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灾害冲击模型”的灾害社会冲击性研究

摘要：在易损性研究出现之前，传统的自然灾害理解范式已经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爆发频率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类损失却显著增加。长期以来，虽然国内对灾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于易损性、尤其是社会易损性的研究任处于起步阶段，这对进行灾害的社会冲击性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以灾害社会学中的“冲击论”为理论基础，以灾害冲击模型（Lindell，Prater　and　Perry，2006）为背景，分别从社会心理、人口、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研究了灾害的社会冲击性。

关键词：灾害；“灾害冲击模型”；社会易损性；社会冲击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008-04

引言

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到2003年的SARS事件，从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雪灾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国近年来遭遇的重大灾害事件使灾害研究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地震为例，中国以全球1/14的国土面积和1/5的人口承受了1/3的大陆地震，地震造成死亡人口约占全球地震死亡人口的1/2。虽然国内对灾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于易损性、尤其是社会易损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灾害社会学中的“冲击论”为理论基础，以Lindell，Prater　and　Perry（2006）[1]的灾害冲击模型为背景，分别从社会心理、人口、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研究了灾害的社会冲击性，为进一步在中国发展灾害管理充实基础。

一、灾害和灾害易损性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定义

1.灾害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定义

早在1755年，卢梭就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指出城市人口的过度密集和初震时人口的不及时疏散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震的冲击，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世界公认的第一次系统性进行灾害研究的是Samuel　Prince在1920年对于1917年Halifax大喷发所进行的研究[3]。随着研究的不停的深入，人们发现“灾害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学科对灾害概念的不同认知说明，即便是灾害的社会属性以及灾害的双重属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复杂的”[4]。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弗瑞茨（Fritz）曾提出的灾害的经典定义：“灾害是一个具有时空特征的事件，它对社会整体或其分支造成威胁和损失，并最终造成了社会结构失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支持系统功能的终端”[5]。与之相似的是Kreps在1984年给灾难定义：“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爆发的事件，由于事件本身超出了人类的正常保护能力，故该事件对社会或社会组成部分造成物质性或社会性的破坏，并导致全部或部分社会功能的损伤或完全丧失”[6]。

2.灾害易损性和灾害冲击模型

灾害易损性，又称灾害脆弱性，是指影响个人或社会群里受灾概率及灾后恢复能力的特质，包含了物质易损性（physical　vulnerability）和社会易损性（social　vulnerability）两个类别。在易损性研究出现之前，传统的自然灾害理解范式已经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极端地球物理事件爆发频率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类损失却显著增加；同时，大量的事实证明，同等类型或强度的自然灾害在不同的地区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也不尽相同[7]。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个灾害研究中心和研究人员开始重视易损性的研究。但由于灾害冲击所造成的时间和空间因子的复杂性，如受灾范围、人口特色（性别、种族、贫富等），灾害易损性也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2006年，Lindell，Prater和Perry建立了灾害冲击模型（见下页图1），将灾害易损性和冲击性，以及两者与灾害应急管理等因素放到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其中，灾前既存条件分别是灾害的灾害暴露性（hazard　exposure）、物质易损性和社会易损性。物质易损性中的实体包括人、农业和建筑[2]。人的易损性源自对环境极端变化（如温度）的敏感性，与化学物质接触和相关压力等导致的疾病、损伤和死亡。与人体类似，农业易损性主要表现在种植物对极端环境的敏感性。而结构易损性则表现为建筑物的设计和使用材料无法抵抗极端压力（extreme　stresses）（如疾风、液压、地震等）或无法阻止灾害性物质渗透人们居住的建筑。社会易损性（social　vulnerability）是灾害易损性（hazard　vulnerability）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灾害条件下的潜在损失，它涉及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状况、生存条件以及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生产能力、社会结构和秩序、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损失”[9]。具体指人的物质财产（如建筑物、家具、交通工具）、心理素质（知识、技术和其他能力）、社会资源（社区整合等）、经济资源（经济结余等）和政治资源（公共政策影响力等）的局限性。在灾害发生时，具体的灾害事件和实时应灾反应与减灾措施和应急准备一起共同产生出灾害的物质冲击。而灾害的恢复准备，实时灾后恢复再加上灾害的物质冲击一同形成灾害的社会冲击。本文基于此模型，集中探讨了社会冲击部分。

二、灾害的社会冲击

从灾害冲击模型中可以看出，灾害的物质冲击、恢复准备以及实时灾后恢复共同作用，形成了灾害的社会冲击。而在现代灾害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论是以“事件—功能主义”为导向的经典灾害流派，还是危险源分析视角下的灾害的“原因光谱”（reason　spectrum），亦或是将灾害看做资源与权力分配结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人们对灾害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研究自然易损性和灾害对自然冲击，开始深入到社会背景因素分析层面，将灾害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10]。

1.对社会心理的冲击

灾害的冲击引发的社会心理反应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因素。如，灾害的发生可在短期内使得家庭或社区成员的关系更加紧密，经历过灾害的人群对灾害的认识也会使他们避免或应对未来类似灾害的能力和心理适应力有所增长。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当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放到中长期的评估环境中，其消极作用便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人员的伤亡、财产的损失以及熟悉环境的破坏都对受灾人群的心理造成了消极影响。北京大学心理咨询治疗中心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几乎所有的灾民都会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其中30%的人在灾害后八至十二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状态[11]。

灾害对社会心理冲击的另一个体现方面是灾后犯罪率和犯罪种类的变化。如美国学者Zahran　et　al.（2009）发现虽然财产和暴力犯罪在灾后普遍有下降的趋势，但家庭内部犯罪（如家庭暴力等）却呈上升势态[12]。另据社会脆弱学派的社会分化命题理论，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也受到受灾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在经济欠发达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灾后表现出的短期和中期的暴力冲突要高于经济发达国家[13]。

在研究灾害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时，地方知识和本土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国外灾害心理学的新近定义不难看出，对灾后幸存者的心理调节和压力减轻必须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区特征下[14]，因为文化特征和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灾民对灾害的认识和在灾后寻求援助的意愿。美国社会心理学家Taylor等人发现，在美国，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灾后寻求社会支持的意愿要远远小于欧裔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寻求帮助导致自尊的降低，而通过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能维护自己的面子，避免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15]。而在处理实际的灾后幸存者心理问题时，越是强烈的情绪，越不能忽视幸存者的文化背景，对症下药才能最有效的减轻其灾后的消极情绪，并进一步减轻这些情绪给社会其他方面，如经济和政治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2.对人口的冲击

灾害对人口的冲击主要体现为受灾地区人口的变化，包括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居民职业结构的变化等。灾害社会学研究主要使用人口平衡公式，Pa－Pb　=　B－D+Im-OM，来分析灾害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其中，Pa（population　after）和Pb（population　before）分别表示灾后和灾前的人口数量，B（birth）和D（death）分别表示受灾前、中、后一段时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IM（immigrant）和OM（emigrant）则分别表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数量[16]。通过对此公式的计算，灾害对社会人口的冲击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受灾死亡人口往往高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灾后迁出人口比例少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灾后人口迁入和迁出的原因和特点不同。人口迁出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和工作的丧失，生活资源的缺乏和试图修复灾后心理创伤等。短期之内的迁入人口主要由于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所引入的各种劳动力，中长期的迁入则伴随着灾后短期内迁出的原当地居民。第三，在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地区，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如汪志国（2008）在对安徽的灾害和人口增长调查中发现，在1910—1953年这四十三年间，安徽一共发生了两次特大水灾和一次旱灾，此时间段内人口增长率仅为全国的2/3　[17]。

此外，灾害对人口冲击的另一重要体现是灾后人口素质的下降。教育是人口素质的基本保障，当灾害对教育及相关产业造成消极影响致使教育水平和质量无法保证时，受灾地区的人口素质将经历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恢复。

3.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据密歇根大学Gerald　Ford公共政策学院的Dean　Yang的调查，在1970—2002年间，自然灾害造成了约987　000　000　000美元的经济损失，39%的世界人口所在国家或地区的GDP在此时间段内因灾害曾下滑3%以上[18]。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灾害造成的自然资产损失可以通过灾情统计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资产存量价值进行评估，进而比较准确的计算出自然资产的损失价值。但对于社会资产，包括物质资产损失、人力资产损失和制度资产损失等而言，由于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具有地域区别性和时间延续性，以及评估工作的复杂性等，对于这类损失的评估和计算难度要大得多。

在地域上，直接受灾地区遭受了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而受灾地区的临近地区可能因为人口的迁入、物资的供给等因素收到积极的经济效应。从时间上来看，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建筑物的不同程度损坏、灾害对生产资料的破坏和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这些损失一般可以通过对修复和重建的经济消耗来计算。不同于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却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统计。灾害社会学在研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时，一般将蒙受损失的主体分为家庭、商业和政府三个主要对象。其中，商业的间接经济损失来自于营业性建筑物的重建、员工和原有顾客的暂时或长期的失去等，而政府的间接经济损失，根据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包括灾后废墟的清理、基础设施的修复与重建，以及对受灾地区的全部或部分重新规划等[19]。从经济部门角度出发，灾后地区普遍呈现出两个趋势：第一，零售和批发部门灾后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生产和建筑部门在灾后反而出现经济效益的增长；第二，因为客源的流失和资金来源的有限，依靠小范围顾客的小型企业或小本生意比拥有较大市场（全国或全球）的大型企业或经济实体克服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要艰难的多，前者在灾难后结束经营的不在少数　[20]。

4.对政治的冲击

受灾群众在灾后往往经历心理学上划分的悲伤的五个阶段，即否认、愤怒、妥协、抑郁和接受，而在这五个阶段中，尤其是在第一、二个阶段，群众开始对政府应对灾害的不利之处、居住或受教育场所的破坏、物资发放不公平或不及时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反问，进一步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活动加剧，并最终引发政治不稳定因素。

基于上述的灾民情感反应和集中反思的几个方面，灾害对政治的冲击可以从灾前准备、救灾行动和灾后重建三个时间段寻找原因。首先，由于大部分自然灾害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政府和相关机构在灾前准备，包括灾害预警方面的工作有不小的难度，世界各国对灾害预警的研究也层次不齐　[21]。其次，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实时灾害的救援力度政府救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决定受灾群众，甚至整个政治区域内民众在灾后产生极端情绪的主要原因。而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政府又面临救援重建资金的发放是否到位、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是否公平、重建资金和物资发放过程是否透明等问题。如1989年的美国加州大地震，政府在救援过程中因为语言不通、救援经验不足等造成了某些地方的不及时或低效救援，震后对危险建筑物的不公平评估产生的在公共安全名义下的不恰当行为以及对于损害程度评估的争论、修复费用和预期能力阻碍和延误了灾后恢复工作的进行，这些都导致了灾民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并最终催生了一些新兴的组织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

结论

随着自然灾害在全球的不断发生和人们对灾害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易损性和灾害对社会的冲击日益受到重视，灾害研究的范式也面临从自然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型。但无论对社会易损性还是灾害的社会冲击性的研究，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等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投入。对于研究者而言，不仅需要用归纳法将大量真实有效的灾害数据用于灾害研究的理论发展，还需要用演绎法将研究所得用于对未来灾害数据的预测，再通过实际的检验不断的改进研究方法，最终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社会易损性和更有效和及时地减轻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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