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克里斯多尔 新保守派之父

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大而积极影响的知识分子，历来大多属于自由派、左派，甚至激进派。但也有不少属于、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产生过影响，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却往往也是重大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既出现了“新左派”，又出现了“新保守派”。“新左派”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开展工会运动为主要目标的“老左派”，他们参与嬉皮士运动和大学校园抗议运动，把斗争重点由抗议阶级压迫扩展至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争取同性恋权利。

至于“新保守派”，其名之由来、思想特点和政治影响，看来首先要通过了解欧文・克里斯多尔（Irving Kristol）这个人，我们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被公认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教父”，或称“新保守派之父”（the qodfather of neoconservatism）。他几个月前（2009年9月）刚刚病逝，享年8g岁，本文似乎也可作为其一生的概括介绍。

“一号角”的犹太毕业生

众所周知，哈佛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但对一般贫困家庭学生而言，那只是一个无法涉足的梦想之地。欧文克里斯多尔，这个1920年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穷苦犹太家庭的孩子，尽管天资聪颖，对哈佛也只能望其校门而兴叹。幸好，纽约市立学院有“犹太无产者哈佛大学”之称，克里斯多尔进了该校历史系，总算也沾上了“哈佛”的一点边儿，而且免交学费。

在天花板很低、又简陋又脏的学校饭厅里就餐的，大多是来自贫民区的穷学生，很少有同学买得起一两根法兰克福香肠，大家都是从家里带三明治来当午饭吃，而且连鸡肉三明治也带不起，只能带鸡蛋的、奶油干酪的或花生酱的。同学们都爱站着吃三明治，以致直至老年，克里斯多尔始终觉得，站着吃三明治比坐着吃更合乎情理。

可这饭厅也有克里斯多尔最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被称为“一号角”和“二号角”的两个墙角。“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和“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左翼”的学生分别在这两个“政治角”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辩论政治问题。当时的纽约市立学院属于“激进”学校，那些来自犹太工人阶级和低收入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都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赞成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克里斯多尔是“一号角”的左派。他觉得，他们这伙大学生热衷于怎样做到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和人类学等各方面都很“正确”，所以常常把一些晦涩难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语录拿来一起辨析讨论。当时克里斯多尔最心仪的是托洛茨基。他在一次“托洛茨基分子聚会”上与一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姑娘一见钟情。

这“一号角”的毕业学生中，后来有好几个都当上了人文科学教授。其中欧文・豪（Irving Howe）成了纽约市立大学文学教授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并创办了自由派政治杂志《歧见》：丹尼尔・贝尔（Daniel BeII）成了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著名社会学家，并于1965年与克里斯多尔一起创办了《公共利益》季刊。

克里斯多尔这一辈子，除了在纽约大学执教一二十年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办杂志、当编辑和写专栏上，成了著名政治评论家。除《公共利益》外，他先后办的或担任主编的杂志还有《评论》、《新领袖》、《交战》、《记者》和《国家利益》等。所有这些小杂志发行量都很有限，但他更注重读者的质量而非数量。他说：“只要发行数百份，你就可以改变世界。”他还当过基本读物出版社编辑、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为《华尔街日报》撰写过专栏。

他自知不善于写书，所以只写文章，先后共编了四卷文集：《关于美国的民主思想》（1972）、《为资本主义欢呼两声》（1978）、《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思考》（1983）和《新保守主义：一种理念的自传》（1995）。他知识渊博，才情横溢，其文章也就颇有特色：犀利尖锐，诙谐风趣，自信以至武断，嗜用格言。他也会骂街损人，为己树敌。比如关于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他写道：“他自以为是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有人信他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是个蹩脚货。”在篮球运动员“魔术师”约翰逊被验出有艾滋病毒后，他写道：“他是个鲁莽的蠢家伙，不值得对他作任何品德评语。”

转变为“新保守派”

克里斯多尔把自己的政见，把自己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写进了文章、编进了书刊，也让读者逐渐看到，他怎样从一个激进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成员、“一号角左派”转变为“新保守派”，成了这一派的开山鼻祖，还成了为共和党所欣赏、推崇的人物，以至最后获得由小布什总统颁予的“总统自由勋章”――美国总统授予平民（非军人）的最高奖章。

这个“新保守派之父”，连其家庭也被人谑称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第一家庭”。他妻子希默尔法布是个研究19世纪英国历史的学者，主张在美国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儿子威廉・克里斯多尔曾任美国前副总统奎尔的参谋长，现为《标准周刊》主编。他们的家原来一直在纽约，后来迁居华盛顿，住在有名的水门公寓楼。不过尽管在公众生活中甚有影响，克里斯多尔自己一直保持低调，不爱出头露面，而喜欢呆在家里看电视。

应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大学刚毕业的克里斯多尔在陆军服役时，他的左倾思想就开始有所变化。他曾说，他所接触的那伙士兵“太随便去干抢劫、、枪杀战俘的事儿”，而且明目张胆反犹，从而使他开始对激进左派及其人类兄弟关系的乌托邦观点产生怀疑。他曾说：“我不能跟这些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或许会接过来搞花天酒地。”

1950年代初在英国当《交战》杂志主编时，克里斯多尔开始宣扬其早期保守政见。这个杂志实际上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但他说，他不知内情。而在此之前主编《评论》杂志时，他写过一篇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此文批判那些要求维护公民自由、反对政府特工对公民进行秘密调查的人，说那些人不了解“共产党阴谋之危险”。文章虽然说参议员麦卡锡是个“蛊惑人心的卑劣政客”，但另有一句话给人以更深的印象：“美国人民知道参议员麦卡锡：他，就如他们一样，是毫不含糊的者。”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批判自由派，说他们错误地反对召开国内安全问题听证会，阻挠麦卡锡调查政府和好莱坞内的共产党颠覆活动。

到了1960年代后期，克里斯多尔及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现实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批评政府的福利救济、少数民族优惠和增加赋税等政策，反对道德相对论和反文化的社会动乱，他们认为，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是“虚无主义的狂轰滥炸”（克里斯多尔语），是美国文化和社会衰败的根源。克里斯多尔主编的《公共利益》杂志所鼓吹的主要观点就是要限制社会福利计划，对政府的福利政策能否真正产生积极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那些有助于穷人的联邦计划会“激化阶级愤恨”。他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价值观辩护，在《为资本主义欢呼两声》中写道，他的第一声欢呼是为资本主义能“卓有成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第二声欢呼是为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与个人自由相宜”。针对他认为是“破坏性哲学”的自由主义观点，他终于提出自己的“保守哲学”。他说，他主张中庸，反对在他看来是极右和极左的过火行为。

1973年，社会评论家迈克尔-哈林顿把以克里斯多尔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划归为“新保守主义派”，其简称“neecon”在汉语中被译成了“新康派”。他写道，新康派是一些从自由派转向右翼的人，如欧文・克里斯多尔，“他长期不寻常的政治探索使之从大萧条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的冷战武士和越战鹰派”。他们在越南战争、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上与发生严重分歧，因而离开而皈依共和党。

作为“越战鹰派”的克里斯多尔，因此与同班老同学、共办《公共利益》杂志的贝尔分道扬镳，因为贝尔支持坚决反对越战的国会参议员麦戈文竞选总统，而克里斯多尔拥护的是将越战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的在任总统尼克松。贝尔在离开杂志社时郑重声明，他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则是保守主义。显然，他已不能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成了保守派的克里斯多尔和衷共济。

克里斯多尔欣然接受了哈林顿的并非完全善意的划分。他给哈林顿所说的“新保守派”下了这样的定义：“给现实劫后余生的自由主义分子”。他这样阐明其宗旨：“新保守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政治目标看来是这样的：改建共和党，大体上改变美国保守派，使其从各自的目的转化为适合于管理现代民主制度的新的保守政策。这是有前途的，而不是悲观无望的；是向前看的，而不是怀旧的；其基调是快乐的，而不是阴森可怖或阴郁伤感的。”

一个保守时代的终结

1979年，在克里斯多尔写了《一个自我承认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白》这篇文章之后，《老爷》杂志以他为封面人物发表了报道，称他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新政治势力――新保守主义的教父”。从此之后，他便顺理成章成了新保守派的领袖，尽管他说，新保守主义只是一股“逐渐进化而来”的“知识潮流”，他们甚至没有一起开过一次会。

新保守派要打一场文化战，以此来保持传统的道德标准。克里斯多尔说，自由主义导向“道德无政府主义”，并以一则广为传播的讽喻来论证他的观点：“今天在美国，我们的法律坚持认为，一个18岁的姑娘有权在中公开作表演――可又只能付给她最低工资”，而自由派分子则在现场“观看一个14岁的女孩在舞台上作性表演”。

克里斯多尔要“改建共和党”，因为他唾弃了这头驴，而拥抱了共和党这头大象，并竭力要把这头大象装点得“完美”。他也确实在改变共和党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规劝共和党内的“老保守派”要变得“乖”一点、“聪明”一点，要他们接受的新政，承认自由派取得的成就，“你们不要往后倒退，但是要阻止它，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他所谓的“阻止”，就是要阻止向富人增加赋税，阻止制订更多旨在帮助穷苦人的福利计划，阻止通过全民医疗保险方案，阻止美国成为福利国家。此时的克里斯多尔，已经忘了自己出身于穷苦家庭，忘了自己曾是只能上“穷人的哈佛”的“犹太无产者”。

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克里斯多尔支持并大力鼓吹供应经济学，即强调刺激生产、增加供应，与凯恩斯学派强调控制需求的理论相对立，所主张的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大幅度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预算等。他尤其认为，减税可以导致普遍的富足兴旺。其实，在美国，减税的好处主要由富人享受，有钱人因此而更有钱，贫富差异因此而更严重。里根上台当总统后，供应经济学成了“里根经济学”，成了“里根革命”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也是从皈依共和党的里根，在思想发展轨迹上与克里斯多尔完全相似。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里根所任命的高级官员，如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助理、国务卿助理和驻联合国大使等，无一不是重要的新保守派人士。其中政策计划处主任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还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及世界银行行长，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至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克里斯多尔的声望被抬得更高，因为新保守主义是布什政府政策的主要支柱，新保守派人士一直在努力维护和拥戴这个保守而好战的政府。难怪小布什要在2002年把“总统自由勋章”颁赐给他，表彰他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著述有助于改变美国的政治景观”。

克里斯多尔自己在晚年也认为新保守派“干得出色”，“这一世代现象几乎全都被吸纳进了更广泛、更全面的保守主义”。

然而，奥巴马总统一就职，克里斯多尔的儿子立刻意识到，自由派“卷土重来”了，新保守派的好日子结束了。威廉克里斯多尔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所有的好事都走到头了。2009年1月20日标志着一个保守时代的终结。”

著名文学杂志《纽约客》在评论克里斯多尔的一生时说，这个纽约市立学院“一号角”左派的犹太毕业生，最终竟拥护基督教右翼，将之视为“美国正在兴起的保守主义的核心”和“当代保守主义的最后和最佳希望”。这就说明，当一个才华横溢的头脑仅仅局限于解答某一党派的政治哲学问题时，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这还说明，“政治上的胜利可与政治上的失利一样导致势衰力弱”，“将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兴衰的故事引致目前这个结局”。“这个结局”也就是“一个保守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