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李季之死

新中国杰出诗人李季实在死得太早，太可惜了。他死于猝发的心脏病，其实是死于和“”的长期迫害，死于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的积劳成疾。

李季，新中国杰出的诗人、不朽名篇《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吴象亲如兄弟的挚友。吴象《战士和诗人――李季》，是在李季1980年不幸逝世几个月后写的，收入《好人一生不平安》这本集子中，是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纪念文章。

吴象心情沉重而又茫然若失地写道：“58岁不算夭寿，但李季实在死得太早、太可惜了。正当党和人民更需要他而他也更能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候，病魔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死于猝发的心脏病，其实是死于和‘’的长期迫害，死于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的积劳成疾。”写到这里，数十年的前尘往事，一幕幕地涌上吴象的心头：

1938年冬天，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陕北的革命青年，有两三千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辞别延安，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到晋东南建立抗大一分校。在这充满革命豪情的东征战士行列中，就有李季、吴象、文迅、善述四位热血男儿。1939年夏天抗大毕业，后三人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工作，李季先到一个游击队，后游击队改编，也到该团来了。这四位抗大学生都才十八、九岁，都因为对文艺的共同爱好，交往时间不长却一见如故，视为知己，成了终生的挚友。

吴象和李季初次见面是1939年八九月间。吴在警卫团二营七连当文化教员，随营到敌占区边沿打游击，曾奉命去同李所在的游击队联系。李季那时叫杜寄，满口河南腔，一身半军半民“土八路”打扮，腰里掖着两颗手榴弹，还挂着一把马刀。看来年纪尚小却竭力模仿大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同吴象一样“不服小”，为了要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称号相称吧！他俩见面一谈，知道是抗大同学，又都爱好文艺，立即亲热起来，刚开始那一点小小的矜持早就跑得无影无踪。杜寄说他在一分校油印小报《火炬报》上读过吴写的诗，说自己只念过一年初中，名著读得不多，但喜欢学习写作，希望同吴“研究”文学。第一次见面，他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吴已忘记自己说了些什么――大约也是很坦率热情的吧！只见杜寄厚厚的嘴唇浮起微笑，睁大眼睛静静地听，露出一种使人感动的真诚。这谦虚、专注的神情，给吴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印象。

随后，吴象和杜寄还一起参加过夜袭敌人据点的战斗，只是天亮撤退时分路线转移，没有再碰见。杜寄所在的游击队编到警卫团后，因驻地远，吴象还找了借口去看他。约过两年，到1941年秋末冬初吴象和文迅欢聚，从文迅处看到杜寄和善述调到新的工作岗位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达对吴象的惦念、信赖和期望，使吴象深受鼓舞，得到力量。杜寄睁大眼睛的那副谦虚、专注的神情，又一次浮现在吴象眼前。

后来，吴象又和他们失去联系。直到日本投降后，吴象好不容易打听到文迅和善述的消息，却找不到杜寄。

原来，杜寄已经走上文坛，成了开一代诗风的诗人。19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人民日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位编辑跑到吴象屋里，大声叫喊：“寻人广告找你了！”吴象很奇怪，怎么会有人登广告寻我呢？这是什么人呢？一看署名是李季，括号内写着“即杜寄”，要寻的人除了吴象还有文迅、善述。再细看笔迹，不是杜寄又是谁呢？那么《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果真就是杜寄么？这部已在全解放区以至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杰作，果真是杜寄他老兄写的么？这个发现对吴象太意外了，太高兴了。一连几天，吴象沉浸在惊喜若狂的情绪之中，好像成了诗人的不是李季而是他自己。他赶紧按广告上的地址给李季写信；又写信向文迅和善述报告好消息。这时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邮电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没过多久，回信来了，兴奋之情一个超过一个。

《王贵与李香香》吴象读过不止一遍，同千百万读者一样喜爱它；喜爱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喜爱它的革命气概、优美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现在，吴象怀着无比亲切的心情重读，又一次为它的深刻和清新所吸引、所倾倒，李季睁大眼睛的那种谦虚、专注的神情又浮现在眼前。使李季成功的不正是这种谦虚和专注吗？从李季的信上知道，他是1942年夏天回延安的。原来打算进鲁艺，那里嫌他基础差没有录取。这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使他更勤奋更刻苦了。他到三边地区做基层工作，深入体验生活，同时发奋读书。他谢绝组织上的照顾，不要大衣也不要烤火费，经常半夜冻醒就爬起来读书，贪婪地读着一切能搞到手的中外名著。他背着背包在农民中寻师访友，吸取营养。他搜集了大量的“信天游”，密密麻麻地抄录了10多本，再经过提炼、加工、创作，终于写出了这部名震一时的杰作。吴象曾思索过李季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他不能算什么天才，而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深深扎根于农民之中。他的诗来自生活，来自群众，他真正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太行的硝烟、延安的泥土和三边的风沙哺育和造就了我们的诗人。当年他们四位都爱好文艺，但有个根本点李季与另三位不同：李季搞文艺不是凭兴趣、凭灵感，而是像战士打仗那样，瞅准了目标，就一定要把它打中，否则决不罢休。他的谦虚，加上他的专注，表现为顽强的韧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作为战士最可贵的素质，使他由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成长为杰出的诗人。

吴象渴望见到他，向他倾诉积愫，终于在1952年如愿在北京重逢。相隔十年，久别重逢，心头有多少话想说，仍然一开始就说到文迅、善述。李季立即提议：“上街去照个相吧，一个人寄一张，让他们欣赏欣赏四分之二的尊容。”照完相回到家里，又继续热烈、诚挚地交谈。

此后吴象每次到京，必定到李季家；李季到太原几次，也必定到吴象家。尽管李季的诗名早已上了文学史，跨越祖国的山川，传到地球的远方，但他并不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吴象在他家里不止一次遇到无名的业余作者和基层来的同志，他和他们交谈也是那样热忱亲切、推心置腹，神情酷似从前。有一次他告诉吴象，准备以他们同时代的几个青年的成长和离合为线索，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已积累并整理了一部分素材，今后的一个大志愿就是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吴象也怂恿他抓紧写。然而，“”开始，一切美好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

1966年5月，一个紧急命令把吴象调到《北京日报》，但不过两三个月就靠边站了，到年底，则被彻底打倒了。1967年5月1日，趁造反派忙于打派仗，看管松了些，吴象躲开别人，故意多换了几次电车，悄悄来到李季的宿舍。李季又惊讶又高兴，赶紧拉着吴象坐下，关切地询问被冲击得怎么样？劳动重不重？身体顶住顶不住？这时，夺权高潮已经过去，下一步会出现什么灾难还琢磨不定。李季已经多次被批斗并被抄家，李季夫人小为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屋子里经常被扔得乱糟糟的，收拾也没法收拾。这还不说，可李季有心脏病，每天要爬到很高的地方去劳动，实在叫人担心。”李季却打趣说：“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老爷，劳动劳动对改造思想有好处，对锻炼身体也有好处啊！”谈了一阵，他终于激昂起来，睁大着眼，嗓门也高了：“说你主义？！我也有这一条。我们这些人，都是吃八路军的小米长大的，怎么会主义呢？这可能吗？老实讲，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的，而是爱党的；不是主义的，而是爱社会主义的。”小为说：“你看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他却更激昂了：“我偏要大一点!谁爱听就听去，难道我说的不符合实际吗？”临别之际，我们再三互道珍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逢。果然不久吴象就被揪回山西，关进牛棚。随后，李季和小为离京去湖北干校，去前曾给吴象爱人写了封信。

1973年，李季经提名调回北京，负责《人民文学》复刊的筹备工作。他写信给吴象，兴高采烈，决心大干一场。但是为时不久，就遭到“”的忌恨，又挨批了。当吴象有机会去北京到他家里看望时，他已经成了所谓“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这次批斗形式与前几年有所不同，但造谣、诬蔑、陷害和满天飞的大字报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思想压力，却比过去更大。他的心脏病犯了几次，斜靠在吴象很熟悉的那把藤椅上，平静地把事情的始末和背景简略地告诉吴象，接着轻蔑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会把我压垮的，你不用担心。”他偶尔也发牢骚，叫喊：“再也不干这一行了！”实际上他的笔是他的武器，他是绝不肯放下的。有一段时间，他被“”排挤出文艺界，到石油部去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最熟悉也最有感情的地方，去了人们不大愿意去的“春风不度”的玉门，全心全意地投入石油战线火热的斗争中，结识大批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唱出豪迈磅礴的石油赞歌，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石油诗人。

1975年李季又被党召唤去干“再也不想干”的事情了。他党性强，能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他不是热衷于名位的人，当领导是出于一个战士的责任感，甘之如饴地挑起了文艺组织工作和行政工作的重担。1978年底，吴象到北京住医院，李季来探望。吴见李脸色很难看，说话很吃力，吓了一跳，劝他要保重身体，应当进医院认真治疗一段。他摇摇头说：“事情太多，走不开。我们作协几个负责人都是病号，只好我来接。”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病号？他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是病号？但他心里总记着党，记着革命，记着同志，却忘了自己。

吴象永远不能忘记1980年3月8日这一天。天下着雨，阴冷阴冷的。上午11点左右，李季到招待所吴象住的房间里来了。吴是前三四天到北京的，和李通过一次电话，想把要办的几件事办完再去看他，不料他先来了。没谈几句，李就要拉上吴到他家里。吴说：“今天不去了，以后你有空再去。”李说：“难得今天会散得早，又有车，正好一起回去吃饭，边吃边谈。下午我要去丁玲家商量她住院动手术的事，也正好有车送你回来。快开路吧，我的同志！”于是，他俩坐车到了新源里李家，小为埋怨他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好准备点菜。李开玩笑说：“又不是客人，有啥吃啥，保证不提抗议，不闹情绪。”谁料午休起床他病就发作了。赶快请医生抢救，屋里气氛是焦急、慌乱和沉重。极度的疼痛，使李季几次昏迷。吴象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小为是个病人，突然降临的打击使她陷入无法支持的悲痛。女儿甜甜强忍着泪协助医生打急救针，上氧气包，叫救护车。救护车走后，吴象又呆呆地坐了一阵，仍然想不出什么可以安慰小为的话，对她喃喃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随后下楼走到门口，天快黑了，凄风苦雨，满街泥泞。吴象赶到善述家，又同他一起赶到阜外医院，两人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然而李季已经被送进太平间了。任凭千呼万唤，再也叫不醒了。这是不能接受的，但又非接受不可。吴象、善述、文迅失去了亲如兄弟的挚友，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