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话胡适 第11期

胡适(公元1891年――1962年)，原名洪，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安徽绩溪人。他早年肄业于上海澄衷学堂，有一次听国文教师杨千里讲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时，很受感动，即改名适，字适之。

胡适与小脚太太

民国六年(1917年)，27岁的胡适留美归来，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教授。同年寒假回家，与同乡女子江冬秀完婚，这是胡适14岁时，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下的姻缘。江冬秀比胡适大1岁，人矮脚小，眼中有翳，识字无几，相貌平平。胡适留美时曾有首诗写到她：“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喜欢。”胡母因儿子离家10余年，深恐婚事有变，常惴惴不安。江冬秀更是忧心忡忡，抑郁成疾，直到胡适回国来探视她，并表示不违旧约，才如释重负。

结婚那天是阳历12月30日，农历11月17日。胡适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大月亮，”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身旁的一位堂兄，绰号“疯子”，虽无功名，却有捷才，脱口而出：“廿七老新郎，”对得工整贴切。胡适默然，照着写下。

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北京为胡适操持家务，发现胡适与一位姓曹的女士关系暖昧，便抓住胡适爱惜名誉的特点，大吵大闹，终于使胡适就范，与曹某断绝关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江冬秀成为大使夫人，随之远涉重洋，并一直陪伴胡适寓居海外。当时有诗云：“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也随之。”成为民国历史上“七大奇事”之一。

喜好泼墨题字

据梁实秋《槐园梦忆》记载，胡适先生不以书法出名，但求他写字的人却很多。他也喜欢写，常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密密的围着。学生要他写字，需自己备纸和研好墨。他未到教室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笔走龙蛇，还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字如其人，清瞿消瘦，相当工整。他从来不肯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字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可令人惋惜的是，大家都只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这副对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适自己亦不讳言自己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叫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地说。”

爱作打油诗

上世纪初叶，中国诗坛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分化为“新诗”与“旧诗”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胡适既不能彻底割舍对传统的眷恋，又不甘心走鲁迅、郁达夫等人“作新文，赋旧诗”的路子，于是陷入了困惑与矛盾之中。矛盾的结果，造成了他特别钟情折中于“新诗”与“旧诗”之间、“亦新亦旧”而又“非新非旧”的白话打油诗。

一日，胡适去绰号“大鼻子”的好友杨杏佛家造访，适逢杨不在家。性格幽默诙谐的胡适独坐等得无聊，忽然诗兴大发，写下《致杨大鼻子》打油诗一首：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

杨杏佛归来见之，捧腹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的好友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十分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有些偏激，他竟愤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后来年长，胆气磨尽，静居书斋，享受教授清福。

民国十七年9月12日，钱玄同41岁寿辰时，胡适针对他的“40岁不死就该枪毙”论，作打油诗《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以为寿，竭尽幽默戏谑之能事。歌云：

“该死的钱玄同，

怎么至今不死!

一生专杀古人，

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

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

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

不曾亲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

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

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

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

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

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

哀悼成仁大典。

今年九月十二，

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

免在地狱捣乱。”

这首以悼念贺寿的打油诗，令钱玄同读罢，哭笑不得。

由于爱作打油诗，且颇为有名，胡适被朋友戏称为“榨(油)机”。晚年，他将诗作分为“新诗、旧诗、打油诗”三大部分，并计划按此格式出版诗集。因其禀性偏爱打油诗，而将“打油”列为“主业”，这在诗坛恐怕是第一家。

乐助贫苦学生

胡适在北大任教时，经常不遗余力资助一些贫苦学生，但对他的太太江冬秀而言，作为一个家庭妇女难免有些心疼小气，夫妻间便多少存在芥蒂。

有一次，一个学生因经济拮据萌生辍学打算，胡适知道后很同情他，答应开学时资助100元，帮其完成学业。胡适因事出远门，便将此事郑重地向江冬秀作了交待。从外地回来后，以为江冬秀已按照他的吩咐办妥，便未予过问。一日，胡适上街，偶然遇到那位学生，再三追问，那位学生仍然吞吞吐吐，不愿将实情相告，只说自己已经就业。胡适回家后向江冬秀大发雷霆，恨声不绝，盛怒之下提出离婚。江冬秀自知理屈不敢分辩，左思右想，只好将胡适的长辈和恩人胡季泽请来，希望挽回自己所做的蠢事，调解夫妻矛盾。

在长辈的劝解下，胡适不再坚持离婚，但向江冬秀提出一个条件：“今后我要给哪个学生30元，你就付给30元；要给50元，你不准付49元；我要将全部家当给谁，你也不准说个‘不’字!”江冬秀见事情有了转机，便满口应诺。但她仍害怕“破镜难圆”，当着亲友的面说出自己的担心：“钱我统统依你，但我俩是结发夫妻，有我在世，你不许讨小老婆!”胡适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众亲友大笑而归。

此后，胡适夫妻各自信守诺言。胡适不仅能够自主支配经济资助贫苦学生，而且终生不曾纳妾。

胡适与中医

胡适留美多年，笃信西医，并在师生中宣传中医是信不得的，治不了大病。

民国九年(1920年)，胡适在北大因劳累得了肾炎，请了好几位西医治疗，都不见功效。蔡元培校长和几位教授劝他看看中医，并介绍了在北京行医的胡适同乡陆仲安。胡适久病不愈，只好勉强同意试试。

陆仲安是位精通中医经典的名医，他为人治病从无模棱两可之语，而且处方下药剂量之重，常令人惊异。他的理论是：看准了病，便要投以重剂猛攻。时人戏称他为“蒙古医生”。陆仲安给胡适看过病之后，认为应该补肾理脾，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药剂的分量特别重，一剂下党参6两(1两约为31.25克)、黄芪10两，令人咋舌，连蔡元培也劝胡适慎之。可胡适是个怪人，不信则已，既信就听之任之。他坦然对蔡氏等人说：“我既然诚心请陆先生为我治病，又岂能不相信他的处方用药?”从此，胡适专服陆氏中药，经过几个疗程，果然痊愈。以后胡适及其家人有病，皆请陆氏医治。陆氏往往药到病除，深得胡适信赖。

这以后，胡适成了“中医能治百病”的宣传者，他在课堂上讲，在会议上讲，也写文章讲。讲得最多的是陆仲安为他治病的故事，还特地写了《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褒扬陆的治学治病精神。陆仲安的名声由此大振，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竟与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齐名，被称为当时中国四大名中医，驰誉海内。

胡适与麻将

胡适对麻将本不屑一顾，平时也不打麻将。但其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鬼”，嗜牌如命。每当桌上“三缺一”时，胡适便抵挡不住夫人的纠缠，偶然为之，但其技艺低下，几乎每战皆输，只好以“手气不佳”解嘲。就这样，胡适便间接与麻将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曾写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专门研究过麻将。据他考证，麻将源于明代的纸牌――马吊。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除有鸦片、八股和小脚三害之外，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他估计，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有100万张麻将桌开牌，就算每桌只打8圈，以每圈半小时计，相当于损失了16.7万天的光阴，而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不在计算之列。他痛心地写道：“我们走遍世界，会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他认为，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光阴的民族的“专利品”。

胡适与沈从文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胡适任上海公学校长时，对教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聘请大批著名学者来校授课。年仅26岁的沈从文向胡适求职，也被胡适算在受聘者之列。当时校方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沈从文学历太低，只读过高小，虽然发表了一些灵气飘逸的散文，但要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差距还是太远了，况且此人又不擅言辞。就连沈从文自己听到被聘的消息，也大为吃惊，马上给胡适写信说：“先生作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但胡适却慧眼独具，力排众议，不拘学历，坚持延聘。结果沈从文一上讲台，就闹了一个笑话。他在台上整整呆了10多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开始讲课，原先准备好讲授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10分钟就讲完了，往下无话可说，而离下课尚早，显得十分尴尬。最后，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很多，我害怕了。”一时传为笑谈。然而，胡适在评议这堂课时，赞赏沈从文的坦言与直率，认为这是“成功”的。他认准沈从文是个人才，坚决支持他走上讲台。处于尴尬境况中的沈从文，能够遇到胡适这位“伯乐”，真是一种幸运。后来，他终于不负重望，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不仅能够胜任教学任务，而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成为著名的教授。

胡适与广告

在中国，近些年来才盛行用名人做广告。但挂名人的招牌扩大商品销售的经营手段，则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胡适名满天下，于是有商人盯上了他。民国十八年(1929年)，胡适的族叔胡近仁写信给他，就上海裕新茶叶商店想借他的名义推销茶叶一事与他商议。信中附有拟定的广告词一份。商家将其茶叶取名为“博士茶”，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而且“丸崇拜胡博士欲帜树于文字界者，当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适复信其叔，予以拒绝，并直言不讳地说，“此是最陋俗的话”，“更是欺骗人的话”。

其实，喝茶虽不能治愈沉疴，也不一定能帮你帜树于文字界，但喝茶有益身体健康，能防治某些疾病，亦能兴奋神经，有助文思，却是事实。因此，胡近仁寄的广告词，最多算是夸大其词，将老鼠说成了大象，还不算是百分之百的鬼话。但胡适认为这种广告将来必为人诟病，自己如做这种广告，亦蒙其累。他很看重自己的声誉，不像现今一些“名人”利欲薰心，做假广告，说鬼话，与奸商一道欺骗坑害人。

笑谈“怕老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曾对学生发表过一番“怕老婆”的“宏论”：“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胡适不仅把“怕老婆”当作他的一句口头禅，而且还喜欢收集世界各国“怕太太”的故事和有关证据。一次有位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这使胡适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就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他将铜币分送给朋友，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

胡适还曾“号召”男人“怕老婆”要怕得彻底，恪守他所谓的“三从四得”，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之“笑谈”，足见其幽默诙谐之生性，闻之者亦莫不为其绝倒。

生命的最后一天

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这次会议出席的人数最多，共有100多人，还有海外的4名院士参加。当天下午5时举行酒会，院长胡适主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

胡适原有心脏病，一年前就已住过两次院。在别的院士发言之后，胡适作结束性的讲话。他讲得很激动，忽然感到不适，把话煞住。接着又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吃些点心吧。谢谢大家!”时针指向6点半，与会者开始散去。这时胡适还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他正要转身和人说话，突然间面色苍白，晃了一下，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站在他附近的两位院士连忙伸手扶他，但已来不及了。这时是6点35分，胡适的秘书急忙将随身携带的心脏病急救药片放入他的口中。10分钟后，中央研究院的医生又为胡适打了三剂强心针，都无效果。医生宣布了胡适去世的消息。胡适在讲话开始就曾说：“医生限制我讲话，太太不许我讲话，可是我还要讲几句话。”结果，导致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胡适在遗嘱中，将他遗留在北京的一百多箱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京大学，留存在纽约寓所的手稿、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在清理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住所时，发现除了书籍、文件外，他的余款仅有153美元。

次日，在胡适的灵堂里有很多挽联，有一副是：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