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有些着急

按照演唱会主办方罗盘文化的计划，9月30日这场演唱会开始之前，崔健将参与一场“王健林探班彩排”的活动。但直到演唱会开始，这个活动只推进到“一直在等消息”的阶段。

在等的是繁忙的王健林的“消息”，这也就意味着，崔健已经敲定参加了。王健林是崔健爱好者，这件事通过万达集团今年年会上王健林高唱《假行僧》那段视频被广而告之。与之相对应，崔健倒更像是刻意保持距离的那个，至少在大众的印象中是如此。

30年前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突然生长出的《一无所有》，30年后搬进了距其几步之遥的工人体育场，除开场地没有了屋顶，观众的坐席翻了几倍，更大的不同则是台上台下的人都变老了。

这场演唱会被命名为“滚动三十”。崔健对此是权衡过的，他更喜欢的名字是“光冻”，或者“死不回头”―这些都是他最新的音乐作品。但一个现实是，如果用崔健更中意的名字，代价是得损失一部分传播效果，毕竟“作品没有弄出动静”。

这话是崔健自己说的。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崔健讲话的声音很轻，必须把耳朵凑得很近才能听得见，但也未必听得明。因为他的思维在语言的前面，常常是说过几句自己就转了频道，那种感觉，有点类似是用写歌词的方式在聊天。

作为演唱会前的造势，罗盘文化在北京市区的200块公交站牌投放了为期半个月的广告，还有广播电台的宣传和轮番而来的媒体访问，看起来都是些陈旧的“套路”。罗盘也想过去洽谈一些时兴App应用的合作，类似来自饿了么的“我们的受众可能不太重合”这种婉拒代表了大多数回应。

崔健可能已经失去来自年轻人的消费了，但崔健说他没这么贪，“不要求年轻人都要听我们的音乐，他们应该听他们同龄人的东西。”但被问及“属于崔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时，他的语气又明显强硬了起来，“我觉得强行划分时代是因为情感，而不是因为价值观，价值观是没有年龄之分的。强行划分时代，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商业炒作。”

摇滚到底是不是一件排斥商业的事？身处其中的人的性格决定了其看法。在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一众“老炮儿”里，崔健应该享有发言权。至少崔健足够自信，他觉得“商业是一种规模，大的规模叫成功，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

一个佐证是，他依然能够号召一个体育场、近3万的人来看他的演唱会，而且根据罗盘文化的说法，票房不错。北大1986级校友的代表们参加了8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会，将崔健奉为“不是歌手，不是音乐人，而是一位思想家”，他们团购了数百张最高价位1680元的票，打算组成一个方阵。

另外一个佐证则是，崔健一直在商业世界里试。

2013年3月，崔健定制・蓝色骨头手机正式发售，售价近4000元，水花不大，消失得更快；这一年的11月，《蓝色骨头》又成了一部电影，由崔健自编自导，讲述一个地下摇滚歌手的爱情故事，国内票房419万元，在罗马电影节上拿到了一个不被人所熟知的“组委会特别提及奖”，很难说是成功；还有一部现代舞剧《十月・春之祭》，崔健担任总导演，效果依然不过尔尔。

在崔健的百度百科词条上，2010年到2014年被标记为“蓝色骨头”时期，与这个时期绑定的还有一个来自舆论的评价，“不务正业”。除了并没有获得太多回响的手机、电影、舞剧，也是在这个时期，崔健开始与电视综艺亲近。

2012年2月深圳卫视的《年代秀》是崔健的“综艺首秀”，之后他还出现在了山东卫视的《歌声传奇》、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和2015年年底开始播出的东方卫视《中国之星》。

在这些节目中，你能听到崔健说起“电视是很好的宣传途径”“电视节目能满足各种类型的音乐需求”的观点，他解释曾经的排斥是由于“音乐类综艺节目真正成熟起来之前，电视演出条件不合格”。

“第一是我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不是敌人；第二是节目组提供的经费足够；第三是它们能够让我推荐我想推荐的人。”在和《第一财经周刊》谈起参加《中国之星》的思量时，崔健形容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举动”，并且用条陈的方式细数了其中原因。

但是后来，崔健说，“这件事情失控了”，由他作为推荐人领上舞台的杨乐和谭维维“火”了一把，但和崔健两个字一起登上热搜的却是“炮轰小鲜肉”“拒谈汪峰”“与刘欢互呛”“爆粗口”等等关键词。

这对于崔健来说当然不可预期，但事情本身又似乎可以预见。双方的诉求很难到达同一个平面，崔健一再强调“推荐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硬性条件”，节目则难以舍弃微博上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热搜标签。

崔健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件事造成很多人对我的一个不好的印象，觉得我是妥协了，是在趟浑水，或者是去了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实际上我觉得我首先是有积极的意愿和与观众互动的态度，也在输出我的观点，在这种过程中也看到我自己的一些问题。”

事实与设想的出入让崔健有些着急了，他甚至因此开始“反思”自己与媒体的关系，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跟媒体接触的机会，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表达的机会，随之又强调，“但这并没有让我表达的欲望减退，我依然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崔健反复说着。

不过失去机会的原因，崔健归于自己，“还是因为作品少”。在2015年年底新专辑《光冻》面世之前，他已经10年没有发表过音乐作品。他认为和媒体之间的节奏应该是由作品推动的，而不是通过空洞的语言，“做得少说得多的话，大家不会想要听老生常谈的东西；或者当你做的事没有被人看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在挣扎，”崔健说，“所以这次演唱会是一个契机。”

他要唱很多新歌，因为这是他当下最想要表达的。崔健聊到了最近的思考，他觉得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有愿望危机，对自己的理性愿望特别不清楚，常常动摇自己，放弃自己的理性思考。“我也一样，有时候拿钱拿得并不舒服，不拿也难受，同时又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对的是什么，产生一些危机。”崔健说。而所有的答案，“都会在音乐里。”

《一无所有》肯定是要唱的，这是起点，并且在后来成为符号、象征，和一个时代的开端。尽管它早已不再是同一首《一无所有》。

崔健觉得，《一无所有》已经变成了“公共歌曲”，离自己越来越远，而它被赋予的超过了歌曲自身意义的情怀，也都变成了个人情怀，“我甚至觉得已经不是摇滚乐的情怀了。”

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阶段遇见了这首歌曲，并在其中添加了自己。此次演唱会的会上，北大1986级的校友代表有些激动，他们建立起的“崔健后援会”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代为发言的一位说，“我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是刚进北大的时候，我拿着热水瓶打开水，校广播站放了这首歌，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音乐，我不能往前走了，有一种反叛和激情，内心有情绪无法表达，这首歌表达出了我的心声……崔健摇滚的呐喊，伴随着我们从北大食堂到全球各地。”

1986年，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的崔健也不过25岁，与这批大学新生几乎可算作同龄人。如今30年过去，另一位北大1986级的校友在与《第一财经周刊》谈及崔健的意义时，仍然把每一句话都说成了感叹句。这种呐喊式的表达也许或是他们对《一无所有》的一种理解与承袭。

30年前这首歌被唱出的一刻，成了许多人人生的关键性时刻，但不是崔健的，至少他认为不是。“我只是写了一首歌的人，”崔健说，“实际上我觉得当时我被关注得有点过分了，像被时代贿赂了一样，有点过于受宠。到了现在好像不那么受宠了，人们会从我的身上找原因，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从来没有想被贿赂，从来不想当宠 物。”

人们依然盯着30年前那个如今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崔健”，这事常常令他着急。崔健一段广为流传的采访表达是，“你根本就不听我的音乐，你没有听懂。你没有权利说我尖锐不尖锐，实际上，我的批判性和尖锐比过去强100倍。我急就急在这儿。”

崔健的音乐一度失语了。

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于1991年成立了魔岩唱片并创立“中国火”音乐厂牌，作为在那个时代最能代表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魔岩三杰”背后重要的推手，他把这种失语看作时代的悲剧引起的个人悲剧。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文化被抛远了，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文化的路径断了，他（崔健）的音乐做在产业最高的地方，可下面是空的，没有积累的，厉害的东西没有人理解。”

张培仁觉得这事儿令人悲伤，但崔健表示的是遗憾，“我们不可能堵上耳朵去做自己，耳朵是听自己的，眼睛是看别人的，在没有镜子的时候，人是通过音乐去了解自己的。但现在当你真正用耳朵的时候你什么也听不到，听到的都是别人的，听不到自己，听不到一个独立的人在表达。”

人们总是喜欢赋予事物整十数的周年意义，比如30年，它足够拿来怀旧了，但崔健没有给这场演唱会下达“怀旧”的任务，他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比如写新的歌曲，比如继续拥抱电视综艺。对于崔健来说，离开了北京的重要演出场所12年，他有机会重新开始。

但所有人都知道，不会再有一个时代的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