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遭剽窃的无奈

在我国当今翻译图书市场上，文学翻译图书的种类不断丰富。当代英美畅销书中译本的出版发行，紧跟世界最新文学作品的出版动态。而具有永久魅力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和再版，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令人头疼的是，对此类图书的剽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北京某大学的英语系教授贾文浩先生就碰到了这种烦心的事，他的两部译作遭到剽窃侵权，其中一部译著的纠纷至今得不到解决。

两本译著遭到剽窃

贾文浩在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颇下工夫。1994年1月，贾文浩、贾文渊翻译的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凶宅七角楼》，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喜欢。1996年5月该书再版，两位译者对这部译著享有著作权。

然而，1999年12月，台海出版社在出版的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一书中，外还包含了一部完整的《凶宅七角楼》，其译者的署名为冯立志。贾文浩买来一看，不由得产生疑惑，怎么从书名到内文和他翻译的文字这么相像？经仔细阅读对照后，贾文浩断定，这是一部抄袭剽窃了他的同名译著的图书。“冯立志”将贾文浩翻译并已出版的《凶宅七角楼》，经个别字、词改动，基本保持了贾文浩译本的结构和文字，交由台海出版社出版。

翻译作品必须忠实于原作，译者的创造性只能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和句法结构及字、词的选用才能得以表现。因此，认定侵权首先要从分析作品的选词用句入手。贾文浩将侵权书的第一段第一句话与他的译了对比分析。(见本页图表）

从表上的改动一栏可以看出，冯译侵权书对贾文浩译文的改动，只是采用同义词的更换，基本句子和段落构架原封不动。改动之处也使译文质量下降，有些甚至篡改了原文的内容。

如上述第3处改动，英文原文为“New England”，这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地名翻译一般是固定的唯一表达。贾先生译为“新英格兰”，而冯译侵权书将其改为“新英国”。实际上“England”并不是指英国，也没有旧和新的英国的对比，而是与“New”构成一个地名，指美国东北一个地区。只要根据英文原文，查看英汉词典，就可以获得此地名的翻译：“新英格兰”。此处改动，将美国作家霍桑的故事发生地点从美国搬到英国，不仅是对译作的剽窃，而且还影响了译文所传达的原作内容。

其他改动之处也是随意挑拣同义词语进行替换，可见侵权书的署名译者根本就没有参见原文，没有投入创造性劳动。因此，署名“冯志立”的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凶宅七角楼》，对贾文浩的译作构成剽窃侵权，明显侵犯了贾文浩的翻译作品著作权。

祸不单行，2004年10月，贾文浩在北京的地坛书市发现，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贾文浩、贾文渊翻译并享有翻译作品著作权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一书，又被人剽窃出版，并堂而皇之地在公开销售。这本侵权书，只是封面装帧和署名不同，其译文竟一字不差地全书照抄贾文浩、贾文渊的同名译著。这本书署名译者为“李燕”，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一套叫做“世界文学名著百部全书”的系列丛书，无版权页，无出版年代，总定价2000元，单册定价20元，精装版总定价8800元，全书一百部只用一个书号。

查证剽窃侵权何其难

面对这种既不道德又侵权违法的行为，贾文浩决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贾文浩发现，目前法律似乎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能够制止这种行为。这就使得翻译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面对剽窃侵权的图书显得无可奈何，甚至是投诉无门。这已成为我国翻译界、出版界和知识产权界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贾文浩谈起自己在追查剽窃侵权书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时，说这主要有三难：

一是查找剽窃者难。在追查《凶宅七角楼》剽窃侵权书时，贾文浩要求台海出版社提供署名译者的真实身份、工作单位及其地址。但该出版社在解决这一问题近一年的时间里，始终推诿搪塞，闪烁其词。署名译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所谓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剽窃侵权书《马丁・伊登》，既无版权页又无出版时间，贾文浩曾致电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远方出版社问询此事，对方则说不知道有此书出版，所以查找署名译者的身份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主张损害赔偿难。找不到剽窃者，贾文浩就直接找出版社。因为剽窃者剽窃和出版社出版这两个行为，共同构成对翻译作品著作权侵权的事实。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出版社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找到了出版社并不等于就能获得赔偿，与出版社交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贾文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向台海出版社书面提出：1、公开澄清事实并向著作权人道歉；2、立即停止发行侵权图书，并全部收回正在全国各书店销售的侵权图书；3、赔偿著作权人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损失。而出版社则让贾文浩提供有关证据，如：剽窃事实、权利证明等。各方面证据准备齐全后，经多次协商，在确认了台海出版社的侵权事实后，贾文浩和出版社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了赔偿金额和公开道歉问题上。出版社一味强调经济困难，要求减少赔偿额，同时还不愿公开道歉，而剽窃侵权书则仍旧在全国各书店公开出售。为了解决问题，贾文浩退让一步，同意台海出版社提出的减少赔偿额的要求。但为了澄清该译著被剽窃的真实情况，贾文浩坚持出版社要在媒体公布事实，公开道歉。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努力，2001年5月，台海出版社终于按国家相关规定向贾文浩支付了赔偿金，并在《中国翻译》登载了公开道歉函。而另一本书《马丁・伊登》则没有这么幸运，远方出版社根本不承认出过此书，贾文浩根本就找不到出版社，因此也就谈不上损害赔偿了。此案至今仍无着落。

三是著作权人举证难。著作权侵权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一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著作权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贾文浩作为著作权人，对证明自己的权利不会有问题。但要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尤其是侵权人采用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剽窃侵权，著作权人就无从查找并取得有关证据。如剽窃侵权书《马丁・伊登》，根本就不登载任何相关信息，贾文浩就无从找到出版社，更不可能找到侵权书的剽窃者。没有证据，如何？贾文浩也曾想远方出版社，但根据北京法院的规定，必须持有侵权书的购书正式发票，否则不予受理。贾文浩虽买到了几本侵权书，但销售该书的经销商都不给开具正式发票，贾文浩也就拿不到证据，不能。

面对这样的剽窃侵权行为，著作权人感到无可奈何。我们有各级法院、有各种法律规章，但就这件侵权案来说，却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讨不到任何说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侵权书在北京和全国的网络大肆出售盈利。贾文浩、贾文渊先生为此感到很痛心。

加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面对贾文浩在维权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与无奈，为进一步保护翻译作品和其他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提出以下一些相关建议：

简化著作权相关诉讼程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对出版社和销售商的侵权认定，采用过错推定的责任原则。如果著作权人找不到剽窃者，只要侵权事实存在，法院就推定出版社或销售商犯有侵权行为。这样，便于著作权人对出版社或销售商提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是必要的。有关翻译作品著作权的侵权，我们应该让出版社或销售商提供相关证明。如果出版社或销售商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则推定其有过错，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著作权人只要提供自己的权利证明和侵权人剽窃的证明，就可以认定为提供了相关证据。

完善著作权赔偿制度，加大对著作权侵权的惩处力度。著作权侵权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根源，是侵权人可以从中谋取利益。从经济利益着手，实施从重赔偿是有效的手段。我们必须完善著作权赔偿制度，加大著作权侵权的惩处力度。只要侵权书一出版就重罚侵权人，使其不能东山再起，这才可以对侵权人施以威慑。今年年初，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首次对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出规定，并具体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这项指导意见的出台，说明我国法院开始对精神赔偿问题的重视，这对完善我国著作权侵权赔偿制度，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著作权行政和集体管理，实行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相结合的办法。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一般对被侵权人给予事后救济。我们应该实行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相结合办法，有效保护翻译作品著作权的相关权益。事先防范就是要实行著作权的行政管理、集体管理和行业协会管理，通过这方面的管理进行出版登记、公开出版信息等，可将翻译剽窃现象遏制在摇篮里。同时，还要设立举报奖励机制，这也能有效打击和制止剽窃侵权行为。

此外，我们还要加强著作权法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对著作权的相关认识。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要从名利两方面处罚剽窃侵权行为，以惩戒将来的孔乙己不要再做“名利双收”的美梦。这样才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