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理解”孔庆东

周宝来说他有一种“制服情结”，坚持要穿着他的警服接受采访。

北方立了秋之后的夜，有些许凉。黄崖关长城脚下的大院里，一众人将几名老师拥簇起来，围在一棵核桃树下。孔庆东身在其中。

人们有录音的，有掏本子记录的，也有人不惧寒意，死撑着不愿回去加单衣的。

“不仅仅要拯救千千万万的杨白劳，还要拯救千千万万的林家铺子。”孔庆东在与其他老师们的谈话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语速有点快，月光微弱，看不大清楚他的表情。

夜的寂静更衬得言谈的清利，空旷的庭院里，拥在一起的人好似围炉取暖。

特殊语境里的孔庆东

在孔庆东每年都会参加的这个集体活动中，廉政望记者见到了他。活动的报名者几乎都是冲着他而来，人们多秉持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观和政治见解。

在活动的闭营晚会上，孔庆东数次被邀上台唱歌。

他拿着营员们送的一束野花野草，一边唱着“地道战”，一边前仰后合，眼睛时而闭着，沉浸其中。在唱《红色娘子军》插曲时候，头不时转着，自己给自己伴奏。

“把帝国主义歼灭在人民的大海之中，希望明年我们还有这样的狂欢。”孔庆东在独唱后，用高亢地声音喊道。

大家和孔庆东合影，索要签名，攀谈，加他的微信。告别时，两辆载满营员的大巴车停在院子里，孔庆东用自己的手机对着大巴车和里面的人不停地拍照。

每一个人向他说：“孔老师再见。”他能记得刚认识的营员的名字，给她或他说：“某某，再见。”直到车子缓缓离开，他双手背在后面，眼光仍久久没有移开。

熟悉孔庆东的人，觉得他其实很好亲近、幽默，“是一个感觉距离大众很近的名人”，一名参加过上述集体旅行的营员这样认为。

曾作为《孔和尚有话说》节目导演的孔庆龙描述：“孔老师没有架子，他录节目，和我们一起吃七八块钱的盒饭。”

孔庆东会经常收到一些人的上访材料，甚至在课堂上，有人找他诉苦。一次，一位下岗买断工龄的工人给他寄来了一堆材料，包括住院病历、奖状等，他叹道：“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俯首对屠刀。”

还有一位台湾作家，在北大常听他的课，跑去给他说，受到了台湾政府的侵害。

孔庆东喜欢在微博上和网友互动，而且非常频繁。在一款名人自媒体应用上，他分享的内容下面，多数有问必答。除却政治历史话题，还有人问如何对京剧提起兴趣，长了青春痘怎么办。

他在北大的课长期火爆，往往作为老师的他，自己都挤不进去教室。一名常去蹭课的外校学生朱超描述，“早期上课，因为孔老师穿着朴素，不讲究，有一次径直走入教室，居然被当成了校工，学生说这谁啊，估计是修多媒体设备的，没想到最后他去开设备讲课了。”

在这个特别的话语场里，孔庆东很温润，也备受拥戴。这和在公共舆论场里，众人对他的非议乃至贬斥对比，呈现出了巨大的分裂感。

“愤怒的代言人”

爱爆粗口，言论过于偏激，以及在重大问题、公共事件中的观点异于常人，孔庆东被认为是当今公共空间里，极具争议性的“意见领袖”之一。

在廉政望记者参加的这次活动中，孔庆东也常常提到“阶级斗争”、“汉奸”、“斗争武器”等时代痕迹浓重的词眼。

有人认为，一个北大教授，动不动就骂脏话，让人不能忍受。甚至有人发起抗议，要让北大开除孔庆东。

2011年末，南方某杂志社记者电话约访孔庆东，在电话里，孔庆东认为记者不怀好意。挂断了电话，在微博上，他用了三句粗话骂了记者。

2012年初，内地小孩在香港地铁进食被乘客批评。孔庆东在《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评论此事，骂部分香港人是狗，更抛出港人素质低，才要靠法治等言论。

在药家鑫杀人案的讨论中，孔庆东称药家鑫长着一张典型的杀人犯面孔。法学家贺卫方对此评价：“虽然充满了对于杀人者的气愤，但我不得不说，他的话语不仅仅经常自相矛盾，而且本身充满了暴戾之气。”

“相比于孔庆东的脏话，他的偏激更让我们忧虑。透过那些排比式的脏话，我们看到了一个失态的知识精英，他已经没有耐心和气度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正常交流 。”一位报业评论员这样忧心道。

学者何兵也曾形容，孔庆东是“愤怒者的代言人”。

曾有网友在孔庆东的微博上指摘贺卫方，这位和孔庆东持截然不同政见的法律学者。孔庆东却说：“不要因为政见不同就往死里埋汰人家，老贺的本职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

既蹭孔庆东的课，也上过贺卫方课的外校学生钟锆扉说：“有时候孔老师和贺卫方的课还是紧挨着的两间教室，两人见面还会互打招呼呢。”

廉政望记者曾在孔庆东的一个讲座上，听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他为人处事的逻辑。

一次，孔庆东陪同来北大的日本教授出行，在路上遇到两个司机吵架，在公共场合里，人们可以这么激烈的相互对待，让日本教授不禁叹了句：“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人啊。”

“有些事情你对人不满，可能就是会吵起来，这才合乎人性，有意见拍案就说，说完就好。”孔庆东这样解释。

从自由主义“醉侠”到争议人物

90年代，“黑马文丛”风靡一时，孔庆东、摩罗等三人被誉为 “文坛三剑客”。孔庆东文风肆意、言辞幽默，被认为是充满了激情的自由主义“醉侠”。

在前述集体活动间歇，孔庆东告诉廉政望记者：“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不分政见，重在一个‘诚’字。”他引用了鲁迅的话来表达他所理解的心境：“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外界有一个对他的疑惑：90年出《47楼207》，被人赞为“自由精神战士”的孔庆东，为何会嬗变为左派学者阵营的代表。

譬如他为“”说话，歌颂朝鲜，支持唱红打黑，这些在主流知识分子眼里，是很难接受的观点。但他自认自己是从另一个方向扩展言论空间。

“孔庆东的现实生活是建立在高密度的历史积淀之上”他这样形容自己。或许，这些高密度的历史，可以在他的成长背景中循迹。

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孔庆东，童年是在“”时期中度过的。贫农为主的工人阶级，是那个时候政治上较安全，生活较为安逸的群体。

他的父亲当过八路军，性格直、爱喝酒、脾气暴，爱骂领导，“”时期也曾被批斗过。跟着父亲蹲牛棚，在孔庆东眼里并不是一件苦事。

他曾随父亲去单位组织的“学习班”，改造思想、集中学习。人们读书讨论、看电影、搞文艺演出，年幼的孔庆东还上去唱样板戏，背诵语录。他回忆，看不出进去的人有什么痛苦，可能因为还太小，他甚至感觉世界很干净，大家都很干净。孔庆东无关痛痒的感受告诉他，牛棚并不都是迫害人的地方。

14岁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留学与杀头。”

高考恢复后，孔庆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在学校，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当学生会主席，参加各种课外社团，爱泡图书馆。

他眼中80年代的北大，政治上没有阶级斗争，经济上没有贫富差距，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只剩下忧国忧民了。不过在1990年，他被安排去北京二中教书。“是个被处理者。”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

“两边都不能理解”

廉政望记者曾和孔庆东相识的原总参宣传部副部长王立华交谈。他猜测孔庆东的变化或许和自己一样，源于80年代后期对西方民主的怀疑。他说：“那一代青年，亲眼见证了剧变和美国的霸权行径。”

廉政望记者在与孔庆东的一次交流里，问他是否曾转变过思想信仰。他直面道：“我孔庆东何曾变过，变的反而都是说我变得那些人。”

有人认为，孔庆东的为人很复杂，价值观过于偏激暴戾。依然也有支持他的人认为，对一些不公的现象和特权，一些所谓的“坏人”，遇到了就可以骂。

一名在1995年就与孔庆东相识的老友，称和孔庆东私下相处，都是自己在讲，孔反倒不爱发表意见。她说：“孔老师是真性情，他看人很准，他骂人是分人的，有些人就是该骂，但我还是劝过他少评论些时事，毕竟骂人三千，自损三百。”

关注了孔庆东多年的中文系毕业生陈晓山，这样描述孔给他的印象：“我觉得孔老师控制情绪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骂人有时候可能是故意的。”

报社编辑肖莎喜欢在微博上和孔庆东互动。去年年底，一名网友在孔庆东的微博中留言，问能不能寄一本《47楼207》给他。孔庆东回道：“你觉得孔老师有去邮局的时间吗？”

肖莎半开玩笑地评了句：“鲁迅有替人出门补靴子的时间吗？”孔庆东随回了他句：“鲁迅不会伺候你这样的四悲。”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也太不能包容了，但转念一想，嬉笑怒骂或许是老孔的存在方式吧。”肖莎这样认为。

“他这人挺不一样的。很少有人能做到‘让万人骂我，但其实我是好人’。”曾任第一视频节目主持人的石菲，描述自己对孔庆东的印象。

“我承认，我也怕，特别是当那千夫里，有我的朋友和邻里，有我的老师和学生，甚至有我的亲人和爱人，他们跟恶人小人汹涌在一起，向我射出愤怒的‘六脉神剑’时，我往往退缩了，妥协了，假装幽默了。”孔庆东这样描述千夫所指的感受。

“千夫啊，我为你们忧伤，然而我爱你们。”他感叹道。

萧莎和孔庆东课上的旁听生古锐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孔老师其实很孤独，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左和右，都不能真正的理解他。”

谈起集体旅行中的树下夜话，朱超回忆：“那天晚上，看见孔老师间歇离开了一下，回来的时候，大摇大摆的，一个人的身影印在核桃树下，有点孤单，还真像个大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