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的治国艺术与管理启迪

管仲为相四十年（前685―前645），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在他之后大约百年左右，齐国又出现了一名杰出的相国晏婴。晏婴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五十馀年（前556―前500），为相时间比管仲还长。晏婴的管理实践，是与管仲不同的另一种为政楷模。但是，他们二人在价值理念上又具有共同性。正因为晏婴与管仲具有可比性，司马迁为管晏二人合传。

晏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字平仲。其父晏弱是齐国上大夫，父死后晏婴继任齐国上卿。关于他的治国事迹，有许多故事和传说。由于晏婴辅政带有传奇色彩，所以司马迁对其十分佩服，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从管理思想角度看，晏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尽人意的情境下如何辅政的典范。晏婴与管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管仲得到齐桓公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权，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晏婴辅政时期所奉基本不是明君，身边多有奸佞掣肘，不但无法尽情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还要处处防备不虞之祸。如果说，管仲可以意气风发，晏婴则必须小心谨慎；管仲的智谋方略可以产生出十二分的效力，晏婴只能感叹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管仲目标定位于尊王攘夷称霸天下，晏婴只能尽力为延缓齐国的衰败速度而宵衣旰食。在一定意义上，管仲式的情境可遇不可求，而晏婴式的情境更为常见。所以，晏婴的样板更具有普遍性。在治国策略上，管仲是从组织的“顶层设计”出发，晏婴则是从个人的“水磨功夫”出发。《史记》对晏婴治国的策略概括为：“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管晏列传》）

晏婴从政的基本策略是未谋进先谋退，以洁身自好把自己置于影响他人的有利之地，以道义准则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所以，晏婴的节俭克制，与管仲的奢侈张扬形成明显的对比。他一辈子为上卿，吃饭不用两样肉菜，妻子身穿粗布破衣，自己身为相国，“衣十总之布，食脱粟之饭”（总为，布之八十缕为，十为粗布；脱粟为碾去粗糠的糙米），下饭所用不过是“茆菹”“苔菜”之类，即普通咸菜。这在周围的奢华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关于晏婴节俭的故事极多。如晏婴为相三年后，齐景公在宠臣梁丘据的鼓动下，以晏婴中饭肉食不足而给他增加封地，被晏婴婉拒（《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七）。晏婴一次正吃饭时，宫内有使者来，晏婴招呼他一起吃饭，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去告诉齐景公，景公大为感动，“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婴坚辞。景公以管仲坦然接受桓公的恩赐为例，强迫晏婴接受。晏婴回答说：“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同上第十八）晏婴的家居也十分寒碜，宅所潮湿狭隘，靠近市场，噪声喧嚣，景公打算给他换一个好一些的住宅，也被晏婴坚拒（同上第二十一）。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不在之机，直接把晏婴家的邻居拆迁了扩建新宅。晏婴回来后谢过景公，拆了新宅恢复邻居原样，又把邻居请回来（同上第二十二）。晏婴上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了说：“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耶？”派人送给他辂车驷马，遭拒绝后再送来，往返多次，最终晏婴也没接受（同上第二十五）。正因为晏婴的节俭近于自虐，而先秦主张节俭最出名的是墨子，唐代柳宗元就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门徒所做。“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辨晏子春秋》）尽管柳宗元的说法比较牵强，但也可看出晏婴节俭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晏婴的节俭不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推及政务。当齐景公要给晏婴增加禄地时，晏婴以给民众减轻负担作为给自己的俸禄，回答说：“君商鱼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六）即请求景公做到三件事：一是鱼盐贸易在关市上只检查不征税；二是农田税率取十分之一；三是放宽刑罚，死改为刑，刑改为罚，罚则免去。当景公得知晏婴住宅临近市场时，顺便问他市场何贵何贱？晏婴乘机回答：“踊贵而屦贱”，踊为假肢，屦为草鞋，当时齐国用刑过滥，导致市场的假肢生意兴盛。齐景公因此而受到触动，为之省减刑罚。时人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二十一）类似的谏言还有许多。

关于政务，由于晏婴碰上的君主都不怎么样，齐灵公昏聩不明，齐庄公骄奢淫逸，而且庄公竟然因为被崔杼杀了。齐景公刚即位时要稍好一些，略通情理，但也酗酒作乐，性情残暴，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境下，晏婴留诸史册的记载，自然以谏言为主。关于晏婴进谏，有很多记载和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进谏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艺术。例如，齐景公同大臣喝酒，喝高兴了就宣称：酒宴上不讲礼节。晏婴马上指出：礼节还是需要的。景公不听，晏婴也不再吭气。席间景公出去，等再回来时，晏婴故意不以礼待之，等到景公为晏婴的失礼僭越而发怒，他才指出：这就是你说的酒宴不讲礼节，迫使景公认错（《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二）。和晏婴同时的弦章也善于进谏，但针对景公每每滥饮不改的恶习也受不了，当景公连喝七天七夜时，弦章发出“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的警告。景公大为恼怒，对晏婴说，听从弦章则为臣所制，不听弦章则可惜其死。晏婴马上回答说：“幸矣，章遇君矣！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四）把景公放置在明君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谏议。还有如谏景公不杀养马圉人等等，类似的例子在《晏子春秋》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不断进谏，使晏婴对政务管理中投鼠忌器的问题有深刻感受。当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的难处是什么时，晏婴答之以社鼠猛狗。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而老鼠在里面做窝，“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有人有好酒卖不出去，是因为店里养有猛狗，“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治国要警惕的正是这类社鼠猛狗。人主左右“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秉掌国家权力的大臣“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正是在这种谏议之中，确立了晏婴的为政原则，也形成了他的进谏艺术。

关于晏婴节俭、进谏的著述已经有很多，但有一点却被人们忽视――在普遍性奢侈的情境下，晏婴以节俭别树一帜特立独行，如何能够站得住脚？怎样同其他不尽如意的上司和同事合作？会不会因此而遭到排挤？晏婴是如何做到既坚守底线又不出局的？而这些问题，正是研究管理更需要关注的。但要把这些问题分析到位，需要长篇大论。司马迁读过《晏子春秋》，而他在写《管晏列传》时，关于晏婴仅仅取了同越石父的交往和马夫的转变两个小故事，用了几百字，就说得活灵活现。中国古人论事有个特点，就是省略分析过程直述结论，以归纳和洞察直奔主题。按照《史记》对晏婴治国的概括，他在朝廷上，君主说到的事情，则危言进谏，而这种进谏，应把握君主能够接受的程度。“语及之”就意味着在话题上能够取得共鸣，所以存在着讨论乃至说理争辩的前提。而君主不说的事情，“语不及”则不说只做。这种策略，与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曾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样，既能进退自如，又能坚守正道。有道之国，就遵命行事，无道之国，则斟酌行事，这正是晏婴的基本对策。齐景公频繁给晏婴赐赏，也隐含着引诱其同流合污之意，而晏婴把这种十分难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晏婴起码有以下做法可供研究：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说辞；二是移情考虑对方的可接受性；三是在不违背自己底线的情况下给对方留有馀地。例如，晏婴拆除了齐景公给自己扩建的住宅，但又通过田桓子向景公说情，最终取得景公同意。所以，孔子对晏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推崇，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知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

正是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晏婴形成了既和光同尘、又特立独行的行为模式，并总结出了和而不同的管理思想。与晏婴同时的大臣梁丘据，处处揣摩君主意图，事事讨得君主欢心。齐景公为此感慨道，“唯据与我和夫！”晏婴反驳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景公追问：“和与同异乎？”晏婴答道：“异。”对和与同的区别，晏婴解释说，和就像做羹，“水、火、醯、醢、盐、梅”烹烧鱼肉，厨师需要以不同味道互相调剂，才能做出美味佳肴。音乐需要以“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辅相成，以“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相济相配，才能动听悦耳。君臣关系也是一个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而梁丘据不是这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哪能算和啊？只能算同。同是不可取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奠定了晏婴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记载晏婴事迹最多的《晏子春秋》一书，也同《管子》一样，成书年代极长。然而，最起码司马迁读到时已经成书，而同时的《管子》还是散篇，所以《晏子春秋》成书要早于《管子》。学界多数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来又有掺杂补充。还有人认为，该书是秦代淳于越之类齐人所写。不管作者是谁，该书在西汉经过刘向的校订而流传。上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该书102简，可与流行本校正。《晏子春秋》的体例很特殊，八篇共215章，每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而且状人叙事带有很强的文学性，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但是其故事或多或少都能得到其他史料的旁证，后人依然把它归入史类。引用《晏子春秋》作为论证晏婴的资料，应当注意同其他史料交错印证。

正因为《晏子春秋》的故事性很强，所以其流行过程中也使晏婴的形象产生了某些变化。在研究管理思想史时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来看，晏婴的管理活动以“难为”为其特征，而流行的故事过多地突出了晏婴的机智。比如收入中学课本的“晏子使楚”，整个故事都在渲染晏婴的口舌之利和反应之捷，相关的谚语成语也广为人知，使得民间的晏子形象机敏大于厚重，言辞胜过思想，突出的是晏婴的“小聪明”而不能反映其“大智慧”，稍有不慎，甚至会流于尖刻浅薄。至于“二桃杀三士”之类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更会把晏婴改造为计谋专家。实际上，如果看看晏婴与晋国叔向这类正人君子的对话，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另一面。整体上看，晏婴的管理思想，要从厚重、坚韧、智慧、权衡，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等角度全面观察，才能归纳出有深度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