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摘要：欧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具有灵活性、强制性和权责明确的特点。要解决我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不足的问题，应充分认识到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是前提，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快制度建设是保障，采取多种措施保证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质量是基础。

关 键 词：运动员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欧洲

中图分类号：G807；G5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1-0071-04

做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也是我国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既是运动员更好地贯彻教练员训练计划的基础，也是运动员在退役后顺利就学或再择业的“助推器”[1]。义务教育是一个人为适应社会生存而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是运动员（特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群体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运动员接受更高层次培训或发展的前提[2]。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我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水平就具有重要意义。欧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做得较好，其做法对我国做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欧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特点

2004年，作为“欧洲体育教育年”活动的一部分，欧盟曾专门委托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与休闲管理系对欧盟成员国中的25个国家的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状况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各国均非常重视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就欧洲各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培养模式的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性。

（1）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强制性。欧洲多数国家规定运动员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段基本上是6～16岁，如捷克义务教育年龄段为6～15岁；芬兰义务教育年龄段是7～16岁；法国义务教育年龄段是6～16岁。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外，如比利时政府规定义务教育年龄段为6～18岁[3]。由于义务教育年龄段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所以即使是那些很有运动天赋的运动员也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接受国家规定的课程教育。这样就可以确保运动员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较好的文化教育，并为后续的教育奠定基础。

（2）文化教育和训练时间的强制性。由于运动员在文化教育之外还要进行训练，为了避免学校在这两个方面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欧洲很多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对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时间和训练时间设定了下限。比利时政府要求体育专业学校要保证运动员每周有20　h的文化课教育和12　h的训练。在德国，即使是那些有运动天赋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也必须要放在课余时间进行。法国的国民体育学院（INSEP）要求运动员每周接受24　h的文化课教育和20　h的训练。瑞典则要求那些承担有义务教育任务的体育专业学校必须达到法定的教育标准和目标。希腊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小学和中学义务教育阶段，如果运动员上课时间不足每一学年总上课时间的8%，那么无论他的学习成绩和竞技成绩多么优秀，都不能进入下一级别的学习[3]。

欧洲各国通过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来保证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和训练之间的时间比例，这就为运动员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奠定了时间基础。

2）灵活性。

（1）文化教育时间的灵活性。这里的灵活性和上述的强制性并不矛盾，文化教育时间的强制性是对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总时间的约束，而灵活性意在说明可以有很多种不同路径去实现文化教育的总时间。

爱沙尼亚专业体育学校的学制要比普通中学的学制多1年。卢森堡的法令则允许运动员将1年的学习任务分成两年来完成。希腊政府2003年6月颁布了一项法令将运动员分为A、B、C　3类，A类是指那些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性质比赛或训练的运动员，他们可以缺席学校正常课程的50%；B类是指那些参加欧洲或国际性比赛或训练的运动员，他们可以缺席学校正常课程的30%；C类是指那些参加地中海或巴尔干半岛以及国内比赛的运动员，他们可以缺席学校正常课程的20%。在匈牙利，运动员不用每天都去学校，但是在学期结束时他们必须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参加相同的期末考试[3]。

综上所述，由于运动员训练和比赛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所以欧洲各国虽强制性规定了运动员必须接受文化教育的总时间，但随后就通过诸多的灵活性措施保证文化教育的总时间能够切实落到实处，对某些特殊情况也都从政策上给予指导和说明。

（2）课程内容的灵活性。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安排方面，欧洲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有的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提供法定课程以外的教学内容，为运动员将来的就业奠定基础。如奥地利的Leistungzentren中学会提供一些义务教育法规定课程以外的课程供学生学习；有的国家则要求运动员在义务教育阶段达到的文化教育水平应该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匈牙利则要求运动员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参加相同的期末考试；有的国家则针对运动员需要在训练和比赛上花费大量时间的特点，对运动员安排了异于同年龄段学生的课程内容。如捷克允许对参加训练青少年运动员的国民教育课程做出适当的调整；法国运动员的课表是经过专门设计的，以方便他们的文化教育和训练；在荷兰，学校通常会通过免修某些课程调整运动员的课程内容；卢森堡则允许运动员放弃某些非核心课程的学习；在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是低年级段运动员还是高年级段运动员，他们要想顺利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就必须通过4门课程的考试。这4门课程分别是：斯洛伐克语、一门外语（英语或德语）或者是数学、两门自选课程[3]。

由此可知，虽然欧洲各国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内容的安排存在差异，但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改变法定国民教育课程内容的措施，这使得运动员的课程内容更具灵活性和实际操控性。

（3）教育方式的灵活性。由于运动员的流动性大，学习时间、地点不固定，因此，欧洲各国均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接受正常的文化教育提供了灵活的教育方式[3]。

在比利时，运动员可以选择不在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但是他们必须在家或者是其它组织接受相应水平的文化教育以保证他们和在校完成义务教育任务的学生达到相同的文化教育水平。在英国，有1/3以上的体育学校为运动员提供个人学习导师，这些导师将对运动员的学习进行监督并帮助运动员制定个人发展计划，其中就包括文化课学习进度等方面的内容。意大利则根据运动员承担的训练和比赛任务安排他们的学习计划。如果运动员因为训练或比赛而长时间离校，学校会为他们安排专门的课程辅导。斯洛伐克对运动员进行小班授课，这样可以确保每位学生都有足够的时间和老师进行交流。葡萄牙政府在125/95法令中要求葡萄牙语系的学校应该为运动员安排个人学习导师，导师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和制定运动员的个人发展计划，主要包括学习进度、考试时间安排（以避免和训练工作相冲突）等内容[3]。

综上所述，教育方式的灵活性为运动员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3）权责明确。

为了保证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能够切实落到实处，欧洲各国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利，从而避免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为运动员文化教育奠定了组织管理基础。

在比利时，体育学校是由教育部和体育部共同负责组建，教育部负责监督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内容和进度，而体育项目协会则负责运动员的训练。这样明确的分工使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尽可能达到最佳平衡状态。在法国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为高水平运动员服务，以确保他们训练学习两不误。在斯洛文尼亚，学校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训练方面的相关事宜，除此之外，这些工作人员还要做好文化课教师和教练员之间的协调工作[3]。

这种权责明确的组织管理方式提高了各部门责任感和办事效率，也使针对运动员各项措施切实落到实处，从而为运动员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瓶颈

2.1 “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我国选择的是“以物为本”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认为竞技体育顶峰就是奥运会，奥运会的顶点就是金牌，对竞技体育大发展完全是运动成绩或金牌至上的价值导向，而不考虑金牌的价值大小、内涵如何以及人民是否需要；在处理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人的关系时，忽视人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人当作工具而把竞技体育当作发展的目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竞技体育的异化[4]185。

在我国基层训练组织中，体育行政官员和教练员为了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无视运动员作为人这一身份的存在，把他们看作获取和带来物质利润的工具和机器，随意延长训练时间，使他们不能像同龄人一样接受9年义务教育，有的即使到校上学也由于课程标准与普通学校雷同而流于形式，致使很多运动员由于跟不上教学进度只能放弃学业[5]，最终使他们陷入“人为物役”的局面。

2.2 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

竞技体育的组织管理体制是竞技体育管理的组织体系同与之相匹配的管理规范的有机统一体，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各种竞技体育组织做什么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做（按什么样的规范运行）[4]197。

在我国主要由两个部门负责运动员的培养过程，分别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缺少一个专门负责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使得两个部门在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往往是以牺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为代价。

此外，在运动员文化教育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位。在1986年7月召开的全国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曾提到：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的工作任务首先是要对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运动员进行9年义务教育，使他们在训期间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并取得文凭[6]。但是这一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很困难，由于一些教练员对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且存在强烈的功利心理，义务教育阶段的“体教结合”往往流于形式。体教结合，仍是只‘体’不‘教’，体育、教育两张皮”[7]。其结果是使一些运动员靠牺牲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时间出运动成绩，到退役时文化教育却停留在小学水平。曾经打破世界记录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直言：“我现在只有不到小学三年级的文化，连拼音都不会”，她最后只能去做“搓澡工”[8]。

3 欧洲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启示

3.1 充分认识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重要性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意味着要把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作为评价和衡量我们一切制度，一切规范，以及政策措施的终极标准。这一终极标准应当是‘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9]。只有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两全，在自我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两全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4]214。

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每个公民的素质；它的对象和着眼点是全体公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10]。义务教育阶段是人生的基础教育阶段，该阶段的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整个人生的文化基础和素质。在这个阶段，运动员不仅要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读、写、算等基本技能，还要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和行为习惯。这既是运动员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初始阶段，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既是他们后续接受再教育的基石，也是他们整个人生发展的根基。对运动员来说，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欧洲各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无论是对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时间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对时间安排的灵活性；无论是课程内容的灵活性，还是教育方式的灵活性，都表明欧洲各国对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重视。因此，对我国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工作而言，无论是体育政府机构，还是各级各类体育协会，抑或是从事竞技体育的事业单位、职业体育俱乐部等，都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认识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使他们能够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为塑造他们的个性、品质及后续的再教育奠定基础。

3.2 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快制度建设

就目前而言，虽然体育系统教学单位的教学质量由当地教育系统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使得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于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想解决目前存在的体育、教育两张皮的现象，有必要在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基础上成立专门负责青少年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工作的部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妥善安排运动员的训练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文化教育工作，加强监督力度，特别是对文化教育工作执行情况的监督。

对于感性多于理性的人而言，仅有相关组织机构还不够，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国家体委关于优秀的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革的意见》（1993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等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加快制度建设，使整个组织管理过程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11-12]。比如，将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文化课学习成绩和态度等指标纳入教练员的考核体系中；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利，避免互相扯皮的现象，做到谁出问题谁负责等。

3.3 多措施保证运动员义务教育阶段文化教育质量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和同龄人相比多了一个“运动员”的特殊身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他们获得高质量的文化教育。首先，在保证运动员完成法定义务教育最低学习年限和时间的基础上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其次，经国家层面考核论证后，可以适当调整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的课程内容，这种课程内容要保证运动员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低于全国义务教育的最低水平。再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安排个人导师，个人导师要根据运动员的训练计划制定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学习规划和学习计划。最后，要基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加大现代化教育的投入，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给文化教育所带来的一切成果。如远程教育等，使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能够通过网络教学完成相关的学习任务，并达到与其它青少年运动员共同交流、学习的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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