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且行且思

有时候，体悟就是这样携带着体温，从漫漫的时光中走来。

翻开《总部经济》、《中关村发展蓝皮书》、《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等书，你会感觉像是打开了时间的抽屉，里面记载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对首都经济、区域经济、总部经济、产业经济的研究和体会。似水流年间，赵弘对“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为主要特征的首都经济有了更多的理解：且行且思、敛以致远；且吟且唱、播撒希望。

首都经济与总部经济联姻

2012年7月14日，《北京日报》头版一则题为“首钢世界500强排名逆势上升”的新闻，再次将众人的目光投向了首钢这家历经风雨的国营大厂。相关报道称：首钢在2011年实现了销售收入2335亿元，同比增长18.23%。这一业绩使其不负众望地再次入选2012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位居第295位。同时，它也是惟一一家入选的北京市属国有企业。事实上，首钢搬迁的成功，正是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总部经济实践的典范。据赵弘介绍，20世纪80年代之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种发展路径，一方面带来了工业化脉冲式发展累积的强大能量，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与北京资源环境、与首都功能定位之间的矛盾。“1997年，在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上，时任市委书记的贾庆林首次提出了‘首都经济’发展战略，其基本思路是充分利用首都资源的优势来发展经济。”赵弘接着说：“首都经济战略的提出，使北京的经济发展第一次被明确地置于首都功能定位的视野下。”当时正处于首都经济孕育初期，对于首都经济实现的路径，人们持乐观、谨慎态度的同时，也发现了两大问题：其一，北京的制造业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其二，中国的工业化如火如荼，北京以怎样的角色参与这一进程？

在不断的实践中，2002年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战略。很多人曾兴奋地认为：他们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恰恰此时，大城市高昂的土地、人工成本，巨大的环境压力等矛盾愈发凸显，让“北京制造业”陷入了复杂的境地。“北京制造业面临的难题，让我想到了1996年山西一家企业的相似遭遇：该企业所在地域区位优势不足，虽然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具有优势，但缺乏吸引高级人才的动力。”“渐渐地，我发现这两种困惑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能不能有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这种联系，甚至利用这种联系来突破两个不同地方的发展难题？”于是，总部经济与首都经济的联姻初露端倪。由此深思，2002年赵弘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总部经济”的概念，即将企业总部（研发、设计、销售等）功能配置留在人才、信息资源密集的大城市，而将生产加工职能与企业总部相分离，布局在具有土地、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中小城市，实现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为北京制造业的发展找到了可行路径，也为山西中小城市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战略思路。

从容而理性的未来之城

总部经济的提出，丰富了首都经济的内涵，成为首都经济的应有之义，为北京城市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年，但首钢搬迁始末却深深地印在了赵弘的记忆里。“总部经济的提出，对首钢如何搬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钢涉钢企业全部搬离京城，并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设立新厂，但其总部、研发、物流、高新技术产业等仍留在北京，这样北京既保留了首钢多年来形成的渠道和研发创新能力，又维系了首钢的品牌影响力。”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总部经济助推首都经济的发展正是如此。2005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批示“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随后，总部经济被相继写入北京市“十一五”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得到政府和业界的广泛认可。据赵弘介绍，北京已初步形成了“三大五小”总部经济聚集区（三大指CBD、金融街、中关村总部经济聚集区；五小指丰台总部基地、电子城功能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临空经济区和东二环交通商务区特色总部经济聚集区）。“总部经济，增强了首都经济发展的辐射力，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城市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赵弘犀利地说道。

“稳定成长的首都经济，一以贯之地在寻找更好更快的发展答案。”赵弘对未来首都经济的发展趋势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首都经济的发展进程将迈入关键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一，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第二，信息化与实体经济的紧密融合；第三，首都经济进入更加注重质量的新阶段，发展速度到达合理区间。这意味着未来首都经济的发展更要审时度势，以有效的策略迎接创新驱动力不足、城市效率有待提升与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挑战。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赵弘把脉未来首都经济的的发展，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是做好两个服务，一是要做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要为进入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提供服务；二是要做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本营，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人才体系，建立法律、资产评估等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服务，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统计与首都经济发展俱进

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加剧了不确定性因素，也加大了调控的风险系数。对此，赵弘认为，未来如何进行决策、做出怎样的决策变得尤为重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决策前都要仔细地了解和参考该行业和区域的发展情况，这些都是以数据为支撑的。一定程度上这也证明了数据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统计系统来说，数据就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为了使数据的巨大潜能得到更好地发挥，赵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围绕顶层设计，强化统计研究。首都经济正在经历理性的发展期。在此大背景下，统计系统要转变发展理念，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围绕首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区域发展服务、为企业决策服务。在此基础上，以相关的统计研究为抓手，以数据挖掘为平台，将统计指标设计和具体应用相结合，进行具体化、系统化的顶层设计。

适时调整统计数据指标。随着首都经济发展战略“蓝图”走进现实，经济发展趋势客观上也对新兴产业产生了强大的需求。例如，近年来在企业加速发展的情况下，现代制造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为政府和相关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统计系统专门完善了现代制造业的指标体系，使人们认识到新兴产业对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以经济为经度、民生为纬度的坐标中，未来如何让统计数据为民生服务，也将成为考验统计系统智慧的重要命题之一。

面向公众，开放数据。移动终端和传感设备与互联网的接通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信息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统计系统一方面需要开放统计源头数据，与社会共享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开放统计服务产品，让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公共资源。

2012年，是首都经济从提出到完善的第十五年，在这十五年的跋涉下，首都经济的发展让北京被世界惊叹的同时，也让北京再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期待下，蓄满能量的首都经济必将走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