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以及乡村的心理距离四个方面和老一代农民工均有较大的差异，城市的壁垒消解了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而对家乡归属感的疏离让他们成为真正漂泊的一代。

[关键词]农民工；自我认同；归属感；心理距离；无根状态

[作者简介]魏晨，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讲师，硕士，江苏徐州221006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2―0106－04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学界主要指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入到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的期望值、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要求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向往与认同使得融入城市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目标，但是制度的壁垒与文化上的差异使融入的过程异常艰辛。而在这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融入成败至关重要的问题。有鉴于此，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调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苏省徐州市区作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累计调查样本567个，经过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测，所得数据基本可以用作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概况。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以比较分析为主，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样本分布为新生代农民工365个，老一代农民工202个，经加权处理后进行比较分析)。在身份认同的指标体系上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调查：自我认同方式、对城市的归属感――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原有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区别和心理隔阂、家乡的归属感等四个方面的测量来展开研究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

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影响社会融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是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进行双向互动的一个过程。因此，其社会融合的程度，既取决于客观的社会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影响，如果农民工有着积极的自我认同，能够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则能促进其社会融合的进程；反之，则会阻碍其融入城市的进程。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到底有着怎样的自我认同呢?调查数据表明，64．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13．5％的人认为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而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所占的比例只有3．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老一代农民工中，虽然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所占比例为56．1％)，但有22．9％的比例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新生代3．8％的比例要高很多。但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和“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比老一代的比例高。从这组数据来看，新生代和老一代对自己的身份大多都归于普通的打工者，这是较为温和的一种自我认同方式。从数据上看，是否还应再将“农民工”三个字用在新生代身上，是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一称谓的认同度已经很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主要指其对所在城市在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城市归属感的强弱程度会影响到他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以及将来是否选择留在城市。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问卷调查了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发展再好和自己也没关系”这种观点的态度。调查数据表明，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更高。有11．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同意这种观点，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达24．9％。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60．9％，占了绝大多数；而表示不同意的老一代农民工有43．9％，不到一半。老一代农民工对家乡的归属感更加强烈，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由于比较年轻，受到的教育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多，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也更容易对城市社区产生认同感。但也有一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城市发展得再好和自己也没关系，他们或是进城之前对城市较高的心理期望被打破了，或因为在城市无法实现人生抱负，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这种态度。

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

除了对城市社区地域上的归属感以外，与城市居民群体之间心理上的距离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进程。两个群体之间心理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到其融入愿望的强弱。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越小，就越容易产生与之交往、融入到其中的意愿；反之，则不愿意融入到其中。因此，可以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主观意义上的社会心理距离分解成以下几个层面：

1．和城市居民的差别

在前面的数据中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把自己看成是城市中的一名普通打工者。但是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他们中也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身份模糊不清。那么在他们的心中，自己与城市居民到底有没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调查数据表明，虽然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没差别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要多(两者的比例分别为15．4％、7．3％)，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户籍身份不同的比例最大，占到了21．2％，而老一代农民工中选择此项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为15．1％。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不那么注意自己与城市居民在城乡户籍身份上的差别，但本次调查却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很看重自己与城市居民户籍身份的不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已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都集中在建筑业，而是有了更广的领域如餐饮、修理、零售等服务业，在这些行业中有很多要求具有城市户口，这种要求使得户籍性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影响更大，因此，对他们而言，户籍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老一代农民工中，选择比例最大的是收入，为37．1％，这是因为他们来到城市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挣钱谋生，与城市居民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在他们眼里是最大的区别。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习惯、价值观、社会声誉等因素选择的比例更大，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所谓的“农民工”，而是一个很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未来城里人”。所以，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自己与城里人在生活习惯等社会性因素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收入。

2．对城市居民的整体关系评价

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整体关系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是否觉得与城市居民之间有心理隔阂、对城市居民的总体印象、排斥预期(即自我感知受到的歧视)。

(1)和城市居民的心理隔阂

调查数据表明，更多的老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有一种心理隔阂，这一比例达到了

55．1％，而在新生代中这一比例为35．3％。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地觉得与城市居民有心理隔阂，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内部，认为有心理隔阂的比例和认为没有心理隔阂的比例是一样的，都为35．3％。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相对较小。

(2)对于城市居民的整体印象

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到底有着怎样的印象呢?调查数据表明，20．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友善和气，比老一代的比例(17．6％)要高；而认为城市居民冷漠或者心肠很坏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少；选择说不清楚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差不多，分别为51．9％和49．8％。从这一点来看，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印象从总体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既羡慕城市居民的收入、生活方式，又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长期影响在心理上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冷漠的22．4％的比例和选择心肠很坏的5．1％的比例也说明这条鸿沟的存在。然而，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与城市居民之间交往频率的增多以及交往深度的加深，对城市居民的印象比老一代要温和。

(3)在城市中的受排斥感

通过考察农民工自我感知到的在城市中受到的歧视，也可以了解其与城市居民群体的心理距离。调查数据表明，老一代比新生代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他们的歧视。32．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城市中受到了歧视，而在老一代农民工那里却激增到了59．0％。42．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没有受到歧视，而只有24．9％的老一代农民工认为没有受到歧视。另外有23．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说不清楚。由于老一代农民工在大量涌入城市的时候给城市的交通、治安、卫生环境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导致了市民对农民工的抱怨和歧视，而且老一代农民工多集中在建筑行业，很容易在城市居民的想象中转化为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形象――不讲卫生、不讲礼貌、野蛮、具有危险性等等，因此，在这样的现实中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歧视；而对新生代而言，尽管他们在进城之初就因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而被固定在了受歧视的位置上，但他们从事的行业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集中在建筑行业，而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网、听音乐、买时髦衣服、用电子产品，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与城市居民一样，受到的歧视也相对少一些。

四、对于家乡的归属感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后的适应与认同情况的调查，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其与城市文化的融合程度。如果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城市的文化，身上具有了一定的城市特性，那么他在回乡后与农村文化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或冲突，与仍在农村的同龄人交流会感觉到双方的观点不一样，共同语言减少。调查数据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中都有一定的比例表示在回乡后与同龄人交流时有很多看法已经不一样，共同语言较少。但这种情况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有46．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这一项，另有12．8％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已经没什么共同语言，无法像以前一样交流。从这一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更深地接受了城市文化，城市特性与农村特性在他们身上的冲突也体现得更加强烈。

五、结　论

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城市性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更高，他们在生活方式上更接近于城市特性，从经济基础上来看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最早提出“城市性”(urban－ism)的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他认为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使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显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城市性。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由于职业的改变与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观、社会关系等。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方面是由其年龄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不断改变的结果之一。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们与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交往频率也会因此增多，有了更多的与城市居民深度交往的机会，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也更高。

2．新生代农民工转化身份的主动性更强、与城市的融合度也更深

如果两个群体接触和互动的意愿越强，那么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就会越小，社会融合程度就会越深。从调查结果来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有着更强烈的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并且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或其他联系与城市居民有了深度的交往，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更高。通过双方的互动，他们对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与城市居民处于整体隔离状态；通过互动，他们对城市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很多与农村居民不同的观点、态度。实际上，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城市居民形成了密切关系。齐美尔在对秘密社会的分析中区分出了不同的关系类型，他认为，婚姻、朋友、熟人等，实质上就是与个体的“内核”距离的不同等级。与个体分享内在秘密的人，即是良朋佳侣；而仅熟悉个体生活之外在可见特征者，则属于泛泛之交。可以说，已经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有了“朋友”的关系。这种深层次的交往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低层次的生存适应，进而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交往方式，被城市社会所接纳。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文化水平、居住方式、年龄性别等个体性因素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发生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们嬗变的程度都有所不同。

3．新生代农民工对新身份期待性更强。但是依然受着身份歧视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度更高，但从最后一部分的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仍存在着较远的心理距离。尽管他们有着强烈的与城市人交往的意愿，尽管他们已在主动地调整着自己来适应城市社会，但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他们无法彻底消除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那条心理鸿沟。从历史的因素来看，在由户籍身份决定了城市人与农村人不同的社会地位的社会中，城市人会不自觉地用偏见和集体排斥的本能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并对农民工形成了刻板印象，给他们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新生代抱着美好的发展自己的愿望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们在还没开始施展抱负的时候就成了受歧视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必须面对那些实际上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的歧视和排斥。正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阐述的那样，他们只能占据这样一个预先被设定好的受歧视位置，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要扩展社会关系网络、要掌控更多的社会资源，都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或者改变自我，凭借个人的能力和素质适应城市生活，最终融入城市，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4．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危机

新生代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将自己与城市居民隔离开来、相互厌恶，但他们也未能完全在城市中寻找到归属感和依赖感，他们是心灵上的“漂泊一代”。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在面对城市的歧视和排斥后还能在家乡寻找到归属，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无法再像老一代那样对家乡产生强烈的认同了。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已经产生了融入城市的愿望，并且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适应城市社会，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他们作再大的努力也只是收效甚微，他们的心也只能继续漂泊下去。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场所的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常年外出，但又“移而不迁”；虽进入了城市，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保留着制度限定的农民身份。然而，常年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也不愿再回到农村。他们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之间的矛盾，使得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使他们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他们是一群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人，在都市中流浪，在归属感中彷徨，身份不断地模糊，最终深陷于“我究竟是谁，我应该是谁”的追问，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焦虑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发展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