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的缘分

因为父母是艺术学院的老师，我是在艺术大院长大的，耳闻目染，小时候的梦想是能够读美术学院，长大做个画家。大家知道，学画最顶级的学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了，因为我的舅舅是这个美术学院的教授，我从小有机会接触央美，对它更具一种感情。

从历史来说，中央美术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半个世纪发展的一个触媒，它引发的潮流，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影响了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这是正面的作用。负面的影响，就是一家的体系长期独尊，排斥其他艺术探索，造成绘画的单一面貌，这个问题是理论界讨论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

我资历浅、年纪小，自然是没有可能结识央美第一代大师，1977年“”刚结束，我经舅舅的介绍认识了几个元老，吴作人先生、古元先生，春天的早上，在王府井遇到吴作人先生，满面红光，就是笑啊！

中央美术学院第二代的教授，有在苏联留学回来的一批，有在格拉西莫夫专家班毕业的一批，这两批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系统的基石，其中好多位后来成了朋友。1988年，央美留学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教授林岗和夫人庞涛寓居洛杉矶，我去看他们，林先生话少，庞涛非常热情，讲了些林先生留苏的事情给我听。庞涛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奠基人庞熏琴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者。

真正和央美的重要人物熟悉是在1990年代。1995年左右，靳尚谊院长带了现在造型学院院长戴士和、筹备设计学院的负责人张宝玮老师到洛杉矶找我，商量成立设计学院的事情。我和他们讨论了三天，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学院课程设置表。靳尚谊院长聘请我当了美院的客座教授，这样得以认识更多的人。

那几年美院来访美的人也不少，有一年，美院前副院长侯一民先生和周令钊先生因为要为深圳的“锦绣中华”做设计，专程来美国考察，在洛杉矶是我接待的；之后副院长范迪安先生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讲学，我也带他到处看看，他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和我很谈得来；当时的副院长杜键先生也曾经来美国参观，在我家住过，聊得多也成了好朋友。

因为要筹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我在1990年代去得特别多。那些时候去美院讲课，就住在王府井校尉营（他们有些人习惯叫那里为“帅府园”）中央美院那栋12层的留学生楼里面。那是1990年代中期，学院里面已经基本没有教授宿舍，都住外面，不过学院对面不远的煤渣胡同有栋教师的宿舍，好多年轻老师，比如戴士和、华其敏这些老师就住那里。老教授中不少住在协和医院对面的宿舍里，其实条件不是很好，靳尚谊、锺涵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家都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在锺涵老师家包饺子、聊天，几位老先生都是步行过来的，他们关系很好，好像朱乃正先生、钱绍武先生都在。

钱先生是雕塑大师，雕塑做得好，还写得一手好字。以我看，他的书法水平绝对不在雕塑之下。很有趣的一位大师，有天我和杜键先生在美院看画室，突然看见有个人从美院南墙翻墙跳进来，杜键先生是副院长，自然大叫：不能翻墙！结果一看，是钱先生。他连连说：不碍事，不碍事！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这等老顽童，怪不得佳作连连的。

中央美院后来搬迁到酒仙桥的718厂建筑里中转，2000年迁入现在位于望京小区的新校舍。设计这个校舍的时候，负责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院长栗德祥先生也带着参加设计的几个研究生来美国找过我，我陪他们去参观过很前卫的南加州建筑学院。

2000年，原来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公凯先生调到这里当院长，这是美院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不是央美体系的人当院长，自然很新鲜。我继续去讲课，帮忙。张宝玮老师当了设计学院的院长，后来从设计学院又分离出建筑学院来，好长时间建筑学院没有正院长，由吕品晶当副院长，他们想请我回来帮忙，我举棋不定，最终没敢答应。后来他们摊子大了，而我也因为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繁杂，去得少一些了。2008年，教育部批复美院申报，我和建筑学院的张宝玮教授一起开始要带博士生，这样，关系又接上了。

中央美术学院应了我的一个信念：如果你喜欢一个地方，总会有机会来的。我第一次去北京就喜欢中央美术学院，后来就产生了这么多事情，认识了这么多人，也成了我和北京密切关系的一个支点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