从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理解该制度，其性质定位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产公示制度是对权力运行的事后监督，而非过程监督
不受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的不当行使，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惩治腐败的关键。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可分为对权力运行的过程监督和对权力行使的事后监督。过程监督通过国家、行业、单位的法律规章制度实现，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事后监督通过约束权力行使者的行为活动实现，包括对官员日常消费行为的监督、8小时之外的监督、对官员一定范围亲属的监督等。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对权力运行的事后监督，通过公开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等重大利益事项间接限制其消费、使用不当利益的能力，打消其滥用权力的念头，从而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事后监督的财产公示制度，只能成为反腐败的辅助制度，夸大作用或对其期望过高都缺乏依据。
（二）财产公示制度须实现内部与外部监督相统一，而不应仅是内部监督
从监督方式看，对权力的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即权力体系的内部自身监督）和外部监督（即权力体系之外的监督）。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开宗明义：“根据《中国共产程》、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从全国已试点的地方情况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主要由地方纪检监察部门、组织部门推动，属于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督。
财产公示实行内部监督，具有针对性强、易于被领导干部接受、监督成本低等特点。但外部监督的力度大、效率高，具有内部监督无法比拟的优势。笔者认为将财产公示定位为内部监督是当前形势下适应发展环境的体现，随着条件的成熟，将逐步引入外部监督，实现财产公示的最大功效。
（三）财产公示制度应与其他制度配套，而非单独实施
目前，各地试点的财产公示制度大多单独运作，依赖于领导干部自觉报告，相应的重大事项核查系统尚未建立，也给发现和惩治腐败带来一定难度。就实施效果而言，财产公示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配套实施，如金融机构的金融实名制、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房产信息联网制、税务登记制、不动产登记制等。
四、对完善财产公示制度的几点展望
（一）对财产申报的态度应当是不迷信、不低估、求务实
当前部分社会公众、媒体一般对财产公示制度表示出高度的评价和认可，其实对其应当保持客观的态度。首先，需认清制度本身是一种事后监督和客观监督，治理腐败是一项综合性的复杂任务，需要从制度和机制上予以监督和控制，也需要主观上形成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对制度本身的功效不能过分迷信。其次，财产公示制度是形成系统反腐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可以作为反腐的重要切入点，也要以之为契机带动其他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所以对于该制度也应保持积极的态度，对其效果不低估。最后，制度本身也需要其他制度予以配合和保证，在求务实的态度指引下将制度落实到位。
（二）财产公示制度应当以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基础和来源
目前，部分地区试行的财产公示制度都是自立门户的。进行公示前需要官员对自身情况进行说明，再将其进行公示。此时，官员对自身情况的说明，与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两者并不挂钩。这一情况导致了重复建设的问题，也使得现行财产申报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财产申报制度与公示制度应当衔接，形成彼此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的关系，从而降低制度发挥作用的成本，促进制度规范运行。
（三）应从新晋干部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开始推广
新生事物的发展与完善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申报与公示也需要循序渐进，建议从新晋干部在有限范围内的公开开始推广，深入宣传制度作用，树立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加深对制度认识的深化，最终形成全国性、持续性、规范性的制度体系。
（四）对干部的监督与保护相结合
财产公示制度存在推广难的问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利益群体可能因制度推广而露出马脚或无法说明情况、本身合法权益亦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矛盾较多等，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很容易成为部分人寻找比较点的平台。同时在媒体传播日益兴盛的今天，一些媒体往往为了曝光点而放弃职业道德，从而对干部造成困扰，甚至会对其名誉与个人隐私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财产公示制度的推广需要将干部的保护放到重要位置，需对利用制度进行非法行为的人员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官员财产公示篇8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但有些改革的艰难令人匪夷所思，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制度，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它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1883年，英国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
作为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常用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通过对官员财产变化的掌控，洞察官员的行为。而这样的掌控，又常常是以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前提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具体地说，通过严格的申报制度，一旦发现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存在差距，官员就必须作出解释与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也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而治罪。对于民选官员，则必须在选区范围内向社会公示。可见，对官员来说，财产申报制度无疑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强有力的实施。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的。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以美国为例，在1974年尼克松总统陷入“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主要是内部申报，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水门事件”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1978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在5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包括离职后。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申报制度而丢官的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一项20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
然而，就是这一个对腐败有着重要抑制作用的制度，在中国却迟迟未能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就着手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直接涉及掌握巨大权力的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项原本意义重大的立法几度搁浅。在无法可依、官员腐败又日渐盛行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只好采用惯常的做法――即试图靠政策规范官员的财产申报行为。但由于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又是内部申报，所以不少地方都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人称之为“破冰之举”，并概括出四大亮点:一是由“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二是财产申报由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三是申报的财产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离任申报延续三年。可以说，阿勒泰地区的这一“破冰之举”，对于预防腐败、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提供了良好“范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员财产申报”这项已被讨论、争论了20多年的制度，终于在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西部边陲率先示范了，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无独有偶，2009年1月，浙江慈溪也宣布该市已试行官员廉情公示制，并将全市300多名现任副局(科)以上官员的廉情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里。慈溪试行的官员财产公示，比阿勒泰更为彻底，又因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慈溪仅在单位内部公示，公示结果外人不得而知。就新疆阿勒泰的情况看，2009年第一天，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表如期在网上公示了。尽管这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和各类礼金，但社会的整体反应仍然是积极的。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
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是根本原因
一项制度的确立，20多年几无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和困惑。就像社会一再拷问的那样:我国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不也进行20多年了吗，为什么“分开”和“转变”如此之难呢?这确实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带综合性、全局性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理出个头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相对单一的问题就不应如此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官员腐败问题远没有后来那样严重。按理说，一个问题越突出，就越应该成为下决心解决的重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相对也能更快一些，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会如此艰难呢?这些年来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党的十六大以来仅省部级腐败高官就处理了几十名，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大的反腐力度，仍未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在法制框架内一系列真正奏效的监督制度。
这一框架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笔者认为，不是目前条件不成熟等客观原因，而是这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扰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某些改革涉及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订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时，问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这也是一些民众一再质疑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涉及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涨价以及管理收费等事项时，有些政府部门决策会如此果断、快速;而那些涉及官员自身特权、行政性审批、部门利益的改革又会如此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自身不仅要提出改革的目标、举措，更要依靠广大民众主导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的改革只改群众，不改自身，不敢果断地触及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改革就很难真正深入。换句话说，要真正重构改革共识，就要敢于在包括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废除特权等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入手，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提振公众对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