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策略的使用

摘要:翻译策略的使用,既是语言因素和文化因素制约的结果,又与交际意图密切相关｡译者应该根据交际意图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关 键 词:言语交际;翻译策略;交际意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85-04

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传递说话人的意图，包括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和母语交际行为不同的是，翻译在双语转换过程中受包括文化因素和语言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制约。由于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远远不是在一个理想化、公式化的客观环境下完成的，译者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到译文的成形，无时无刻不要考虑语言符号之外的种种主客观因素。[1]而翻译策略的使用，既是多种因素制约的结果，又是交际意图使然。

一、使用翻译策略的理论依据

使用翻译策略的理论依据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翻译功能理论、交际翻译理论和语境顺应理论。

翻译功能理论是德国的莱斯(K. Reiss)、费米尔(H. J. Vermeer)、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的。翻译功能理论认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质量和数量由预期译文功能确定。翻译功能理论为决定处于特定语境的原文中哪些成分可以“保留”，哪些成分可以或必须根据译语语境进行调整甚至“改写”提供了标准。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语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译者在翻译时应根据译文预期要达到的目的或功能，使用符合译语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机构模式的表达方式，使译文语言对译语接受者发挥良好的影响力。翻译功能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为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但却经经验检验十分成功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能随便对原文进行增减，改译不能算是翻译，只有符合某些翻译标准（例如忠实通顺）和翻译规范的作品才算是翻译。[2]对此，诺德指出：“按照译语文化的准则来调整或‘改译’原文，是每个专业翻译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3]

交际翻译理论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xt of Translation, 1988)中提出的。[4]他把翻译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试图在译语的语义与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贴切地传达原文的准确的语境意义。而交际翻译则试图在译语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接近。交际翻译注重译文的读者对象。译者应考虑到，读者希望读的是地道的译文，流畅自然，易懂而不晦涩，把大量外来的成分转化到本民族文化和语言中去。采用交际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不重视原文的形式，而更重要的是，译文要符合译语规范。这就要求译者摆脱原文形式的约束，把一切不合译文读者口味的异样表达统统改变成地道的译语表达法，而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纽马克还提出，从文体上讲，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在翻译中应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认为，大多数文本需用交际翻译法翻译，如大部分的非文学作品、新闻、知识性文章和书籍、教科书、报告、科技文献、公务信函、广告等。

语境顺应理论是维索尔伦(Vershueren)提出的语用学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同一切言语交际一样，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从所译文本的取材到译语词汇句式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变异性、协同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同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需要的特性。语言的这三种特性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构成了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中，可变性和协同性是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目的；前两者为语言选择分别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式，顺应性则是在此基础上以恰当的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出符合交际需要的语言选择，从而使语言交际得以顺利进行。[5]语言的这三个特性对翻译策略的使用颇有启发意义。翻译应该从语言的变异性和协同性特点入手，以顺应性为指导原则，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

二、翻译策略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

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忠实”为翻译标准，在探讨翻译策略时大都是采用二分法，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增译和减译等。而现代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该从翻译的社会背景和交际意图出发，采用全译、增译、删译、改译、摘译、编译等翻译策略。交际意图是译者选用翻译策略的决定性因素。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是语言交际的一种方式。原著者与译者构成了交际的双方，交际手段是原著，译者通过关联推理，构成对原著的认知心理图式；译者与译文读者构成另一交际双方，译者通过译文将自己形成的认知图式与译文读者进行交流，因而完成翻译交际。[6]从译文可接受性考虑，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因此，译者应依据交际意图和读者期待决定翻译内容的取舍。

根据交际意图对翻译内容进行取舍，在翻译史上有许多先例，严复的翻译颇具代表性。基于对中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严复对西方思想的译介，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文本上都是有所选择的。严复翻译《天演论》，采用“达旨”式的翻译，意在“取便发挥”，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所谓“达旨”式翻译，其具体表现是书中删章节译、章中删段译、段中删句译和句中删词译。他不仅在翻译时对原作内容作了选择和取舍，而且有评论、有改造地加上了大量阐发自己见解的按语，其内在的、深层的动机是要让这一译本真正迎合中国当时痛切的危机意识和中国时代环境的特殊需要。在翻译策略方面，他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异质，采用了适合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文字，以实践自己“达”和“雅”的表达原则。《天演论》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轰动。[7]一本宣传进化论的普及性书籍，经严复一“达旨”，成了义富辞危的警世之作，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使有识之士怵焉知变，使爱国青年热血沸腾，启迪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8]再如林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虽然他对原作随便进行删减和增补，甚至有好多误译，但如果我们知道他翻译的意图，就会觉得他的翻译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块肉余生记》的序中说，他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介绍“英伦半开化时民间鄙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9]其实在林纾时代，很多译者都有和林纾相似的翻译思想，他们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目的是为了介绍西方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风俗等，以此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

翻译中适时而恰当地偏离原文并非离经叛道。须知，“徒语人以词，斤斤于分寸不失，往往是有字无篇，未必就得原文风格之真髓”，[10]经翻译手法妙用，有些形似偏离的译文反倒成为真得“原文风格之真髓”的大巧之作。张南峰认为：“其实，偏离原文是翻译的必然现象，区别只在于有的距离大，有的距离小，有的是自觉的偏离，有的是不自觉或者不那么自觉的偏离而已。改译和忠实的翻译，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只是同一个连续体上的两端”。[11]因此，译文忠实与否，实在很难用一个绝对的准则去衡量，因为不同语篇翻译的标准尺度应该是不完全一致的。

由于汉英民族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为了顾及译文读者的欣赏习惯，充分发挥译文功能，在保留原作意图的情况下，在翻译策略上采用适当的删减和改译的手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

（1）我们力求使这本刊物充满着浪漫的人文精神、深邃的哲思和妙趣横生的智慧，同时也希望它高而不孤、博而不杂、温柔敦厚、真率可喜，在你我之间联结温馨的友情。设想我们长夜相对、促膝谈心，它是一杯清茗。当你好整以暇、细细品味，齿颊间悠远的清芬会令你回味无穷；若你为俗务所苦，只能在匆匆之间浅啜，亦会觉到有暗香缓缓拂过心头。

In trying to fill the journal with romantic humanism,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sparkling wit,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your refined―yet not aloof, erudite yet not confusing, tender, honest, frank and pleasant friend. It is like a fragrant cup of tea that will leave you a delicate aftertaste when you leisurely savor it, or a warm, quiet fragrance in your heart with only a quick sip.（“改刊寄语”，《中国文学》汉英双语版，2000年第1期扉页）

原文恰似一泓清水缓缓流淌于心间，与你娓娓道来，文笔优美；译文则按译语的行文习惯，打破了“句本位”框框，直截了当译出原作意图，去掉一切无关内容，行文流畅自然，干净利落，言简意赅（特别是后一部分，见划线部分）。[12]再如：

（2）四川西部，有一美妙的去处。它背倚岷山主峰)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这就是松潘县的黄龙。（“黄龙奇观”，边幽芬译）[13]

One of Sichuan’s finest scenic spots is Huanglong (Yellow Dragon), which lies in 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Its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 flowers, bubbling streams, and songbirds, are 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

汉语原文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语篇结构是先描述，后点明这一美妙去处的所在。而英语则习惯开门见山，点明地点，再描述。同时，译文增加了rich in 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把原文的“美妙”一词的内容具体化。

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的选用也有影响。汉英民族的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上是词汇的空缺和词义冲突。汉英语言有的词语（即国俗词语）在翻译中如要照译不误，势必需要一大段解释文字，影响语篇的连贯性，最佳办法是根据语篇的交际意图，删去不译。例如：

（3）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

Everything now is fraught with danger! When Erhei was elected captain of the Youth Vanguard, I told him not to accept the post.

（4）当他六岁时，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盾甲》、《阴阳宅》等书。

When he was six, his father started teaching him some characters from books on the art of fortune-telling, rather than the Chinese classics.[14]

上述划线部分是汉语特有的词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连中文读者也未必知道，如要逐字翻译出来，译文读者尤如看天书，不知所云。删译或用其他词语高度概括其内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汉语中具有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或专有名称译成英语时，后面应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或转化成译文读者熟悉的同类内容，便于外国读者理解。

如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济公比作Robin Hood，苏州比作威尼斯，等等。应该说，转译既保留了原语的文化形象，又传递了原语的信息内容。

读者期待也会影响译者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是为读者服务的。译者在翻译时不得不考虑读者的审美情趣，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比如傅东华在《飘》的译序中称：对于原文中“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觉得他跟情节发展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删节了。”

如果说翻译文学作品时对原作随便删减和增补会有不忠实于原作之嫌，那么在翻译实用性资料时从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对原文进行删减或增补，乃至改译，是十分必要的。有些对外宣传资料（如企业简介、产品说明书等）喜欢引经据典，堆砌辞藻，用一些华丽的词语对企业所处的环境作过分的渲染。从汉英文化角度出发，这些华丽词语大都不必译出，因为它们对材料内容的宣传并没有实际意义。再则，如果按汉语思维行事，势必导致译文文字堆砌，语义失真。翻译这类文章，译者可根据外国读者的习惯，对堆积词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实之词”，做到避虚就实。过多的修饰语会失之于累赘沉重，译文令人厌读。例如：

（5）满树金花、芳香四溢的金桂；花白如)、香气朴鼻的银桂；红里透黄、花朵味浓的紫砂桂；花色似银、季季有花的四季桂，竞相开放、争妍媲美。进入桂林公园，阵阵桂香扑鼻而来。

The Park of Sweet Osmanthus is noted for its profusion of osmanthus trees. Flowers from these trees in different colours are fragrance of their blossoms.[12]

原文在语篇策略上采用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句式，迎合了汉语表达四六骈体、行文对仗的习惯。从译语的表达习惯考虑，上例中的划线部分实属多余。所以译文要么作一些轻描淡写的描述，要么干脆不译。这样翻译，无损于原文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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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俊峰. 语境顺应与语用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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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ristiane Nord.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msterdam, 1991：28.

[4]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5]耶夫・维索尔伦著. 钱冠连，霍永寿译. 语用学诠释[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69-74.

[6]王斌. 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J]. 中国翻译，2000，（4）：13-16.

[7]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二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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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新璋. 风格、夸张及其他[J]. 中国翻译，1995，（4）.

[11]张南峰. 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J]. 外国语，1995，（3）.

[12]贾文波. 原作意图与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2002，（4）：30-33.

[13]杨平. 名作精译[M]. 青岛出版社，2003.

[14]周志培.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校：包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