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身份认同的流变

在为“民族”定义的时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所谓民族主义都是一种人为的文化产物，同时，认同体随着历史、政治与文化因素而阶段性地演变。根据安德森这一“共同体”概念，我们可以为解严之后的台湾电影梳理出一个基本的认同态度。

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还处在权威统治瓦解的前夜，很多电影，如《海峡两岸》(虞戡平执导)、《原乡人》(李行执导)，都体现的是单一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经历了1987年的解严时候，90年代的台湾获准体现丰富复杂的民族情感，如表现日本殖民统治的电影《无言的山丘》(王童执导)和《戏梦人生》(侯孝贤执导)，前者表现的是汉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鲜明的对立，而后者则呈现了复杂的殖民经验和游移的认同态度。

1994年以后，台湾电影因好莱坞电影工业入侵等不利因素而濒临绝境，新一代电影人也不再向父辈那样用电影来追寻历史，他们只关注现实。迈入新世纪，台湾电影只能依靠辅导金小打小闹，或惊悚题材，或青春同志题材，都摆脱不了闭门造车、自怜自爱的倾向。正当人们怀疑曾经厉声拷问社会的台湾电影“怎么了”的时候，2008年的台湾电影人又呈现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从《海角七号》8月22日上映，票房一路长红，到尾随其后的《九降风》和《固男孩》收益也不错，再到11月，反映客家人抗日的《1895乙未》上映首周票房告捷，台湾电影在十几年的疲弱不振之后，终于生出了一丝曙光。这其中，最令笔者注意的就是去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海角七号》和年末上映的战争片《1895乙未》。这两部电影因其对台湾社会和历史热切地关注，吸引了众多台湾民众到戏院观赏，重拾观众对台湾电影的信心!

延续上文对台湾电影认同态度的梳理，本文将针对《海角七号》和《1895乙未》这两部电影，梳理它们对于新世纪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再现。从电影叙事的时间来看《1895乙未》描述的是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之后，割台湾地区给日本，客家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件；而《海角七号》则有两个叙事时空，1945年日本战败，国府迁台与新世纪的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正好贯穿了台湾百年的历史，从而使这两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直指台湾社会百余年认同的流变。

一、在本土寻根中重塑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文化认同以中国文化认同为主导。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遭遇退出联合国、与日断交、保钓运动等前所未有的外交厄运，另一股建构台湾文化认同的本土反思运动也在逝世、政权松动的时候悄然浮现。本土意识对于当时的台湾和台湾人来说，是一种有意无意转嫁政治危机感和焦虑感的补偿性措施。但这种本土意识很快就被策略性地运用，影响了台湾的政治认同。这使得本土意识所涉及的就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投射，而是整个社会前途的考量。在台湾电影中，从早期的健康写实主义开始，便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对本土的关怀，而现在的《1895乙未》与《海角七号》，也尝试描摹一个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的台湾的脉络。

安德森所言“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指的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一种认知方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寻找归属和自我认同的方向。而认同通常是依附于一块范围固定的土地而产生的一体感。所以“本土性”是一种特殊的相关共同体，历史和文化便是维护本土性的重要因素，同时，追寻历史是重建认同的最好方法。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正好可以通过对历史反复地再现而直接为“本土意识”提供人们共同的场域。《1895乙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片超过六千万新台币的投资在近年的台湾电影中算是大手笔，如此大的投资被摄制组用来修建清末的台湾民居，制作当时客家人和山地人的服饰，以及台湾的美丽场景。影片为台湾观众展现了客家人祭祖、结婚等风俗，及山地人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为观众建构一个百年前的台湾社会。该片导演陈坤厚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这不仅是一部反映客家人历史的电影，还是一部反映台湾历史的电影”。从这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从历史深处为台湾人寻找身份认同的企图。而这种身份与中国内地“抛弃”台湾地区和日本殖民统治都紧密相连。

片中，抗日义军头领吴汤兴在得知唐景崧、丘逢甲弃守台北，逃回大陆的消息时，这样说；“我六岁时候，我阿爸丢下我们，回去唐山……他们本来就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似乎是在为今天台湾意识的萌发兴盛作注解，台湾悲情历史肇始于被清朝政府抛弃，从此“亚细亚孤儿”只能依靠自己单薄的身躯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然而影片似乎又不能完全将大陆视为“他者”，这些秀才出身的义军首领即便是在舍身赴死的时候发出“男儿应为国家计，岂可偷生降敌夷”的呐喊。可见，内地既是他者，也是一个内在于“自我”之中，无法摆脱的梦魇。

如果说《1895乙未》中对于本土的认同是仰赖对清朝政府认同的削弱和拆解，那么《海角七号》反而避开了内地，将台南乡村与台北都市作对比，将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他者，以求重塑台湾真正的本土性。

《海角七号》中对根的追寻不是历史的，而是空间的。在台北孤身奋斗十几年的阿嘉回到了故乡――台湾南部小镇恒春。电影中，台北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塑造的一个空间，它与世界上多数的大都市一样，高楼林立，交通繁忙，人们习惯吃西式快餐，台湾本土特色在台北消失殆尽。而台湾南部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地方，考古资料证明，台湾最南端的恒春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而这些人就是后来台湾平埔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祖先。影片中的小镇恒春拥有清朝时期修筑的古城墙，露天摆酒的结婚风俗，自制米酒“马拉桑”，还有弹月琴的老伯，街上从容走过的镇代表，小镇上的一切人与物天然地热闹而和谐。毫无疑问，台北代表在国际舞台上越走越没有方向的台湾，而小镇代表台湾应该记住的精神原乡。片中人物在大城市找不到的梦想，却能在小镇实现，这暗合了都市观众的观影需要。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2008年，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影片中四季如春的小镇却为观众制造了一个关于心灵家园的虚幻美景。

两部电影对于台湾身份的探索都包含着一种宽容态度，《1895乙未》对抗日义军与日军的冲突做了尽可能的淡化处理，不以激化历史尘怨为目的，只是让观众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而《海角七号》作为一部商业片，更是不着痕迹地将多元化的台湾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如年老者与年轻人的冲突、城乡差异、民族仇恨等在嬉笑怒骂中轻易化解，体现了导演希望通过电影赢取族群之间的互相尊重，化解仇恨的“时代价值”。

二、复杂殖民经验下的认同体验

多数时候，我们很难在大陆的抗日题材电影中看到 一个正面形象的日本人。二次大战时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实施的残酷杀戮，在中国民间埋下了化解不开的仇恨。而这种情绪在台湾电影中却很少见(除却由官方投资的军教片和政宣片)。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实行的是隐性怀柔的政策。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可以永久地，将台湾看做自己的土地，看做战时日本向东南亚进一步扩张的基地，所以日本在“台湾”发展重工业，修建港口、铁路、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发展皇民化教育，客观上提高了人口素质。日本交还“台湾”时，工业化水准、民族教育水平都远远高于内地。这些都使台湾人的日本情结变得复杂、暖昧。这一点在《1895乙未》与《海角七号》两片中都有所体现。

《1895乙未》作为一部反映客家人抗日的电影，其中的日本军人却是正直善良、彬彬有礼的人，日军侵略台湾实施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和平接收，不搅扰乡民，除非遇到顽固抵抗，否则不实施无差别扫荡。尤其是作为整部电影叙述者的日本军医，影片不仅描述他对上级和士兵的救护，还一次次地重复他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和平的渴望，他总是希望能尽早结束战争，减少杀戮。电影中的历史始终是一种带有作者立场的被讲述的叙事，而影片对日本形象的美化即是导演与现代很多台湾人共有的对日观念。

百年前的仇日、抗日与今天的暖昧游移，片中人物与影片创作者对日的不同态度，正好似一种跨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窥测出这百年历史中，前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人来说难以言明的复杂感觉。而《海角七号》两个叙事线索的并置，1945年日本撤离台湾与新世纪的台湾，则恰恰填补了后50年的跨时空对话。成功的皇民化教育使日本文化多少融入了台湾人民的生活中，台湾民间与日本的私交极为复杂，日籍老师与台湾学生的恋爱就是宏大历史背景下一个普通民众的小故事。非常刁诡的是，影片对于另一个故事叙事策略的选取。在脱离日本统治半个世纪之后的台湾，一个来台工作的日本女孩倾慕于一个梦想落空、失意潦倒的台湾歌手，而这个台湾人还以暖场歌手的身份战胜了前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日本歌星。黑格尔曾说得好，“事物的直接存在，以此来说，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或后面，还隐藏着本质。”影片将相隔50多年的两个故事并置，而其中的权力关系却发生了倒置，1945年，日本老师教授台湾人日语，而在新世纪的舞台上，一个台湾歌手却比一个日本歌星更风光。文化权力的变动反映了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变动。众所周知，并不是台湾当局与内地之间的问题，插手其间的还有美日两国。日本一直视“台湾”为其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执政后，不断提升台日关系，依靠日本谋求“”的行径，令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经济建设逐年倒退，民众怨声四起。曾经的殖民统治的确给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经济腾飞后的台湾企图确立的是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对某些大国的依赖。新世纪的台湾处在多种文化的交汇之中，不会再简单地尊奉日本文化。

《1895乙未》和《海角七号》通过个人的视野，巧妙地消解官方主流话语建构的神话，展现了台湾内部多样的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以及在这个族群并立，文化归属歧义的社会中人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这种个人记忆的讲述提醒我们，民族认同的建构不能忽略人民所感知，触摸到的活生生的历史，启示我们“统一不是单纯地复归原状，而是对异化的克服”，要以理解的心态去正视台湾的过去和现在，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思考海峡两岸的和解之道。从这一点上看，《1895乙未》和《海角七号》所做的影像探索无疑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