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演进与当代中国的安全困境

一、正义规则与安全规则

正义规则是安全规则的升级，自身以安全规则对无形态战争的胜利为前提。最初的安全规则源于达尔文世界的自发演化升级，次生的安全规则大多源于既存霍布斯主体对达尔文世界的规训。原生霍布斯主体以达尔文世界为原材料，不断复制或改建次生霍布斯主体。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达尔文世界自发产生新一代霍布斯主体的机会日益缩窄。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西方对世界的征服不断展开（殖民主义运动）和内化（殖民地建国运动）。随着孤立体系的日益减少，另类文明规则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霍布斯世界的展开导致中间层内部行为主体的博弈升级和秩序演进，最终产生了正义规则和威尔逊世界。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经实力均衡体系向集体安全体系的演化。不言而喻，正义规则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明智的希腊人发现，强健的罗马人执行。”威尔逊世界的规训能力构成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本保障，美国的战争能力构成威尔逊世界的根本保障。只有依靠北约的执行力，联合国的框架才能落实。只有依靠美国的战争能力，北约的执行力才能落实。美国战争能力的核心不仅是她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是她对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垄断性生产。在这种垄断建立以前，她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尚不足以奠定世界秩序。“天命”之所以落到美国头上，在于她的宪制最完整地保全了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传统。美国宪制本身的特殊性和美国地缘形势的特殊性互为表里，三百年来一直为她守护“天命”。相反，旧大陆的霍布斯实体不断销蚀其产生秩序的能力。

宪制体系与国际体系无不源于封建。封建为据乱之世，篡逆相寻、干戈相继。但休谟仍然称之为“自由宪制（the free constitutions）、法统政府和有限政府（a limited and legal government）”，原因就在于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的中世纪宪法理论。这种理论隐含了高级法观念（a theory of a higher law）和司法宪制主义（Judicial constitutional doctrine）的萌芽。中世纪是传统的序曲、立宪自由的见习期，而的意义就是基本原则只能述而不作，必须依靠权力对无形原则的敬畏，保守是其中应有之义。一个完全信奉实证主义的民族不可能具备行宪资格，除权力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统治形式。在中世纪，邦国内部的各等级共治和各邦法统政府的共存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多国体系维护了各邦内部的自由与秩序，反之亦然。

封建欧洲对的另一个特殊贡献在于正统主义或合法君主理论，成熟的希腊罗马文明对此已经不能理解。休谟表示：“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

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如果可以用一个单独的措辞去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法律秩序所共同具有的东西，那么这个措辞就是习惯的神圣性。习惯是神圣的，它的规范是神圣的……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法律不是某种由中央政府自觉制定和重新制定的东西。虽然可能偶尔也有立法，但绝大多数法律是某种产生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于它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惯例的东西。另外，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习惯并不受到法学家有意识、系统的和持续不断的理性检查。习惯是那么地神圣，以至于它还可以不仅是神圣的；它简直受到了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尊重。”

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情况大得多，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王从属于法’是中古王权的主要特征。在客观法律秩序中， 王只有履行遵守法律的责任，才能确保和行使他的主观统治权利；若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就会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之外，丧失了自己的主观统治权利，成为被臣民抵抗的暴君……按法律建立的王权只是一种‘私人权利’‘王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人的个人权利并非有何不同’。”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tional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学派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边界孰轻孰重，就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孰轻孰重、普遍理性与有限理性孰真孰伪的问题。苏格兰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坚决反对，也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不信任、对包括国家和人民在内的一切绝对的恐惧。大陆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迷恋，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任、对绝对的乐观态度。

在美国制宪的时代，绝对的抽象概念开始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斯图亚特君主国效法大陆的企图刚刚失败，威斯敏斯特就着手将帝国内外的至高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中世纪多国体系的惯例。多国体系不仅意味着不同邦国的共存，而且意味着不同层次合法统治者的共治。多个邦国可以由同一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独立，英格兰-苏格兰。同一邦国也可以由多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权威，例如勃兰登堡或霍尔斯泰因。古代威尼斯和近代香港这样的部分实体（part-sovereign state）占据文明世界的大部分空间，完整、边界明确、互不重叠的近代型国家反而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排他性的唯一至高权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肯定会践踏某些历史成例。大多数实体之间的纠纷同时具备国际争端和宪法危机的性质，美国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都是这种性质的争议。

在威斯敏斯特统一，或者不如说建构不列颠完整的路上，许多古老、合法的政治实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存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立法会议根据先王的特许状行使自治权力，跟国王及其代表分享治权，整个体系中没有绝对的位置。他们和威斯敏斯特、国王大臣的关系是平行而互不隶属的，正如霍尔斯泰因公国及其宗主丹麦国王并非普鲁士王国及其宗主神圣罗马皇帝的下属。但若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必须建构统一的最高，不完全独立的实体除了兼并或独立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不言而喻，大多数这样的实体都以兼并为结局。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罕见的例外，以中古的多元共治击败了近代的绝对。除了宪制习惯与社会生态的优越性以外，地缘形势对北美各邦的保守传统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如果马萨诸塞像洛林一样位居欧洲心脏，必须承受霍布斯实体的全部重压；她大概也会像古以色列各部族急欲立王一样，将绝对的保护视为莫大的福利。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近代实体经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国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人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地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有她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坠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本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二、安全困境与仲裁者

威尔逊世界在文明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法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界。原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间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征服意味着（威斯特法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征服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势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层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够多次循环后积累为压倒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征服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远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权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欧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和规范性。

西欧多国体系没有像其他多国体系一样，陷入大一统的亚稳态；关键在于英格兰海上帝国的存在和干涉。关于西欧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英格兰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我们的强调不可能太过分；因为只有例外才需要解释，常态本来就无需解释。英格兰既属于，又高于西欧势力均衡体系。她总是果断、及时、有效地干涉大陆事务，阻止任何强国取得压倒优势；自身却居于欧洲列强无法干涉的优越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大陆的低度安全维护自己的高度安全。她的自由直接依赖她刻意经营的国际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的绝对主义乃是英格兰自由排泄到海外的必要成本。在已知历史的轨迹内，后者本来就没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关于暴力、安全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做了如下的解释：

民兵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军队，根据复辟后不久通过的两项国会法案重新改组。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百镑，或是动产超过六千镑；就有义务自费供应和装备一名骑兵。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十镑，或是动产超过六百镑；就有义务以类似方法装备一名长矛兵或火。较小的地主组成团体，我们的语言没有提供专门名称；但雅典人称之为完全社。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个团体必须装备一名骑兵和一名步兵。由此，全国步骑兵总额通常为十三万人。

国王依据王国古老宪法和国会两院最近的庄严承认，是这支大军的唯一统帅。尉官及其副官辅弼国王，奉命点兵练兵、视察风纪。然而，每年练兵时间不会超过十四天。太平绅士受命严惩违纪行径。王室不付日常费用；但民团奉召抗敌时，费用从国家正常收入中支付，奉行最严格的军法。

有些人对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对沃邦元帅的要塞惊叹不已。沃邦的哨所一语一动，无不军容严整。他们看到强大的军队从德国所有的道路长驱直入，将土耳其人从威尼斯的门口赶走。他们看到路易的禁卫军刁斗森严，不禁眼花缭乱。他们瞧不起德文郡和约克郡的农夫；后者肩扛火枪和草叉，步行或乘车进军。英格兰自由和宗教的敌人对民兵怀有敌意，从不放过丑化乡巴佬士兵的机会。他们若欲利用民兵反对英格兰的自由和宗教，不可能不冒极大的风险。开明的爱国者比较这些粗鲁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军团，后者能在开战几小时开赴肯特或苏赛克斯海岸。他们不得不承认：保持永久性常备军可能是危险的；让太平绅士统率的农夫抗击法兰西元帅麾下的百战精兵，对国家的荣誉和独立可能更加危险。然而，在国会中表述这样的观点必须相当慎重。因为民兵制度深得人心，每一次反思都会激起两大党派的愤怒。托利党对君主制和国教会格外热忱，态度尤其激烈。各郡民兵的指挥权几乎完全由托利党贵族和绅士独占。他们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视交出禁脔的建议为侮辱。他们还非常清楚：无论什么说辞，只要不利于民兵，就会有利于常备军。他们对常备军的名字深恶痛绝。这样的军队一旦主宰英格兰，就要谋害国王、压制贵族、掠夺地主士绅、迫害教会。（《詹姆斯二世继位以降的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八十多年历史证明，势力均衡体系的稳定离不开既属于、又高于体系的海外仲裁者。仲裁者的横暴和不公并没有妨碍霍布斯世界的运作，而仲裁者的退缩和缺席却立刻引起了两次大战和危险性不逊于大战的冷战。最终，美国不得不尝试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然而，威尔逊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霍布斯世界在自身的存在。威尔逊世界内部的安全与自由都必须仰仗世界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必须利用她既属于、又高于霍布斯世界势力均衡体系的地位。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只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在起源上有异于奥兰治主义，缺乏贵族性格，浸淫浓厚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情怀。因此，美国特殊主义从来不像英格兰特殊主义那样心安理得。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外交思想史中，二十一世纪初的新保守主义沾染欧陆色彩最重。但即使他们都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或北约成员国理应享有高人一等的安全，尽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当年的小庇特和帕麦斯顿干脆将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和霸权视为英国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像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内疚感对美国外交和世界秩序都没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挑战者的侥幸心理，却没有减少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清理现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历史经验、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东亚体系的地缘形势都告诉我们：除非美国果断而坚定地施加干涉，这场斗争没有自行消弭的可能。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十八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她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她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中国的列宁主义国家和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列宁主义国家，中国不大可能维持近代军事化国家的门面、长期超过其社会财富和国民福利所能支持。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和其财富及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她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但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或政治智慧。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联络亚太各小邦，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试图部分地模拟集体安全体系。1990年1月，中国加入“管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12月，中国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1999年，中国和东盟各邦成立“10+1”机制。2002年，中国加入“香格里拉对话”。2005年12月，中国加入“东亚峰会”。这些组织有的寿命短促，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兼而有之，无一足以构成旧金山体系的替代甚至补充。定期和不定期会议的层次之低，甚至不符合地区性强国的身份。每次会议都能达成大量辞令模糊的共识，从来不曾落实为安全政策的内容。除了禽流感预防和海啸救灾以外，各方未能协调行动。“建立信任阶段”总是无限期延长，“预防性外交阶段”总是遥遥无期。至于“冲突管理阶段”，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曾出现。如果会议坚持维护所有成员的和谐，就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引入具体目标，就会冒犯其他各方的感情。只要有人威胁要退出讨论，会议就会迅速回到和谐、舒适、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状态。国联和联合国如果真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大概就会达到这种境界。从真实历史上看，这些交涉酷似神圣同盟的某些会议：大多数参加者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只想讨好俄罗斯皇帝的感情。如果中国指望这些会议多少能制约美国，那就像俄罗斯指望神圣同盟反对英国一样不切实际。2001年，这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中国在南海撞机事件中激烈谴责美国，赢得了东南亚国家非正式的广泛同情；但各国毫无例外地拒绝出具任何哪怕是纯属形式的外交文件，这种文件原本是这些会议的例行公事。事后，大多数国家反而加强了和美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然而，经济和贸易的利益交织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默契。否则，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亚小邦就不会反对德国和日本了。小邦的机会主义外交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特征起了更大的作用。新来者总是更像坏人，大一统帝国或红色帝国继承人的身份尤其是危险的负资产。如果中国坚持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发展路径保持暧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破坏任何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功机会。

美国对东亚势力均衡体系的规训主要通过层次约束和路径约束，在大多数时间内不具备霍布斯斗争的性质。尽管冷战只在欧洲结束，但克林顿政府还是迅速裁减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大部分驻军。在此期间，中国正在以1978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张军备。根据势力均衡体系的逻辑，这种双向的单方面行动只会导致一种后果。1930年代英国在东南亚的单方面裁军和日本的单方面扩军协同作用，就造成了这种后果。日本、新加坡、越南和其他小邦的反应证明，他们完全理解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然而，美国对自己控制霍布斯世界整体天花板的能力极有信心。即使在1996年危机以后的数年，她都拒绝以霍布斯实体的方式介入东亚。（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中国始终以相同层次列强博弈的逻辑推演中美关系。）这绝不意味着中美共治或多极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表明美国正在通过世界体系设置中国博弈能力的上限。中国最为敏感的武器禁运和技术输出问题没有解决之日，美国大为抱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十二项军事限制下，中国无法突破维持军备竞赛的刚性约束条件。美国实际上已经迫使和诱使中国接受国际金融体系，使得中国积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平时和战时都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使战争遭到中国名义上的反对。历史上与此最接近的现象，莫过于十八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债券市场。法国大部分流动资本不可避免地注入阿姆斯特丹，而法兰西债券的正常竞争力永远达不到不列颠债券的层次。国债奠定了不列颠近代国家和海外帝国的规模。法国资本家的积累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剩余资本一起流动，将法兰西赶出了美洲和印度、锁定在旧欧洲的天地内。绝对主义体制使法兰西财政署国际信誉低落，甚至不能有效利用本国的游资，只能将税负集中到中北部几个财政直辖省。如果三级会议注定没有机会变成第二个威斯敏斯特，法兰西贵族之花的头颅注定会插在巴黎暴民的长矛上，原因就在于地区列强的路径和世界霸主的路径并不重合，初始条件差异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放大。

2012年，美国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二十一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这篇报告确定了世界体系和东亚体系的层次差异，明确禁止任何霍布斯实体越过自己的天花板。中国既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她只能重演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的策略，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她只能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形势的自然演变，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她其实无计可施。她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限制了她的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她的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的中国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够为她争取更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她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会引起重铸东亚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的大风暴；但单独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可能性甚微，对她自身也并不有利。

三、战争权力的管制与世界体系的演化

战争规则居于一切规则最原始、最核心部分。文明体系的每一次诞生、演化和升级都围绕着战争权力的管制展开。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战争规则经历了以下几次主要升级：日耳曼习惯法的辑录造就了封建西欧的多主体亚稳态平衡；邦国各等级通过内外战争的规范与实验，发现了边界、国内法统和国际体系；西欧霍布斯体系的内部博弈和世界征服发现了实力均衡和世界体系；威廉、列宁和希特勒的无形态战争将达尔文世界重新引入霍布斯体系；美国的新罗马权力创造和保障了威尔逊世界的秩序，利用威尔逊世界规训霍布斯世界，重新将无形态战争推回达尔文世界；反恐战争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越位接触，同时遭到二者挤压的中间层霍布斯主体有机会重新自我定位和改造世界秩序。

习惯法是共同体记忆的积累，一切规则的源泉。在中世纪的观念中，习惯法是神意秩序的体现。两者都是客观、先在的规范，不是人力所能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的权威性、正当性、真实性意义相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并不存在，私人团体和公共机构的区别并不存在。私法取代了公法，私权取代了公权。多元实体共治的原则既体现于王国、共和国和帝国的宪法，也体现于基督教世界所有实体的交涉。事实上，宪法就是各相关政治实体正式签署或通过习惯默认的跨实体条约。如果这些实体在十九世纪以后纳入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内，她们达成的条约规范就会被追认为国家宪法。如果并非如此，她们达成的宪法协议就会被追认为国际条约。当然，这种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只能说明后博丹时代学者的认知结构，并不代表中世纪多元实体各种政治关系的现实。例如：中世纪早期的疆界概念不一定是地理的，一般不是排他的，经常用于非有体物。现代人分割“公域”与“私域”、“国内”和“国外”的先入之见太根深蒂固，很容易不自觉地用演变后期的理解替代早期的理解。我们在此只能简单粗暴地概括：宪制关系与国际关系至今仍然在同一条演化路径上相互纠缠，早期更加难解难分。

封建早期的欧洲去部落时代未远，到处的习惯法普遍依靠英国普通法所谓的“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起，列祖列宗的习惯就是如此这般”。英国普通法其实就是全欧洲共有习惯法的活化石，因为罗马法和绝对主义的干扰较少而幸存。贤哲故老在记忆中发现古法古风，没有人为（positive）的干扰和扭曲，就是真实的、符合良心的、体现神意秩序的法律权威，无需依赖成文的形式。（charter）、法令（statute）、条例（provision）、卷轴（roll）、条约（convention）、成例（precedent）和其他成文纪录都是故老记忆的补充、辅助和参考，不是权威的正式来源。正如格兰维尔所说：“对于许多人大有用处，在帮助记忆上是很必需的。”口传的习惯法最初辑录为成文法，往往是国际冲突的终点和宪法习惯的起点，前者对后者起决定性作用。《忏悔者爱德华法典》就是威廉一世对撒克逊习惯法的辑录，“寻访故老、观风问俗”乃是“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制定”的实际体现。辑录之所以有必要，在于撒克逊共同体和诺曼共同体都奉行自己的习惯法。惟其如此，双方（当然还有更加古老的其他共同体，例如威尔士人和丹麦人）才能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同一位国王之下相安无事。由于不列颠南部各共同体及其法律在此后数百年内融合程度甚高，这段演化的记录就纳入了英格兰宪法史。由于《托伦条约》没有形成一个普鲁士-波兰混合国家的基础，最初背景类似的《埃尔宾法典》（Elbinger Rechtsbuch）就不能享有《撒克逊法鉴》（Sachsenspiegel）的庄严地位。

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共同体通过契约交换方式，建立保护和效忠的封建关系。封建关系不是垂直和单一的，而是兼有纵横和跨越的网络状结构。由于神圣帝国和普世教会的存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找不出任何两个不存在某种契约关系的共同体。即使在辽远的格陵兰岛和奥尼克群岛，区区数千欧裔居民仍然同时跟天主教会、挪威国王、丹麦国王、苏格兰国王、汉萨诸市镇、五港联盟保存着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我们认为奥尼克人（尽管他们更接近丹麦人）与苏格兰国王、五港联盟的契约属于不列颠宪制的一部分，而他们对丹麦、挪威的义务属于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认为格陵兰人（尽管他们更接近挪威人）与丹麦国王的契约属于宪制，他们对挪威的义务属于外交。然而，十二世纪的欧洲人大概不会觉得这些关系存在任何本质的区别。任何无法追忆其源的古老惯例都是上帝意志和智慧的自我展现，其权威高于所有层次和区域的行为主体的人为法（positive law）。贤哲肯定会鄙视妄图自作主张修改神意秩序的狂人，正如科学家肯定会鄙视自作主张修改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发明家。神意和习惯对武断（arbitrary）行径的规范构成观念的重要起源，其中包含了人君制裁乱臣贼子、臣民制裁暴君、同侪制裁离经叛道的三重涵义，最终以恢复合乎神意的世界秩序（包括王国国内和国际秩序）为结局。著名的《大》就兼具这三种护法战争的性质。教皇和朗格顿大主教制裁约翰侵犯教会司法管辖权之罪。公正的菲利普国王制裁约翰篡国弑亲之罪。英格兰王国贵族和国民制裁约翰横征暴敛之罪。现代人习惯将前两者视为英国的外交活动，但若没有菲利普和朗格顿的坚定行动，诸位男爵的成功机会实在微不足道。

《大》事件体现了西欧多元共治体系的亚稳态结构。当时，各王国、公国、自治市镇及其联盟、帝国、教会和其他各种政治实体分别行使既不绝对、也不排他的权力。一切权力都有司法的性质，司法仲裁和战争仲裁没有明显的区别。自由和的古老传统主要依靠暴力平衡维持，多层次的平衡比单层次的平衡更加稳定。经过数百年的演化，王国层次的单元渐渐成为主流，兼并了诸公国和诸市镇的亚邦国权力，瓦解了皇帝和教皇的超邦国权力。邦国实体是否具备政治动力学意义上的普遍优势，抑或仅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锁定的历史路径依赖？对此，我们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我们只能看到经验事实。民族-君主国不断尝试行使更多的权力，攫取更大的岁入。大部分尝试都是偶然的机会主义行径：成功则不断重复，失败则迅速放弃。攫取的逻辑和轨迹像阿米巴运动一样简单和短视，设计的完善和发展的意义毫无例外地出自事后诸葛亮的想象。当时决策者只有非常具体而渺小的目标，而且大多数事与愿违。然而，就是在这种尝试-错误-改道-成功-重复-强化的盲目进程中，近代国家的权力边界和地理边界得以慢慢固定下来。在这两条边界内，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内法统。在这两条边界外，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际体系。

十七世纪的理论家看到了这种现象，开始发明绝对、至上和排他性国家的概念。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家开始主动利用这种理论，进一步改造国内宪制和国际体系。霍布斯实体就此诞生，将国内政治均衡和国际政治均衡划为截然不同的区域。霍布斯主体是国家暴力的垄断者，不允许国内和国际的护法战争；却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利益战争，只要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坚持理性自利的原则。霍布斯主体否定基督教或任何普世宗教的神意秩序，以价值的最高仲裁者自居，建构了以自己为偶像的亚文化，强制垄断臣民的效忠，积极鼓励政治圣徒和政治殉道者的荣耀。霍布斯实体否定法律和规则的客观性，在国内和国际鼓励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霍布斯实体相互猜忌，只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同类的不安全上；因此，势力均衡只能短暂均衡，霸权稳定只能短暂稳定。霍布斯世界的政治动力学是否注定以国际权力的垄断为结局，抑或定期洗牌的游戏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无限期持续？如果结局取决于偶然事件和路径依赖，这些事件和路径需要什么边界条件？对此，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然而，在既存历史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霍布斯实体的自我复制和霍布斯体系的扩张有相互促进的倾向，西欧对世界的征服有其动力学系统的根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地图上的空白点已经濒临消失。世界体系的完成、欧洲均势的破裂都已经如箭在弦。

规则的简化是霍布斯体系的重要特征。经典的霍布斯实体是整齐划一、近乎绝缘的刚性结构。从奥兰治亲王的时代到梅特涅亲王的时代、从梅特涅亲王的时代到俾斯麦亲王的时代，国际交涉和盟约义务的层次复杂性大大降低。威廉二世的外交部表示，他们没有能力继续俾斯麦的“杂技”。其实，俾斯麦不过在三帝同盟和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基础上，扮演了几次国际俱乐部主持人的角色而已。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做出任何有悖于同盟和条约的承诺、甚至没有做出任何需要承担掮客以外义务的承诺。他最险诈的冒险活动不过是：恶意唆使法兰西跟英国对抗，善意劝诱俄罗斯不要跟英国对抗。这两件事情的成功都会长期缓解德国的压力，即使失败也只会引起短暂的不快。如果这些举措代表了俾斯麦玩弄权术的最高水准，那么他的能力恐怕还不够在奥兰治时代的英法宫廷内胜任两年大使职务。查理二世在《三国盟约》、《英荷协约》、《多佛密约》和《尼麦根和约》当中承担了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力不能及的义务，包括：向法兰西宣战；协助法兰西征服联省的至少五省；不准英军在大陆支援法兰西王室；在战争结束前暂不执行限制英军的条款（问题在于，结束以后就不会有限制任何军队的必要）；召集法兰西援军保卫英格兰王室；在王室信仰问题解决前暂不执行法军援助条款（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在荷兰战争问题解决前暂不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他和半数阁员签署《多佛密约》，故意瞒过其他阁员。他和驻法大使策划君子协定，故意瞒过驻荷兰大使。查理的对手或朋友路易和威廉表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跟这些人相比，即使霍尔斯坦都像主日学校的女教师一样纯洁。这种差异不应完全归因于当事人的性格和能力，实在是两百多年的宪制演化有以致之。在路易和查理的时代，还没有人将国家想象成坚硬、光滑、绝缘的原子式实体。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宫廷”和“国家”都是彼此敌对的实体。交涉不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而在伦敦、巴黎、海牙的几十个亲疏不等的实体之间进行。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没有壁垒分明的敌友关系，存在广阔而模糊的缓冲余地。数百年的整合渐渐削弱了缓冲体系，固化了敌我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大战的危险。战争引起了革命。新型革命粉碎了霍布斯实体的想象和霍布斯体系的规范，召回了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惟其如此，斯大林这样冷酷而精明的战略家才能推行“非国家化”、“去形态化”的多层次外交。

无论偶然还是必然，绝对、至上和排他性国家的潮流至少留下了一处例外。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拒绝了威斯敏斯特的垄断要求。美国宪法保存了多元共治的古老传统。威尔逊主义复活了国内宪制和国际规范相互维系的古老传统。从威尔逊世界诞生那天起，有两件事已经注定会发生。其一：绝对将会遭到超邦国权力和亚邦国权力的侵蚀和分割。其二：国内和国际双向护法战争的传统将会死灰复燃。复古和维新经常是一回事，因为政治动力学可能存在的模式数量有限。二战和冷战的胜利为世界体系排除了主要障碍。卢旺达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确立了限制国家的前例和条件。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将北约强制执行集体安全的义务扩大到全世界。和反恐战争重现了亚邦国实体、邦国实体、超邦国实体同时参加的多层次战争。在伦巴底同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多层次主体的战争司空见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两百年，许多人曾经以为这种战争即将或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仅仅从动力学系统的角度考虑，多层次复杂体系的稳定性高于单层次规范体系。这样的体系容易耐受局部的灭绝或恶变，容易产生小范围的创新和漂变，鲁棒性更强而可预测性更差。如果政治模式在软件意义上与基因模式有可比性，前述两种体系的差异就像千姿百态的巴西热带雨林和整齐划一的爱尔兰土豆田。在地理面积和时间长度相等的前提下，前者的基因多样性远远超过后者。前者容易频繁发生低层次的局部灾难，后者容易间断发生高层次的全面灾难。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多样性超过一战前夜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后者的制度多样性超过高度同质化的东方大一统官僚帝国。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制度创新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有效制度都发源于中世纪欧洲，一点都不是偶然。1999年以后的世界已经大大背离了1914年的刚性绝缘国家观，世界宪制、多层次行为主体和部分实体的概念重建已经呼之欲出。在这样的灵活体系中，民族国家-势力均衡-现实政治无法解决的许多致命冲突根本不成其问题。这种框架转换曾经拯救香港免遭福克兰战争的威胁，将来也是拯救中国免遭科索沃战争或昭和战争的重要希望。中国只要顺应自身的多层次化和多角色化，修改其历史认同和世界认知，并非没有希望以较小代价局部融入世界秩序。不识时务的霍布斯主义只会将她投入不必要和无利益的斗争，将她进一步推向世界差序格局的边缘甚至战争边缘。

（相关简介：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