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是否决策相关?

作者简介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前沿

从现代财务会计决策和规范理论角度看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无法再收回或补偿，将其归属于决策不相关成本，因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然而，一旦引入入信息不完全或有限理性，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的经济逻辑，从而表明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本身就是在信息不完全或有限理性条件约束下的一种理，并不是一种非理。所以，一方面需要承认新古典财务会计局限性――完全信息或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认识到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克服沉没成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踪投资成本支出过程加强沉没成本和风险管理，从而使会计制度提供准确的决策信息。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的前身是簿记，500年前簿记曾经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随着簿记发展为会计，引进了若干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会计学的基础。不联系经济学来考察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资产，显然是捕捉不到资产的来源及其本质的(葛家澍，2005)。由此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也会冲击会计学的发展。因此说，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财务会计中同样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决策者进行决策时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与行动相关的沉没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此时，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没成本已经支付了，不能得到补偿，因其不构成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体现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因此说，在信息完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会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的影响。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因沉没成本错误被视为一种非理而被排除在新古典完全理性研究范围之外了。正如平迪克和鲁宾菲尔德(1997)所说：“尽管机会成本是隐性的，但在做决策时必须予以考虑；与之相对应的沉没成本正好相反，沉没成本通常是可见的，但一旦发生以后，在作出经济决策之时经常被人们忽略。”“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无法收回的费用。由于它是无法收回的，因而不会影响企业的决策”。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对于成本的看法是不同的。科斯(Coase，1938)曾注意到，会计人员认为一台机器的使用成本是指机器的折旧，而经济学家会说，使用一台机器的成本是指这台机器应用于其他场合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如果没有其他用途的存在，这台机器的使用成本就是零。从理论上说，科斯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要算最大价值需要知道使用机器的所有行业的未来情况，结果经济学家或者接受会计人员计算方法或者选择回避耐用资本品问题的做法。事实上，会计人员喜欢回顾企业财务状况，因为他们必须记录资产和负债，对以往的经济活动作出评价。会计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这是根据国内所允许的税务处理方法确定的。经济学家注意企业的前景，他们所关心的是将来成本预计是多少，以及企业如何通过重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企业利润率。因此，他们必须关心机会成本，即未能使企业资源得到最高价值利用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同样，会计人员和经济学家均将实际支出即显性成本(会计成本)列入他们的计算中。显性成本包括工资、材料成本和资产的租金。对于会计人员来说，显性成本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企业与之有经济往来的企业或个人的直接支付。而经济学家对于显性成本的关注，则是因为工资和材料成本代表了可以被有效用于其他地方的货币，从而造成经济学家关注隐性成本――经济机会成本，而会计人员关注显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还会看到会计无法记录的隐性成本的沉淀，而会计人员只能看到账面上显性成本的沉淀。由于假设信息完全，经济学家和会计人员是一样的，进而得出沉没成本决策不相关命题。

二、沉没成本相关性概念的界定

由于新古典决策和规范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只关注决策问题的描述和决策方法研究，忽略了决策本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提出交易成本，从而论证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或者说获得信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可能免费得到。而且，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依据会计成本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成本(Kay and Mayer,1986)。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也认为周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从会计角度划分的，并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机会成本考虑，所以，他划分出资产专用性成本和非资产专用性成本，从而引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我们分析资产专用性(沉没成本)迈出坚实一步，从而论证，在信息完全或契约完备条件下，无所谓沉没成本还是非沉没成本，经济人都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因此可以将成本划分出决策相关性成本――非沉没成本和决策非相关性成本――沉没成本。一旦有限理性，契约不完备，特别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因信息不完全而无法分开，致使沉没成本(资产专用性)发挥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受到“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哭泣”等警告，但在真实决策时往往考虑沉没成本的影响，大量的沉没成本相关普遍存在。例如，由于已经在风险企业中投资很多，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等，使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

实际上，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引入框架效应、心理会计、禀赋效应等，不仅大大拓展了新古典财务学――包括“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财务期权理论”等，而且还解释了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存在，诸如避免资源浪费心理，以及自我辩护(Staw,i976)。因此，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条件下，决策者往往考虑沉没成本，人们不得不考虑以前发生的沉没成本或历史成本，很难将它一笔勾销，出现大量沉没成本相关性。

因此，本文力求通过经济理性角度再次解释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合理性，从而看到，在信息不完全(交易成本为正)条件下，会计作为一种制度是有存在的合理性(Coase,1938)，经济主体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从而再次看到沉没成本相关性的理性逻辑，大大拓展新古典财务会计研究领域。

沉没成本是指投资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成本是否沉淀取

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完全得到补偿。在现实条件下，诸如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信息不对称、政府管制、终止现有的契约性承诺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使投资成本变成沉没成本。尽管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和规范会计标准可知，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但是，因以前投资的生产成本(也包括作为投资形式的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发生沉没成本，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和自我履约的倾向。这样，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新古典行为模型，沉没成本相关性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不应该视为谬误或非理，因此我们需要分析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合理性。

1　沉没成本提供或揭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沉淀投资包括未来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所以沉没成本会影响决策，产生累积效应。

在新古典投资理论条件下，仅仅根据净现值大小进行决策，一方面，不会考虑投资失败问题；另一方面，也无需区分沉没成本和固定成本。恰恰是在新制度环境下，考虑一个投资项目，完成项目的成本支出是未知的。因此，完成项目的新增投资将与沉淀投资成本直接相关，考虑沉没成本投资与投资风险率有关。

风险率又称为失败率，原指在一场赌博中失败的概率为多少。更进一步考虑的是，在第一场赌博中赢的条件下继续赌博时，在第二场赌博赢的概率是多少(Kiefer,1988)。在某一行动过程中，过去投资往往表明投资过程在未来是否成功或失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较大投资通常意味着获得成功的概率增大。

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投资模型。企业有一个投资项目，需要总成本C能够完成，而且完成时支付(期望效用)V。总成本c是不确定性的，并且遵循累积分布函数G(c)，当x>y>0时，G(x)>G(y)。假设企业在第l期已投资C1额，该项目尚未完成。在第2期，企业选择是否追加投资额C2。为了简单起见，假设企业在第2期后不再投资了。此时假设企业在第2期投资，完成项目的概率为P2,运用贝叶斯法则，我们发现，

G(C1+C2)-G(C1)

P2=P2(C1,C2)=P2(C1∩C2)=G(C1+C2)-G(C1)/1-G(C1)

这就是投资的累积风险，它取决于已经投入量C1的大小。当决定是否追加投资时，企业会理性地考虑以前沉淀投资的规模。对P2=P2(C1,C2)中的C1求微分，我们得到：

因此，如果风险率g(C1)/1-G(G1)递增，那么P2(C1，C2)随着C1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在项目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投资成功的概率会随着小额新增投资增加而增加。相反，如果风险率下降，那么成功概率P2(C1,C2)会随着C1下降而下降。

此时，企业在第2期投资的期望效用是P2(C1,C2)V-C2-C1，而在第2期不投资的期望效用是-C1。因此，企业在第2期投资的净收益是P2(C1,C2)V-C2。

现假设风险率增加，即P2(C1,C2)随着C1变大而变大。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意愿是过去投资的增函数。实际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可能强化较大支出会增加连续投资意愿的结论。在模型中，如果企业在第1期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学习效应会导致边际成本下降，这将使它更容易在第2期追加投资获得成功。也就是说，企业在第2期成功的概率也可能是企业在第2期能力的函数，它也可能是C1的函数，从而说明沉没成本投资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就是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

2　在委托情况下，为了隐藏能力私人信息，经济主体对沉没成本会做出理性反应。能力声誉效应越大，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大。反之，如果能力声誉效应越弱，则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弱。

相对于承诺声誉而言，人们更可能要隐藏不好的选择以显示其能力和才华，这也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追加投资，希望隐瞒他们坏的投资项目。因此，尊重沉没成本导致能力声誉信息效应。放弃一个项目，也可能揭示人是一个“很差的预见者”，进而导致人必须理性地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以掩盖其能力欠佳(Kanodia,Bushman,and Dickhaut,1989)。

这些模型有以下共同特点。经理人选择项目，他自己获取关于项目生产力的私人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选择进行多少投资。他们获得的私人信息都与他们不可观的能力有关。如果他们的能力较高，经理人得知项目的生产力更迅速，并选择更大生产力的项目。雇主从他们的投资选择中理性做出关于他们能力的推断。

因为有能力的经理人能够更快地得知项目的生产力，他们更可能有更多的有生产力的项目，从而更有可能继续投资。那么，如果经理人得知该项目没有生产力并停止投资，雇主以此会对他们的能力做出消极的评价，从而降低他们的挣得机会。为此，尽管得知项目是无利可图的，经理人仍然理性地继续投资。当然，雇主最终会发现项目是无利可图的，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可能会被解雇。然而，经理人可能会理性地继续投资，目的是推迟被解雇。

雇主当然喜欢他们的经理立即停止坏的项目。当项目停止时，如果雇主可信地承诺不会解雇他们，他们可以阻止继续坏的项目。然而，这种承诺通常是不可信的。如果经理人停止投资，雇主得知项目有可能是坏项目’因此，选择这样项目的经理人可能被认为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通常解雇经理人更好。

由于经理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柠檬问题，很容易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低能力经理人会非常幸运地选择好的项目，进而使低能力的经理人也会启动项目，这

样不仅会降低投资效率，而且还加大投资失败的风险。一旦开始，如果他们知道项目是坏的，因为他们想拖延低能力评价，以及相关的挣得损失，他们就不会停止投资。

如果项目最终发现亏损，经理人会蒙受名誉损失，有些人甚至会歪曲事实，力争扭转失败局面。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该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忽略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但是，忘记失败对于雇主来说是不理性的，即使它的成本是沉淀了，因为失败显示了在未来再次失败的倾向'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经理人因考虑自身声誉会对沉没成本产生反应。

3　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财务预算约束产生锁定效应，财务预算约束越硬，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强。反之，财务预算约束越软，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越弱。

在资本市场完全假设情况下，根据MM定理，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不影响企业的价值，从而看不到财务预算约束。因此，只要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投资，不会出现财务预算约束。然而，由于税收、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资本市场是不完全或者无效率的，所以财务预算约束是必要的。在企业管理生涯中，道德风险会导致经理坚持无利可图的项目。一般而言，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为此，企业会给经理人施加财务预算约束。在企业融资方面大量文献表明，对经理强加的财务预算约束会改进问题(Stiglitz and Weiss,1981；Hart andMoore，1995)。绝大多数的实证支持，只有一小部分商业投资是由贷款融资的。当经理人面对财务预算约束，一旦出现投资错误，沉没成本必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过去较大支出导致未来支出能力减弱。因此，财务预算约束可能导致企业或个人继续坚持一些不再是最优选择的项目。

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可能理性地对沉没成本产生反应主要是因为已经投资太多，这意味着沉没成本使企业进行其他投资的能力下降了。假设企业从事投资项目1的财务预算为B。其中，支付固定成本为M>O，对于大于M的每元钱的收益率R1>O。同时，企业进行增量支付。现假定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项目2意外地出现。同样需要支付固定成本M，但收益率R1>R2。

项目2意外地出现表明，刚开始项目2出现概率极低，以致企业发现启动项目1是值得的(而不是等待项目2)。

企业已经沉淀到项目1的数量M1>0，此时项目2意外地出现，是否需要继续投资项目1，需要比较项目1和项目2期望收益的大小。我们需要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M1>M，当且仅当项目1的期望收益小于项目2的期望收益，企业会转向项目2，可得(B―M1)R1

(1)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M1

M1R2

反之，如果不等式(1)和(2)没有满足，那么意味着项目1的期望收益大于项目2的期望收益，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由不等式(1)可得(B―M1)R1>(B M-M1)R2,进一步转换为：

MR2>(B-M1)(R2-R1)　(3)

由不等式(2)可得B-M)R1>(B-M―M1)R2,进一步转换为：

M1R2>(B-M)(R2-R1)　(4)

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M1足够大，不等式(3)和(4)恒成立，说明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企业已经沉淀项目1的数额M1足够小，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同样可知，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M的收益足够大，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小，即不等式(3)和(4)恒成立，企业会继续投资项目1。反之，如果项目1投资的固定成本M的收益足够小，或者企业的财务预算B足够大，不等式(3)和(4)不成立，而不等式(1)和(2)恒成立，企业就会投资项目2。

因此，在给定财务资源有限或稀缺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已经在目前项目上投入很多资源，那么企业选择开始一个新项目的期权价值要比继续目前的项目要小。由于资源和时间稀缺，很少资源留下来能够完成一个新项目，而更多的资源只能用来完成当前项目，从而出现沉没成本决策相关性，尽管其他投资项目有利可图，只是因为财务预算约束无法实现最优的投资项目。

由此可见，通过经济理性解释了沉没成本相关性存在的合理性，摆脱新古典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无关性命题，进而将此情形作为一种特例。事实上，对于沉没成本相关性的解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这说明要理解沉没成本相关性理性逻辑，需与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与财务预算约束等因素综合分析，这也表明财务会计中沉没成本相关性十分普遍。正是在交易成本为正世界里，沉没成本是否相关性，成为会计制度提供信息的重要职能。

四、沉没成本相关性对会计学的意义

一旦偏离新古典的世界，走进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为正的新制度世界里，沉没成本相关性这一理可以得到理性解释。因此，承认沉没成本相关性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由于财务决策在公司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真实世界(有限理性或交易成本为正)里，决策过程已经不再是沉没成本是否决策相关性问题，而是沉没成本在决策中占有何种地位问题。因此，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理论要紧随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毫无夸张地说，如何做好沉没成本的预测、追踪与控制，乃至沉没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今后财务会计工作的关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沉没成本相关性还需要不断完善。同时，如何结合我国财务、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做进一步分析，摆脱理想化新古典会计学，特别是开创新制度与行为会计学，这可能是研究沉没成本的重要发展方向。

总之，沉没成本无关性是在极为有限的、简单的情况下才会成立。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没成本相关性是十分普遍的，正如科斯(coase,1938)指出，“成本的变动对于某个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其他决策毫无价值”。从理论上说，不同的成本概念适用于不同的目的。成本分类一定是决策专用性的，没有统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成本分类。沉没成本在财务会计中对于决策无关性则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才会成立，一旦我们走进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沉没成本相关性就是正常的，这也是未来对会计学家研究真实世界的挑战。

注：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批准号09YJA79008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8CJY021)和吉林大学交叉学科创新项目(批准号2D08JC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指出，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用来说明，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企业的存在就毫无意义，而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中用来说明，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法律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在这两篇论文中。采用的分析结构很相近，但使用交易成本概念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Coase，1988)。同样，我们忽略了科斯对会计理论研究(coase，1938)。为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不将交易成本引入分析，那么会计制度的存在毫无意义，从而为研究新制度或行为会计学。甚至把会计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奠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