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耶稣”很累

Who is it 北大中文系教授，言论经常引起争议，语言极具个性但常常出言不逊。

数月前，《人物》记者第一次见到孔庆东先生，当时我们身处万米高空，同乘一架从北京飞往海口的空客A320。为了出席一个活动，孔庆东飞往海南。活动的其他一些嘉宾，郝建、叶廷芳、张鸣和曹景行等人也在这架飞机上，机舱里坐了20多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飞机进入平流层后，机舱里热闹起来，嘉宾们互相打着招呼，有人笑言：要是这架飞机掉下去，微博得消停一半。此时，一个身穿蓝色冲锋衣式外套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走道上，径直走向飞机最后一排空位，在靠过道的54C坐下。是孔庆东。飞行时间3小时55分，孔不说话，闭目养神，也无人与之攀谈。

《人物》记者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孔庆东。原因显而易见，他是“左派”，而大家要去的论坛将是一个“”，或说“自由主义者”云集的聚会。

那是自卫

第三天中午用餐，孔庆东在门边的一张圆桌旁坐下，两个中年媒体人流露出不想和他同桌的神情，借抽烟的由头离开，留下来的人边吃边聊。一开始，双方都有一股小心翼翼的客气劲，老孔先问过各自单位，豪爽地笑：“好啊，都是我年轻时发表过文章的地方。”一记者问：“和‘们’一起开会难受吗？”孔庆东答：“其实我才是最正宗的自由主义者。什么叫自由？想说啥就说啥，不惧金钱、权势，不惧多数。有成帮结伙的自由主义者吗？”

孔庆东的口头禅是“首先你犯了一个错误”。他对记者说：“首先你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想当然的错误”，或是“你看你又犯错了吧？犯了简单思维、简单对立的错误”。先说这句，然后阐述思想，给人上课。

真正的交锋发生在当晚。仍是一张吃饭的圆桌，主持人是时事评论家杨恒均，孔庆东坐一边，几位资深媒体人坐另一边。孔庆东批评媒体不客观不公正，腾讯公益频道主编杨子云则一口气提出3个问题，其中包括“你对的信任从何而来？”

孔庆东说，他对的信任来自于媒体报道，他希望公开审判。

杨子云说，那我们的观点不矛盾，贺卫方写过公开信，呼吁公审薄谷开来案。

“贺卫方那是假惺惺”，孔庆东说。

参与对话的人都在不知不觉地提高音量，但是没有人的声音压得住孔庆东，他一个人的嗓门比桌上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大。如果对方情绪激动，孔庆东会突然提高嗓门，炸雷一般压过对手。

孔使用“”语言很熟练，先前一度嚷嚷：“如果媒体是客观公正是真理，我们怎么对话呀。你用‘’的方式反，你是真理在胸红旗在手，那我就是地富反坏右啊，请你把我枪毙了吧！”

杨恒均回答：“如果今天是茅于轼来，我们对他也感兴趣。今天是你来了，你很少进入这个圈子，所以我们要对话。”

孔庆东高声反驳：“老杨，你的判断是不对的，我经常在这类圈子混。”

杨恒均回道：“那好你告诉我，过去3个月你和这个桌子上的哪个人吃过饭？”

孔庆东：“不是这些人，是这类人。”

杨恒均反应也快：“他们可不代表主流。”

有人打圆场：“孔老师中午也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嘛。”

最后孔庆东半调侃半总结道：“今天这是老杨的阴谋，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个多月后，回忆起这场交锋，《人物》记者指出他当时表现过于强势，样子看起来很凶，经常打断别人发言以致对话不充分。孔庆东话锋依旧强硬：“（当时我说话）是自然发挥，但又非常合乎理性，每一秒钟都恰到好处。凶不是缺点，在人权一再受到的时候，那是自卫。”

他认为这场针对自己的交锋是一个事先设好的局：“这个时候就得提高声音，你得看是谁侵犯了谁。那个瞬间已经是恶意的，有没有看见他们互相交换眼神？那是一个有组织的场面，我只不过假装浑然不知而已，他们已经沟通过了。他们在互相递眼神儿。我不想看到有些人被卷入。真正的组织者不在这桌。在场的几个并不清楚。”

把这个人看得更明白一些

活动第二天的主题是一个跟当地道家有关的“梦文化”论坛，“公知”们和媒体人呈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态度，离席一起聊天或抽烟，连诗人赵丽华都打断演讲者冗长的发言要求进行实用一点的“解梦”。主办方不得不央求大家“配合和理解”。孔庆东则显示出高人一筹的耐心和礼貌，一直正襟危坐。活动嘉宾的微信群里开始有人半真半假地表扬起孔庆东：“孔教授坐功太厉害了。”“孔老师真是开会模范，特别尊重规则。”孔庆东回：“要学习国际研讨会规范。”有时也说点俏皮的：“请用梨花体写一首包含3个梦字的小诗。”

“超过50人的活动总是有漏洞，当漏洞出现了，我们必须体谅，而不是拆庙。我也办过上百人的会，经常有人不满意。不周到的地方大家要体谅，大家要抬轿，要把这个轿子抬好。”他后来对《人物》记者解释说。

事实上，和孔庆东近距离接触，觉得此人亲和、幽默，但更深交往，好印象又很容易被他的粗暴打破。海南之行，就在他和“自由派”餐桌辩论的第二天，一群人呼啦啦去三亚游玩，前晚和他争得最激烈的杨子云不慎磕着了腿，大家喊来医务人员包扎，擦碘酒上药棉折腾了10多分钟，围观同伴逐渐散去，人们接着往山下走，孔庆东背着手站在杨子云5米开外，他是一直等着的最后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似乎忘了昨晚争辩得面红耳赤之时，正是他以极高分贝“镇压”了杨子云的声音，厉吼道：“你想当我老师？你想教育我？”

孔庆东后来对《人物》记者说，他觉得海南这群喊着同样价值观和口号的人里没人有资格和他辩论，读书都没他读得多，也没他读得透。“我这代人从小看惯了口号，尽管时代变了口号变了，还是很看穿它。像我小时候，口号成天革命，怎么看穿它，就看你怎么做人，怎么对邻居和家人，比什么口号都重要。后来口号换民主自由了，一样，还是看怎么做人。比如咱们一块去海南，袁伟时老先生80多了，是某一圈人的精神领袖，大家很崇拜他，我们不管怎么样吧，他是个80多的老人，但我没看到谁主动照顾他。倒是我经常在他三步之内。”

孔庆东在被打上“左派”的标签之前，并不如此孤立，事实上，他在媒体圈和出版界还一度备受推崇。1998年，内蒙古出版人贺雄飞推出“黑马文丛”，包括《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47楼207》、《耻辱者手记》，令余杰、孔庆东、摩罗等成为世纪交替时风靡各大校园的文字偶像。在书中孔庆东文采风流、针砭时弊。本世纪初，孔庆东给全国各大媒体供稿，上过《百家讲坛》，写遍全国报纸，和很多他现在攻击的媒体关系甚好。比如，他举过一个例子，当年他曾经推荐学生去《南方周末》实习。

孔庆东一直把北大知名的教授钱理群当作自己的授业恩师，他是钱理群带的第一个研究生。2013年2月，当被《人物》记者问及对孔庆东的印象，钱理群回答：“不想谈孔庆东，孔庆东的事情太复杂。”

孔庆东说过：“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时是非常迷恋，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有一种恐惧感，我也想听，但我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最角落里面。”钱理群曾撰文说，这一躲，孔庆东就逃脱了困境：启蒙主义的言说是有一种征服力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启蒙本身的要求：你要启别人的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发展到极端，就是征服力，但同时，这样的“征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专制性。

挣脱了启蒙专制性的孔庆东这些年发展着自己的思想路径，尽管很多人批评他的言论也带有“专制性”：2005年开设博客之后，孔庆东的表达日趋“左倾”，他赞美阶级斗争，歌颂朝鲜，力挺重庆“赞红打黑”，屡屡詈骂“南方系”是“汉奸”，被人视作“左派”的代表人物。现在，经常刊登他文章的是“乌有之乡”，这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激进左倾的网站。

孔庆东最复杂的部分，正是在于他对公共话题的观点。很多人无法理解，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怎能歌颂‘’，却无视苦难。

与孔交往多年的李方对《人物》记者透露：“我曾私下和他交流过，为什么这两年发表这些言论——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言论——孔庆东说‘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扩展国内的言论空间’。”李方是腾讯网的副总编辑，1987级的北大毕业生，读书时就认识孔庆东，这次是他代表腾讯邀请孔庆东去海南参加活动。

李方说：“对孔庆东的争议，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对‘’、对南方系的看法，这些事情上他的观点和另一派的差距很大。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去追溯他的成长，看看他经历了哪些事情，你就明白了。也许说了这些，别人仍然会对他有质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人的成长对他以后的观点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把这个人看得更明白一些。”

原先以为我和他是不一样的人

1964年，孔庆东出生在一个推崇传统价值观念，文化程度不高的东北家庭。他的父亲出身贫农，山东老八路，三野的，母亲出生于黑龙江五常，一个盛产大米的地方。

孔父的军旅生涯止步于鸭绿江边，1963年从部队转业地方后，在哈尔滨当一个小厂长，后半生好喝酒，喜骂人，看《南征北战》，骂“妈拉个巴子，一点不真实！”，讲孟良崮全歼74师：“奶奶的，这下可报仇了！3万多王八犊子，连带摊煎饼的，一个没跑了，全他妈收拾了”，骂领导：“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他妈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结果孔父官越来越小，先去当车间主任，最后当个打更的，成了更夫。

孔庆东分析过父亲爱骂人这件事，认为和祖母去世过早有关。“祖母去世的时候，父亲才4岁，所以他从小缺乏母爱。缺乏母爱的典型表现是平时好像很暴躁，但对人间柔情特别敏感。落泪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就尽量回避人间柔情，装出野蛮粗鲁的样子，对什么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

就像父亲受到祖辈影响一样，孔庆东对《人物》记者承认自己经常出言不逊确实有父亲的影子。“我喜欢骂领导可能受到我爸影响，我从小抗上，包括爸爸、班主任、干部，北大的书记和校长。只要是在我头上的，我都可以骂他。后来我发现，唉，我怎么那么像老爷子，原先以为我和他是不一样的人，后来发现一样。”

相对于父亲的粗鲁，母亲比较温和。孔庆东的老同学张欣经常去他家，回忆那个小房子，“30多平方米，4口之家。他爸喝两口酒愿意给小孩子讲讲国家大事，挺有意思。母亲不太爱说话，传统的东北中年妇女，就那几句话，来了啊进来吧，弄点冻梨给孩子，人就闪了”。

但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母亲也动手。孔庆东回忆道：“被父亲揍的时候，母亲从不帮我求情。甚至母亲也经常打我。小时候，父母都经常打我。”

父母打骂，孔庆东“宁死不屈”，这一套是他小时候看电影跟革命烈士学的，那时候电影里净放这个。父母自以为教育做得挺好，还给孔庆东讲了“政策”：承认错误就不打你。但孔庆东就是不认错。

另一段童年记忆给他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我学习好，比较骄傲，老师喜欢收拾我镇压我，有一次问我‘ 什么叫克己复礼’。我说是‘克制自己，恢复周礼’，老师说‘不对，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老师的答案显然是那段‘批林批孔’时期看报纸看来的，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我说的不对。全班同学都嘲笑我，意思是让你得瑟，这次错了吧，被老师收拾了吧。那时候你就体会到了，你明知道自己是对的，你心里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错的，那种被包围、被哄堂大笑的滋味儿……”

《人物》记者问：“当时怎么坐下的？”

孔庆东说：“那一瞬间就是没感觉了，你不知道该咋办了。小学生，一个小学生突然就……你看看周围，看看周围那些人，你只好坐下了，你只好认栽了，但那个事你是永远记得的。小时候总想改变别人，大了发现大多数人是改变不了的，你还是得跟他做朋友，还是得跟他玩，这才是人生。这个社会太强调阶级斗争，虽然现在嘴上不说了，实际还是那一套。能不能去掉这种心理，能不能去跟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做朋友？”

孔庆东这会儿的语速越来越快：“你没有人可以去辩解，没有一个知音，没有一个人同情你，所有人认为你就是胡说八道。你说话人家都听不懂，而且他们说的话全特别符合主流话语——‘复辟资本主义’，多主流啊。你只能不哭，你只能忍着，只能过去算了，只能不理他们，得过很长很长时间他们才知道你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理解到了：当话语权被控制的时候，老师就是统治者，同学就是一帮愚昧的群众，当一个愚昧的统治者领着一伙愚昧的群众来迫害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的时候，你就看吧。”

这种不容于世、众叛亲离的童年记忆在后来孔庆东作鲁迅研究时使其找到了自我投射：“为什么我研究鲁迅？因为他把这种境地揭露得特别好，鲁迅揭露了群众的愚昧。不说，正面引导群众改造阿Q。中国人都是阿Q。我读鲁迅的时候一下就想起自己的经历，历史总是在重复。”

一个被处理者

“”期间，孔庆东还是个小孩，看哥哥姐姐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城头变幻大王旗”，他开始设计未来出路，想自己门门100分，数学又好，以后能当大队会计。1976年，“”结束，孔庆东没轮到下乡的命运，他迎来的是恢复高考的那一天。

孔庆东的父母都是工人，政治自豪感强，但家庭不富裕，工资还经常被父亲换成酒肉吃喝了。上了初中，同学带饭盒，有人白面馒头有人窝窝头，有人咸菜有人炒鸡蛋，孔庆东基本都是带粗粮，但他心理素质强。“从来没有因为吃窝窝头就躲墙角，永远拿着饭盒和大家一起吃，这儿吃一口肉那儿吃一口菜。也不忌讳他家打了补丁，你来了不好意思什么的。”老同学张欣回忆道。

孔庆东连买参考书的钱都没有。那栋居民楼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人读书，是个三教九流的地方，有售货员、工人、社会大哥，还有外号“京广”、“陇海”的犯罪团伙，意思是在这两条线上扒生活的贼。

孔庆东通过别的事情来获取心理优势，那就是学习。好好学习的动力有几个：一是孔庆东没有哥哥姐姐，打架吃亏，后来他发现学习好也管用：“知识就是力量，我学习好就能帮别人写作业，能帮别人考试，别人就尊敬我。打群架的时候我不能当总司令，但总能当参谋长，因为我策划的总是最好的，他们很惊奇，原来人少也能打败人多。用一点非常简单的谋略就能获得胜利，这时候你觉得读书有点用，慢慢发现越来越有用，成绩好别人就崇拜你。我正好是符合社会评价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得替千千万万考不上北大的人说话，我的职业就是写文章说话。”

另一个动力是想让爸妈高兴，“他们都乐意去开家长会。我妈要去，我爸不让她去。然后他理了发，穿上最好的衣服。我爸的形象很像大首长，他很愿意别人这么误解他，他也会说首长该说的那些话，回来喝点小酒，很高兴。但是又不对我表露，说话也是控制着说：‘熊孩子，还行！’”

1983年，孔庆东考进北大中文系。那个暑假，他对北大“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充满了想象，“啊！在那烟波浩淼的未名湖上，我们北大中文系的八百童男八百童女，扬帆破浪，纵情吟咏……”

进入大学之后，孔庆东仍然活跃在“好学生”这条战线上，当三好生，拿奖学金，以“考试王”自傲。但其一帆风顺的学生生涯突然被1980年代末的事件打断了。回忆起来，他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各怀鬼胎，因此后期他疏离了活动：“有些人是为了谈恋爱，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英雄气概，有些人趁机骗钱，还有一个人，我曾经委任为部下的，他居然到处搜集名片，那个年头名片很少啊，此人借机收集了一千多张名片，我气坏了。真是什么人都有。”

1990年，孔庆东被发落到北京二中教书。孔庆东跟《人物》记者回忆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失落和茫然：“80年代的激情戛然而止了。80年代大家一心一意干四化，虽然对政府有意见，但大的目标都是四化，但那种激情结束了。90年代初，很多人出国，很多人下海。而我是一个被处理者。”

南方谈话给了他机会

被发去当中学教师的孔庆东判断中国形势变化可能会是5年，就希望自己能在5年后重回北大。实际上，他回燕园的愿望3年后就实现了。

孔庆东是怎么杀回北大读博的，外界有各种版本的传言。他本人告诉《人物》记者，是因为“利用”好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

“中国人是这样，中央其实每一次讲话大家都琢磨是什么意思。我其实也不明白南方谈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根据政治经验判断这个国家和他个人转变的时机到了。

于是孔庆东给北大写信，说最近学习了邓小平“南巡谈话”，备受鼓舞，想起来几年前考过博士，已经考上了，但你们没给答复，现在要求回去读博士。

“中国的官僚胆子特别小，在特别乱的情况下我写了这个信，他会乱想。再说我讲的又有道理。他们说要学习是好事，欢迎你来报考。我马上说我考过了，是你没给我回执啊。一步一步地我就回到北大了。”这是孔庆东本人的解释。

回北大后，孔庆东读了博士，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其中包括余杰。后来，余杰又将孔庆东介绍给出版人贺雄飞认识，1998年，“黑马文丛”横空出世，他们彼此称得上惺惺相惜。

这段友谊在10年后中止。2012年，余杰写了《与孔庆东绝交书》，建议孔“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治愈弃儿之心理创伤，否则此种、爱独裁的病态心理继续演化，最终害人害己、贻害无穷”。当年7月，由贺雄飞作序的《批判孔庆东现象》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曾勋的年轻人。不久前，孔庆东将贺雄飞和曾勋告上了法庭。

“对他们恩同再造”

2013年2月，《人物》记者联系贺雄飞，想让他聊聊往事，贺雄飞回复：“算了吧，谈他没意思。我不想再谈他，恐遭报复和威胁。”通过朋友去联系，仍是坚拒。

《人物》记者问孔庆东：“贺雄飞、余杰曾经是你的好友，为何最后都闹翻了？”

孔庆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怀疑提问的动机：“你的逻辑很危险，你用了一个词‘都’，意思是我人际关系不好。”

换一种说法再问他：“曾经关系紧密，最后弄成这样，里面有没有你的原因？”

孔庆东不认。他说：“你和一万个人都很好，里头有3个背叛你了， 这是很正常的，难道要在我身上找原因吗？余杰、贺雄飞，我对他们恩同再造父母。贺是出了草原部落丛书才买的房和车。余杰，我曾经带着他去找贺雄飞要稿费。但恰恰正因为此，我触犯了古人说过的戒条：对人不能太好。对人太好他报答不了，会产生杀父情结。”

贺雄飞拒谈孔庆东的原因是“恐遭报复和威胁”，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说，2012年7月，贺雄飞曾在微博上呼救，说孔庆东雇佣了黑社会骚扰他，在电话中被恐吓，要逃往内蒙避难。贺雄飞的这条“求救”微博被转发近5000次。

孔庆东评价贺是很优秀的书商，市场嗅觉很好，敏锐地知道什么书卖得好。“但他很可惜，小农意识，唯利是图到变态的程度。你无法想象。他和所有人合作都是一锤子买卖。我多次和他合作，我知道他剥削我、黑我，我不太看重这个问题，我希望书最少地删节出版，他能做到这一点。我宁可被他剥削，也和他多次合作。但他不懂人的善意。”

孔庆东回忆1998年底贺雄飞带着他和余杰、摩罗去南方签售，“这是个他发财的机会，可是在每个细节上都省钱，能不坐飞机一定坐火车，每次吃饭都吃不饱。卖书，把书发过去之后，还剩几捆，让我们每人提几捆，我把他骂了一顿，‘老贺你也太能算计了。’他给余杰出《火与冰》，他赚了100多万，只给了余杰1万多。有一天晚上我就领着余杰、摩罗要钱去，我们仨找到贺住的旅馆，把他堵上了。贺说，老孔你是一个学者啊，学者怎么能谈钱呢。我说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今天不是学者，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今天就把你脑袋打破，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他的工作人员出来，我说谁不服过来。贺说老孔你太不文明了。我今天确实没钱。 我说你把保险柜打开。最后找到3万多块钱，当场给了余杰。”

死士

“孔庆东认识黑社会”，此说不知始于何时，贺雄飞是在明处骂了出来。按孔庆东承认的说法，确实“有人愿意为我而死”。

2009年出过一桩新闻，“孔庆东助理杨春刺伤新京报编辑”。根据媒体报道，这一事件的经过为：2008年11月14日，《新京报》文化版编辑徐来在其博客“钱烈宪要发言”上发表文章《传孔庆东被拘审查》，称孔庆东“组织北大主体思想学习小组，为朝鲜提供情报被警方带走”。2009年2月14日，当徐来举办新书读者见面会时，被孔庆东的助理杨春持刀刺成重伤。杨春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孔庆东称其对于杨春刺伤徐来一事并不知情。

《人物》记者告诉孔庆东：“前几天我采访了你的另一个助理俞金龙。”

俞金龙，1981年出生于浙江萧山的一个农民家庭，考上长安大学后，因精神类疾病入院治疗并休学，后在南京大学旁听讲座时认识丁小平，就此成为丁的弟子。现在，他在腾讯微博上的自我介绍是“孔庆东先生特别助理”，还以此身份参加过“民间‘邓理论研讨会’”。

孔庆东和丁小平是朋友，俞金龙原本是丁小平的弟子，却又转投孔庆东门下。《人物》记者问俞金龙为何弃丁选孔，他反问：“知不知道丁小平进监狱的事？”

丁小平是个“奇人”，俞金龙为他写的简历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获得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工、哲、理、药等多方向的硕士、博士。在多所大学任工、理、哲、经、管、文等专业客座教授，已开设课程130多门，可开设课程达600门以上。”2007年，《新世纪周刊》记者报名参加了丁小平在门头沟举办的一次夏令营活动，暗访后写下《洗脑者丁小平》一文，揭露丁小平的简历全是谎言。

丁小平后来因为打伤他人进了监狱，俞金龙自称试图营救，“孔庆东和丁小平是朋友，孔的影响力很大，他帮了很多忙，主要是找人，找了人大副委员长，还找了律师。但中国不是法制社会，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实现利益的工具。”

俞金龙的意思是捞人未成。他又说：“我自己也得生存啊。再说丁小平不在外面，我需要找一个思想导师，本来和孔老师也很熟悉嘛。丁出事前我就在整理孔的稿子，2009年年中，就正式开始帮孔整理书稿，提供一些想法。我策划了《无限江山》这本书，可以拿部分提成。那本书大概20万版税，我拿一万多块钱吧。”

杨春因伤人被刑拘之后，俞金龙以“孔庆东助理”的名义在外活动。和杨春类似，俞金龙也有过“护主”行为，但那是在他为丁小平奔走的年月里，当时是去找《洗脑者丁小平》的记者算账，带了一些人去记者（帮他导师）代课的地方，“我们在他教室里坐了会儿，他可能害怕了，打电话叫保安把我们叫出去了，有争论和撕扯，但是没像网上说的带刀”。

当事记者也向《人物》记者证实俞当时确实没带刀，但他公然破坏课堂秩序，对他人没有尊重。这位有着心理咨询师执照的记者认为，“俞金龙其实就是个病人，尤其一被蛊惑之后，我知道他因为意见不合曾经打过另外的学生，我也知道他后来跟着孔庆东，我一点都不奇怪，孔庆东和丁小平就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

和孔庆东聊起俞金龙的时候，孔庆东否认了“助理”这回事：“他曾经这么号称，有一段还印刷了名片，写的‘孔庆东助理’。我说你别这样。我就怕他像杨春，心是好的，但人家会觉得他到处吹嘘。”

孔庆东的担心不无理由。俞金龙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器宇非凡：“常人不知道，以为北大是多么了不起的地方。你不知道，我和北大太熟了。”说完， 俞金龙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大沓名片。“这个是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的助理（名片显示是某市办公厅副主任），这个是北大的校长周其凤。这两个是北大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我和他们都很熟，和教授都很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庆东曾提到过的那个喜欢搜集名片的“部下”。

《人物》记者问孔庆东：“俞金龙说了，他愿士为知己者死。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和人冲突，他想出手，你打算怎么管束他们？”

孔庆东回答：“我没有权力管束他们。我一直传递的看法是：第一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我反对这样做。但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否定的是这种做法。”

暴力

孔庆东对暴力的态度相当独特，他不鼓吹暴力，但又为某些暴力行径辩护。他曾对《人物》记者讲过一个故事，说北大有很多旁听生喜欢听他的课，其中一人精神可能有些问题，每次都在课后缠着提问，那些问题一听就很不对劲。怎么办呢？孔庆东给了他一个耳光，从此以后这人“正常”了，还写信谢谢孔庆东—来自孔本人的暴力可以治疗精神病。

《人物》记者问孔庆东，有没有想过“杨春捅人”这个恶性事件会给人造成恐惧，会让别人既害怕你，又厌恶你。

孔庆东反问：“杨春做的事情真的过分了吗？我受到的伤害法律管不管呢？有一个人说我是某国间谍，我的老母亲为此心脏病犯了，我所受到的损害谁来理解？大家哈哈一笑完事了吗？某个人出来说对不起就完事了吗？这符合人类文明吗？”

孔庆东并不排斥别人说他有“死士”，相反愿意展示其威慑力：“我实际上是光杆司令，但是随时可以组织人，就像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是半个月可以造出核武器来。表示要为一切的人太多了，当然不能全信，俞金龙这样的人也未必能做到，真正能为我做一切的是农民。”

今年是俞金龙北漂的第10年，他已经31岁，和七八个北大旁听生在香山合租一套房子，每个月均摊300元房租。这些年辗转丁、孔二人周围，《人物》记者问他，丁小平和孔庆东，你这两位老师究竟给了你什么？俞金龙想了想，说：“高尚感”。

再问俞金龙：“那你怎么理解‘死士’，你是他们的死士吗？”

“要看什么事情，有可能。”

“什么样的事情，会令你觉得有这个可能？”

“当他们面临生死威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我相信我的很多师兄弟都会站出来。”这是俞金龙的回答。

什么是生死威胁，判断标准在哪里？俞金龙给了两个答案：一是具体威胁到老师人身安全，另一种是导致老师名誉受损，“肉体捅一刀出点血而已，没什么了不起，过两天就好了，肉体的损伤和精神上的损伤是不一样的”。

俞金龙认为被杨春刺伤的徐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但这不妨碍他对与美国相关的另一些事表示出微妙的喜悦：“美国大使出面请老孔吃饭，这就是硬的不行来软的，洪博培请过一次，骆家辉请过一次，孔老师的苹果手机是美国驻华大使馆送的。包括央视柴静，在美国使馆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柴静对孔老师说‘我们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你来讲报告，我就坐在讲台前听你的报告’。这些都是孔老师回来说的。”

柴静后来在电话里告诉《人物》记者，当时只是正常的客套，对于孔庆东，她不想评价，也不便评价。

除了“士为知己者死”，俞金龙对老师的“骂人”也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如果日本人在中国妇女，你是不是该骂他是畜生？这是准确的评价，不是骂人。”他把这个叫做“骂人观”。

所有的问题都再度回到那个起点：老师给了你什么，让你如此确信？

俞金龙说：“父母给我躯体，导师给我灵魂。丁和孔都是这样的人。老师给了我一个方法去实现人生的大幸福，这个方法就是为人民服务，给人带来的是崇高感，崇高感是幸福感里最幸福的一种感受。”这个面容清秀的浙江人有一种坚定的表情。

只要孔老师能挺住就好

杨春事件之后，孔庆东负面新闻不断。关注度比较大的一桩是2011年11月7日发生的辱骂记者事件。孔在微博上说他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去！滚！X！”虽然遭辱骂的记者说孔庆东并没有在电话中说出上述排比句，只是在微博中夸大了用语，并认为孔庆东的性格具有理性和表演性的两面性，但孔庆东的粗鲁已经激起了公众的反感。

物议沸然。主流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对孔庆东展开批评，新华网发文：《如此素质如何为人师表》。孔庆东的形象一落千丈，恶名远扬。在这个阶段，他的新朋友是一些疯狂支持他的网民，以及这些网民的聚集平台，比如“第一视频”。

2010年，第一视频请来孔庆东，先是在《坐视天下》担任嘉宾，然后为他开辟视频直播节目《孔和尚有话说》。

和孔庆东一起主持这档节目的是女主持人石菲，她回忆道：孔庆东不喜欢对词，每次都是现场发挥，平时也不和自己做业务讨论。

为了增加火花，当时第一视频的CEO决定，《孔和尚有话说》应该是一档直播节目。

“孔庆东评香港地铁骂战”那次，石菲坐在演播室里，说：“接下来看一个地铁里发生的新闻。”说这句话的时候，孔庆东和石菲都不知道视频里究竟是什么新闻，要到直播那一刻才看到具体内容。这种操作方式，要的就是新闻对评论员新鲜热辣的那一下刺激，碰撞出孔庆东最“精彩”的语言。

孔庆东当场评论：“故意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又说：“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听见这句话，石菲的第一想法是：完了。但她还心存侥幸，因为类似的事发生过好多次，被网民骂习惯了。她觉得自己是个小主持人，只要孔老师能挺住就好，而孔老师永远吃嘛嘛香。

当时公司调了一个做娱乐的小领导来管《孔和尚有话说》。石菲不喜欢这个领导：“一个小孩，政治敏感度什么都不懂。后来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人管了，孔老师想说什么说什么，想问什么问什么。那节目就我、编导、孔老师三个人，连个制片人都没有，也没有来审核的人。你说这个节目最后能不出事吗？”

2012年3月15日，石菲再一次在主播台上感到深深的“害怕”。那一天，重庆市委书记被免职，孔庆东在节目上为薄鸣不平。

距此事一年后，《人物》记者问孔庆东为什么要在这一天说这些话，他说：“这个时候不就需要有人说这句话吗？该往枪口上送的时候就得送啊。”

“那么，的审判结果下来以后，你还会挺他吗？”

“的是划破黑暗长空的闪电那样的事儿。”他得意洋洋，答非所问。

这期节目直接导致“第一视频”的所有视频类节目被叫停，《孔和尚有话说》就此关门。几天后，领导找石菲谈话，“他说我应该在聊的时候立刻停止现场直播，说这期节目不录了。”

“第一视频”和石菲没签劳动合同，她算兼职员工，刚开始每个月四五千，后来节目火了，孔庆东帮她说好话，涨到每个月六七千。领导跟她说节目没了，意思就是“以后第一视频和你没关系了”。

被领导通知失业之后，石菲给孔庆东打了个电话。

“我问他你没事儿吧？孔老师说，你没事儿吧？我说现在很多人传北大要开除你，他说你别瞎听传言，领导给了我点压力，要我表述上注意点，但没说要开除。我说我没啥事，最多就是再找节目上。孔老师说我明白，以后我这边如果有什么机会，会想着你。就是一个特别简短的对话。”

节目曾经给石菲的家庭带来荣耀。她是齐齐哈尔人，母亲曾经是个裁缝，父亲是粮库上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女儿做了两年节目，每一天他们都准点打开电脑收看，慢慢地他们也成了孔庆东的粉丝。石菲的亲戚，家附近好多跟她爸妈同样年龄的老百姓都在看，邻里之间打招呼的时候经常说“看见你姑娘和孔老师了”，石菲的父母就特满足。

下岗3个月后，石菲开始找工作，她去过好几个大网站，对方总会问她“第一视频”节目被停是怎么回事。那种询问让她不舒服，她觉得对方只是想看看八卦里的当事人，问个清楚，然后就冷漠地说：“回家去等消息吧。”石菲还有另一个发现：“越是官方越是主流的媒体，越不喜欢孔老师。”但她不想把这个告诉孔庆东，“怕孔老师伤心”。

最后还是孔庆东帮了她，2012年冬天，老孔通过学生把石菲介绍到一个教育培训机构上班。她感激不已。

但采访中石菲最激动的时刻并非是缘于孔庆东照顾人的事例，而是恰恰相反。她告诉《人物》记者一个故事：“孔老师当过初中老师。他们班有一个残疾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被各种人照顾，可是到了孔老师班，孔老师绝对不照顾他，别人什么样他什么样。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聋哑人你也不照顾他一下。孔老师说，我可以照顾他，可是到了社会谁照顾他？”

石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与记者坐在咖啡馆，说到这里她突然哭了起来，周围人朝这里好一阵看。《人物》记者不得不问：“怎么哭了呢？”

“他这人挺不一样的。很少有人能做到让万人骂我，但其实我是好人。”她哭得连鼻涕都出来，睫毛膏倒没有花。

然后这个姑娘抬起头看着记者，说：“大部分人都愿意做好人，你懂吗？”

诠释复杂的人

3个月后，《人物》记者和杨子云在电话里回忆起我们的海南之行。一开始，杨子云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抗拒。当记者跟她回忆起腿伤事件时，杨子云开始哈哈大笑：“后来孔庆东还给我发过微信，问我腿好了没有。 除了赵丽华，这么做的就只有他了，其他人并没有关心。”

但杨子云并没有给孔庆东一个指向明确的评价，她给出的还是那个词，“复杂”。

“他这人很复杂。在这个复杂的时代，司马南和吴法天这些人未必能诠释复杂，孔庆东是一个。他并非单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搞文学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暴得大名，有影响力，离这样的人远一点比较好，也不想评论他。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不会和他有什么私下接触。”

“你很复杂。”2013年1月的某个晚上，《人物》记者和孔庆东先生在北京上地一家韩式烤肉馆相对而坐，《人物》记者对他说出这句开场白。

“没错。”孔庆东收下这个评价。

实际上，和孔庆东在海南发生餐桌辩论的当晚，杨子云就写了日记，不但记述了辩论的过程，还在日记里以“一、二、三”的方式给孔庆东作了个小结。

她读了一段日记给我听。

“他不会是一个有所改变的人。他是一个脑子一团糨糊的人。或者他不是一团糨糊，他会采取某个立场获得眼球。就像香港那件事，他取一个立场，获得媒体关注。我的判断是，一、孔还没有强大到偏执的价值观，他只是对当前有所不满，或者像他说的，他有他的中国梦。总之他自己的价值观不清晰。二、他要别人说话拿证据，但他不拿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三、他追求自由公正但不追求民主。”

听着她从另一个省份传到北京夜色中的声音，回忆起2012年底在海南的那几个夜晚，有湖水，有房屋，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公共话题，一个匆忙的聚会。放下电话前，杨子云再次强调：“不存在说我接触到他柔软的那一面就觉得他变得多好，我可能觉得他是个亲切的人，但是，就算是独裁者希特勒对亲人朋友也可以很亲切，所以不能把这个作为我对他在公共领域内的一个判断。”最后她用了句老话收尾：“君子误国，可能甚于小人。”

孔庆东对他口中的“海南那帮人”对他的看法很清楚，他在其中拥有恶名。杨子云尚算是对他给予某种理解的一个。在圣诞节那一天，他似有所指地在那个微信群里连发了3条说耶稣的微信：“耶稣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不叫屈。任凭曲解利用和污蔑，他还是要救世人。”“最悲催的是被误解、被歪曲、被用来赚钱和杀人。”“耶稣很累。”

“场面”人

强硬如孔庆东，也有神圣不可亵渎的“柔软”区域。一是诗歌，他青年时代就爱好诗歌，但少写少评论，因为怕亵渎。他现在仍然写诗，但几乎不给外人看，对于表现欲超强的孔庆东来说这真是个异数。《人物》记者向他索取观看，他拒绝了，带着害羞的表情。另一处“柔软”区域是感情，他耻于当众落泪，耻于当众表达感情，他曾在一个和粉丝聚会的场合里朗诵《简爱》中罗彻斯特一角向简爱示爱的那段台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又害羞了，绕开这个话题。除此之外，孔庆东几乎无坚不摧，他最不害怕的就是批评——吃软不吃硬，像小时候那样从不认错。

公开的场面，他也会念诗，但都是别人的。在那个嘉宾纷纷离席的“梦”论坛，当袁伟时等几位老先生把话题转到引起与会者真正共鸣的“中国梦”后，孔庆东发了一次言，他即席朗诵了鲁迅的一首诗《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几个月后，“中国梦”成为这个国家的热点话题。孔庆东引用的鲁迅这首遣怀之作暗合着中国百年来追寻民族自强之路又屡遭坎坷的历史。他把意思藏在诗里头，这是他惯用的言说方式，也是他的情怀一种：鲁迅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士大夫”是他对自我形象的想象，“三教九流”是他给自己找的定位和掩护。

2013年1月，第二次和孔庆东在公共场合相遇，还是一次腾讯举办的活动。腾讯微博给孔庆东颁发“年度红人奖”，老孔穿得很体面，一件白色的中式衬衫，配了鲜红色的围巾。

这是一次复杂的宴会。李庄坐在离孔庆东不到10米的地方。2009年，重庆检察院怀疑李庄唆使嫌疑人龚刚模伪造证据，这一案件被称为李庄案。李庄于2011年6月刑满出狱，至今仍在抨击重庆“打黑”是“黑打”，孔庆东则是重庆的辩护者。这两个男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没说话，也没有眼神交流。

给孔庆东颁奖的是李银河。她的父母是“三八式干部”，1978年，李银河从《光明日报》被调去国务院研究室写文章， 那一年，国家召开理论务虚会，要给整个改革定调子，李银河是会场上的工作人员。当时，孔庆东才14岁，满足于当一个好学生，成绩优秀，为自己的智力感到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

和孔庆东同时领奖的是延参法师。法师出家是在1988年，那年孔庆东正在北大读研，他确认同宿舍的臧力、清平、麦芒是真正的诗人，带着几个师弟去重庆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那是孔庆东生平第一次去重庆。

有一些人上来主动和孔庆东问好，其中包括网络小名人占海特。这个女孩，她成名于2012年11月，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自称“少年公民、自由战士”。小姑娘跟孔庆东打招呼：“孔老师，我是占海特。”孔庆东立刻反应过来：“啊，占海特，我知道你。”姑娘微微一笑，也不多言，进退间很有分寸。占海特的父亲指挥她：“你过去和孔老师合影。”

孔庆东和占海特微笑着站在电梯口，在宴会尾声留下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