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时代”的审美悖论

摘要:一个“粉丝”狂欢的时代,掌握媒体内容创作的读者却在传媒世界里失去了主体地位。这体现在读者的审美趣味并非“趋异”而是“趋同”,并非“疏离”而是“融合”,这个现象构成了当今“读者时代”独有的“审美悖论”。而唯有理性地面对传媒信息,方能重新夺回读者的主体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张扬。

关键词:审美主体 媒介社会 审美悖论

一、传媒社会“读者”的主体让位

对于当今时代的定位和称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学者詹姆逊称之为“后现代”,而鲍德里亚则称之为“后工业时代”,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展现过的‘沉默的大众’被推上了社会生活的前台,所以又称之为‘大众时代’”。其实,不管用何种语言定义,当下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作者或创作者”相对应的“读者”开始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因此这个时代也可称之为“读者时代”。

自姚斯创立了“接受美学”这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以来,读者对于作品的完成,甚至是作品的存在所起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姚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这种读者实质性地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存在” 。尤其是在当代这个大众传媒渗透生活所有方面的时期,读者的主体地位更是得以凸现。

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东方卫视的“好男儿”,一波又一波的传媒选秀节目悉数登场;琼瑶剧“寻找紫菱”、电视剧《红楼梦》“寻找梦中人”的角色选秀活动又轮番上演。本以为习惯了浮光掠影的大众们会慢慢减退选秀热情,但是,据湖南卫视官网报道,2009年改版后的《快乐女生》海选报名人数仍然有15万人之众,和历次参加人数相当,而参与投票的观众更超过百万。

不管是电视传媒横扫天下的“沙发土豆”、“粉丝”,还是网络时代的“博客”、“播客”们,他们用遥控器、用短信、用网络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喜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粉丝狂潮,甚至还引起了“网络话语暴力”的争论。一方面,读者的主体性的确在传媒世界里日益得以凸现。首先,这种主体性意味着读者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具备不拘一格的审美心理、独特的审美角度以及个性化的审美取向。但是,另一方面,看似主体性得以突出的“读者”们,实质上却失去了自己的自和声音。从读者参与上述选秀活动的热情来看,其审美趣味并非“趋异”而是“趋同”,并非“疏离”而是“融合”,他们的个体性、独立性最终被传媒的力量所吞没,而这个现象无疑是当今传媒时代独有的“审美悖论”。

二、传媒社会读者的审美状况

如果说美是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价值存在于人的艺术实践中,而今,读者、“粉丝”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趣味逐渐形成社会主要的一种审美潮流。而且,这个巨大社会团体代表的审美潮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左右着艺术创作的方向,甚至决定着从事艺术创作人的命运。这些区别于专业评委的“大众评审”,他们只需用拇指在手机上游走,就决定着选手的去留;他们也只需要在网上轻敲键盘,就能影响着“大众明星”的产生与否。这种在传媒社会里形成的“大众传统”,正如文化悲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形成了“对官方‘文明’文化的象征性颠覆和僭越” ,而这种“象征性颠覆和僭越”和过去相比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审美主体:从“主置”凸现到争夺“话语权”。从古希腊的美学传统,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到二十世纪的接受美学、阐释学,人作为审美的主体一直都受到尊重。审美活动是人的天赋,人的本性,更是对人无利害的的满足。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就把主观愉悦看成是审美判断的质的规定性。这表明,尊重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和审美心理是对美的感知和理解的前提。正如李泽厚所说:“审美对象是审美态度(心理)加在物质对象上的结果,因此美是美感所创造出来的。” 这种能生发出美的美感正是由审美主体以其独有的审美方式,在作审美价值判断的一种审美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其主观能动性极为重要。

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是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接受理论认为,阅读过程永远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运动” 。文学理论开始关注“阅读的能动过程”,实现作品、作者和读者间更深层次的对话。对于这种“读者转向”,伊格而顿认为,是和20世纪60年代民众要求参与民主和政治活动相呼应的,“少数人的垄断地位”后获得的身份确认;而在消费主义那里则与商品社会中读者、文化产品消费关系得以建立有关。但不管基于何种角度,在当下中国的确出现了读者身份的再发现和“争夺话语权”的情况。正如文化批评者所言:“我们不能忽视,‘粉丝’这个社会群体阶层的增长却是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庞大,‘粉丝’对于大众文化事件的话语力量愈来愈凸现出来” 。这种话语力量,甚至被形容成“语言暴力”。话语力量、话语权也好,语言暴力也罢,这些语词的反复引用和流行证明了“读者时代”读者之维的进一步凸现,和其身份被确认后作用、影响的又一次强化。

2.审美对象:从“艺术化”到“传媒化”。在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代,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与“后现代”有关的理论家、批评家解读了一些被成为“经典”的作品文本,比如:罗兰•巴特解读巴尔扎克和歌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解读巴尔扎克,但随着传媒的渗透和文化工业的运作,目前的审美对象日益平面化、快餐化,于是,很少有人解读“后现代文本”。我们看到的艺术是通过大众传媒过滤后的艺术,我们的艺术观念也是大众传媒咀嚼过的艺术观念。它的面貌虽然亲切、容易接受,但是在这个传媒世界里,艺术和文本不再具有纯艺术特质,也不再具有诗性的力量,它不是给人以艺术的感召和享受,而是带给读者以感观瞬间的满足以及商业逐利的需要。正如《红楼梦》重拍剧的演员也不再只是由专业人士进行挑选,还需要通过传媒传播,由普通受众透过传媒影像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运作,文化工业的产业链条越来越“流水线化”,作品的成功不再仅仅只是从艺术的层面来品读,而是根据其票房和投资回报来衡量。商品化、模式化运作直接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可复制性,一部方言为主的电影《寻枪》火了,接着《疯狂的石头》、《高兴》就接踵而来;一部武侠片《卧虎藏龙》在国际获奖,《无极》、《夜宴》也都急于步其后尘。虽然在文化产品样式并不丰富的当下,这些“复制品”显得浅薄而无深度,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对他们的接受,因为,媒介世界生存的读者别无选择地选择了传媒提供的审美对象。

三、“读者时代”的审美悖论

不可否认,从“作者创作”到“读者完成创作”,从“沙发土豆”拿着遥控器反映个人喜好到当下“短信票数决定一切”,这些变化都反映了读者之维的凸现。照理说,读者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得到强化后,其审美的欲望、审美感悟力都应该得到加强,可是,为何还会频繁出现“审美疲劳”、“审美麻木”,以至于传媒要不断的创造新的兴奋点和噱头唤醒大众的参与?与此同时,既然读者主体性得到尊重,审美更应该具有个性化特点,但是为何还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个性审美的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来绞杀个体的审美感悟力的文化” ?是什么在影响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又是什么在决定读者的审美策略?

1.个体的声音被群体淹没。这是一个被传媒深深影响,被传媒塑造的时代。正如美国的文化社会学黛安娜•克兰总结所说,“媒体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媒介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对文本创作被传媒的指挥棒左右,还改造着媒体世界里生活的人。

传播技术的发展,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社会交往和表达自我的机会和便利条件。威尔伯•施拉姆就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计算机网络、手机、无线技术延伸了人的功能,使得个人的意见表达更方便,也更快捷地被广泛传播。但这种交往的革命一方面充分地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太多的“声音”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失去了公众“注意力”,导致了斯多特与伊丽莎白•埃文在《欲望的通道》中所提到的这种情况:“今天已没有风格,有的只是种种时尚”,“每个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物” 。

就像BBS电子留言板的出现,再到“短信投票”、“博客”的盛行,每个个体一次次在寻找表达自我的机会,但是,一次次被更多的“自我”所掩盖,或被共同的声音所替代,甚至形成了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正如美国传播学和社会学者研究的那样,这些分散的、彼此不相干的个体实际上因为“与媒介相关的兴趣、需求与偏好等多种可能性而形成或重组”,成为“满足群组”(gratification set),继而形成了一种“被同一类人选择的相似内容的总和的品味文化” 。这个“品味文化”被无组织的若干个体所分别承载和表达,但逐渐又统一了这些个体的表现形态和表达风格。这也是为何在选秀节目中存在着“粉丝团”这道独特的风景,他们虽然通过投票自我完成选择,并表达个人意见,但这个意见在群体性意见里显得极为微弱。

正如有研究者撰文说,“读者形象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式微,使得读者的消失变得不可避免,消费时代的到来,给予滑向死亡边缘的读者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

2.受众的选择机会被传媒“剥夺”。当今世界属于媒介的时代,电视、网络、报刊等文化媒介主宰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着话语权,同时也建构着新的文化格局。而在市场化的趋势中,媒介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它与市场的合谋,这就要求媒介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注意力和“经济增长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注意的实质是离开已有的刺激物而选择另外的刺激物” 。但是,传媒工业的逐利本质,必定会不断的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刺激物来替代旧的刺激物,来获取更多的收视率、阅读率以及广告商的青睐。这一点被波德里亚理性地表达为,“大众媒介的作用就是对世界的信息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把这些信息当成商品一样赋值”。 的确,受众接触的是拟像世界、传媒影像、传媒英雄,传媒设置的议程,受众事实上处于信息的“弱势”,他们在媒介业盛行的当今社会,已经被完全地卷入其中,并逐渐失去了主动性和选择权利。

因此,在大众文化批判学者看来,“受众缺乏品味也缺乏辨别力,他们的需求只是一种‘虚假的需求’,传媒工业将受众视为非人格化的、剥削的对象,将活生生的受众转化为一组商业数据,其目的不过是使资本家获利而已” 。而按照西奥多•阿多诺的说法,肤浅的大众文化易于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工业经济中的劳动抹煞了人性,公众缺乏理解较为复杂文化的精力或意愿。正如英国传播学家比格纳尔引述鲍德里亚的话那样,“当媒介倾向于向过度真实发展的时候,幻象、事实以及否定的批评工作三者之间的区别就不复存在了,因为真实确实‘不在场’” 这个观点无疑也证明了媒介真实已经代替了客观真实,个人的选择已经被“媒介选择的选择”替代了。

就是人们在拿着手机选择自己的“偶像”的时候,这种主动的参与和积极地“阅读”让他成为事实的主宰,相反,他却被现实俘虏了。他选择的“选项”由传媒提供,他接受的视阈由传媒来廓清,他所选出的“偶像”、“英雄”也只是媒介框架下营造的“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大众媒介此时不仅是文本承载和传播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审美意义。正如王一川所理解的那样,“大众媒介在审美现代性中的作用表现在,它不只是审美现代性的外在物质传输渠道,而就是它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之一。” 这是媒介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大众无奈的选择。

四、结论

如前所述,在由读者、粉丝占据话语中心的“读者时代”,一方面具有接受美学中“完成作者创作”的历史使命,读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阐释并建构着新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却也具有主体性被传媒世界吞噬而无法充分表达的“宿命”,这其中存在的审美悖论由传媒世界构成,又建构着新的媒介世界。传播媒介“以间接、另类的形式改造了受众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方式” ,传播媒介权力渗透着审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最令人担忧地是将读者的主体性边缘化了。

缘此,我们应清楚地意识到,传播是在互动中完成的,传媒文化的建构也是在传媒和读者、观众的互动中完成的。既是互动,则要保持双方的主体性和本体意识,传媒不能以迎合所谓大众口味而降低自身的品格,读者也不能一味的跟随传媒创造的某种风尚和观念而失去了自我判断,面对被各种传媒信息所包围的传播社会,读者唯有对传媒信息保持警惕和清醒,方可在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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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菁: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2006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