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的计生依赖

过去三十年间，城市居民——尤其是上海居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模范遵守者，大量的超生现象往往出现在农村。二十年前黄宏和宋丹丹的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说的就是农村人违反计划生育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城市居民更愿意遵守计划生育，而超生多出现在农村？用经济学理论来说，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高，那么他们抚养孩子的成本也会更高。而抚养成本的增加会让他们克制自己的生育意愿。也正是因为此，在居民收入增加后，生育率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

这个解释针对的是生育自由社会中的生育现象，但是无法解释在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中为什么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愿意遵守计划生育。还有人说，因为较之农民，城市居民更有文化，更愿意遵守法律——甚至有人用城市居民更有“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来解释，甚至举例说，城市里的居民大都可以很耐心地排队，但是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就无法遵守这个排队的规则，插队的大都是他们。

是的，到城市里谋生的农民工刚进城时没有排队的习惯。但这并不是他们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以前的生活经验里没有排队这个传统，在农村里生活，大多数时候都不需要排队——在这个意义上，排队和素质高低无关，更多时候是和生活经验有关。假设城里人到了乡下，他也不会排队，因为乡下的生活绝大多数都不需要排队。

那么，为什么城市居民更愿意遵守计划生育？我的解释是，来自于计划体制下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众所周知，在计划生育刚刚开始实行的80年代初，城市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体制中。体制内生活意味着你的吃喝拉撒都严重依赖于“单位”，一旦你敢违反计划生育，那么你工作的饭碗可能就不保，甚至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也因为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单位——也就是由政府提供的，所以城市居民不得不遵守“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计划体制下，还有单位的同事会监督你遵守计划生育。为什么他们要监督你遵守计划生育？为了鼓励计划生育，政府对带头遵守计划生育的单位进行奖励，同时还实施连坐制度——假如一个单位因为一个职工违反计划生育，那么整个单位的福利都会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个连坐制度的激励下，同事们会有格外的动力来监督相互之间的肚皮有没有大起来。

但是在农村，这些在城市里行之有效的制度计划多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作用。自从1982年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政府对家庭的生活几乎不发生影响——因为农民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不是依赖于政府，那么他就有足够的意愿来自主生育，而且对农民来说，一个非常直觉的印象就是——没有子女，今后谁给我来养老？

在农村也不存在着类似城市居民的连坐制度。尽管在农村里也有村干部，但是村干部对农民的超生行为也不愿意多管多问——因为隔壁家多生一个和我没有丁点的利益关系，尽管有些时候计划生育先进村会给村干部带来一些奖金，但是这些奖金和在村里遭受的白眼相比，显然是得不偿失。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在农村里抓计划生育最狠的大都是乡镇干部——因为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来源依赖于政府，而且他们和工作对象之间并没有直接利益往来，他们只需要对上级负责。

正是因为经济来源的异同，城市居民比农民更加愿意遵守计划生育。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农村里是“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却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但事实总是很残酷。三十年前被一些人奉为金条的“计划生育”却在今天被学界广为质疑，而众多失独者家庭更是经历了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模范遵守计划生育的城市正在因为缺乏年轻人而面临养老金的支付危机，但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因为计划思维的惯性在反对“超生”。

尽管我们现在会在为入学难、求医难而抱怨人口太多，但是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人老了之后只能依靠现在的年轻人，换句话说，目前这些超生的人群是我们今后的生活来源。

（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