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自助、再助人

余秀珠是铜紫荆星章、荣誉勋章的获得者、太平绅士,但她体会到的成就感,并不完全源自荣誉—由领取综援的单亲人士,到自强不息的杰出代表,从默默无闻的布衣平民,到屡受表彰的女性精英,她从零开始,斩获“明天”,迎来“旭日”。她的故事也许可以概括为:穷途而哭,受启发奋起直追;学而后知,下决心自助助人。

背景也是一种资产

余秀珠女士是印度华侨,出生在加尔各答,正是“排华事件”的突发,扰乱了她全部的成长轨迹。“家里用所有积蓄买了一张机票,安排大我六岁的姐姐回广州读书,我们继续留守。不久,父亲因病去逝,母亲工作无着落,这才在中国领事馆的帮助之下,让我们回国。没想到,此时‘’风头正劲,我们只好拿着护照,申请来到香港,投奔远亲。”这是1968年,她年仅十六岁,余秀珠女士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和母亲一人手里拿的,只有五块港币。

在这样困窘的情况之下,复学已无可能,尚未成年的她只好借朋友的儿童身份证去工厂打工。上班的第一天,对于初入社会的人而言,显得格外难忘,“上午亲戚带我‘认路’,下午三点,防暴队就冲进来,声言,让我们赶快离开。到了街上,我甚至不知道怎麽回家。”那时的香港,屋邨刚刚起建,公路仍然灰尘扑面,为工厂奉献青春的日子里,她对这座悄然变化的城市逐渐熟悉,过得忙碌而平静。

七十年代,处于适婚年龄的她遇到前夫,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但是,超乎她想象的是,这段最初给她无限憧憬的婚姻,最终给不了她一个圆满的结局。“十年里,后期基本在家暴中度过。”为了两个女儿的健康成长,她终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1988年终于如愿。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现在回想似做了场恶梦!她表示,后来的自己,更关心的是如何开始将来的生活。

当年的她曾在五金、塑胶、制衣等各种轻工业工作过,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工厂大批搬迁北上,她不得不予以放弃,谋虑转行。可是,隔行如隔山,谈何容易?在婚姻结束之初,她和两个女儿不得不依靠福利金度日。“那段时间很低沉,社工和心理学家先后给我辅导,是他们带动我积极思考,发挥潜能。”在热心人士的启发下,余秀珠女士决定进修。

虽然手持印度的学校资历,但港英政府并不承认,以至于联系学校时,她不断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她只能通过电话函授,成人教育,重上中学。两年很快过去,参加公开会考的她顺利拿到了英文合格的成绩。鼓励使人进步,至此,她有了新的想法,“我想再上层楼,学社工就很好。”

因在一家妇女团体担任接待员,余秀珠女士经常要接待一些已婚妇女,听她们谈论家长里短。也就是在这时,她豁然发现:自己的背景也是一种资产。“我建议她们找社工解决,但她们总是回答,‘你结过婚,你才会理解我们讲的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的信任给了余秀珠女士极大的信心:为什麽我不去做社工呢?也许我会比那位社工更受欢迎!

通过谘询,余秀珠女士发现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都颁发社工文凭,最低要求是“中学毕业”,遂大胆报名。但她心明如镜,“和其他手持八科会考成绩的考生相比,只有一科英语会考成绩的自己,胜算不大,若是电脑选择,更是以卵击石”,于是勇敢地给两所学校的系主任分别写了两封长信,也许是她的诚恳打动了对方,接下来更同时得到两次面试机会。这一次,余秀珠女士被城市大学录取,但实际上,她与理工大学的不解之缘并未就此结束,后来,她不仅成为了该校的社会工作文学硕士,还获得了“杰出理大校友”的称号。

在城市大学,余秀珠女士当了两年的全职学生。这段期间,她的生活状态,可谓“痛并快乐着”的写照。“当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政府认为这一年龄应该就业,表态如果坚持读书,就会停止发放生活费。我于是找了三份兼职,分不同的时间勤工俭学,所得薪水已足够支付我和女儿的一切费用。”除了工作、上课,还要辅导两个女儿的学习,直到夜晚十二点以后,才是她复习功课的时候,辛苦可想而知,但她顽强地坚持下来,更在两年里创造了从未缺课、迟到、早退的全勤记录,实在令人佩服。

发挥潜能,为自己,也为社会

余秀珠女士是知恩图报之人,面对曾经收留她两次的妇女庇护中心,一毕业,她就毫不犹豫地归来效力。“我在那里做得很开心。”共同的经历易让彼此惺惺相惜,这让她在沟通方面更有优势,在工作上表现出色。最令她难忘的是这样一个个案——“她带着两个孩子,因为受过家暴,已近乎崩溃,每天都以泪洗面。但庇护所只有三个月的居住期限,我担心她的将来,所以一直引导她自力更生,请她自己尝试一切。但一开始,她认为我‘不尽责’,还到主任处投诉。几年过去,有一次在街上偶遇,她竟然前来感谢我,说自己自立后学到很多,感谢我那时‘推’了她一把。”一般进入庇护所的妇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无论租房搬家,还是自己就业、孩子上学,一律希望工作人员一手包办。自身的经历、他人的案例都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如果不去尝试,就不知道潜能有多大。

也正是在城市大学就读社工系期间,她决定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开始酝酿单亲协会的成立事宜。单亲协会的前身是“关注单亲人士会”,由她与另两位朋友发起,于1991年正式成立。关于缘起,余秀珠女士介绍,主要来自单亲妈妈的困惑。“我们都遭受过家暴,依靠综援生活的那段日子,经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际遇:为什麽租房子,房东不租?为什麽给孩子找学校,学校拒收?为什麽成为单亲家庭,就会遇到这些困难?”就这样,团结发声的心愿作为一种鞭策,驱使她们开始行动。

“关注单身人士会”最终于1996年变更为“香港单亲协会”,也同时从一个小众的自发组织成长为一个有规模的专门团体,如今员工三十多名,会员四百多人。但鲜为人知的是,该会成形以来,曾经受多少曲折。资金不足正是第一大难题,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功夫”,第一笔款项被周永新教授的一句提醒解决了。“他在一个场合得知了我们的困境,就问:为何不申请凯瑟克基金?他当时恰是凯瑟克基金基金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按照规定提请了计划书,说明了成立单亲中心的意愿,由于香港没有先例,他们为此考虑了很长时间,问了许多问题,最终还是决定批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