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 “逼人直视黑暗内心” 的作家

人物=P

大卫・范恩=V

P：以父亲自杀为原型故事写成的《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在中国出版时，你接受采访说：“对于我父亲的死，我愤怒了30年。现在我48岁了―是的，直到四五年前，我才真正停止愤怒。”真正停止愤怒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V：当我意识到事情转变了，我不再对父亲怀有愤怒，这种感受很美好。这造成了我在写作上朝着更为大度、更少悲惨的方向逐渐转变。我的新小说《水族馆》第一次不再是悲剧。相反，它与宽恕和家庭回归团聚有关。小说中的男人也是我写过的角色之中第一个讨人喜欢的男性角色。

P：你的父亲选择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你也曾较长时间拥有过父亲留下来的枪支。你个人对枪支的态度以及美国私人可合法持有枪支的态度是怎样的？

V：我认为美国缺少合理的枪支管理是疯狂的。我写过一个非虚构小说，事关一起校园枪击案。我是唯一接触到全部未经审查的1500页警方档案的记者。我有充足的信息，且辨别是谁非常容易，他们是那些曾被训练成杀人无感的、美国男性退伍军人。他们有未被治疗的精神问题，与家庭和朋友分开，没有钱或好工作，而且他们拥有右翼政治立场。这本书比我的任何一本书都卖得少，当我批评军队的时候，电台记者极力反对我并否认事实，因为在美国，军队被认为是神圣的，不能被批评的。

美国人绝望地想要相信这个巨大的谎言―美国军队是一支向善、让我们更安全的力量，在我们的家中枪支让我们更安全，大公司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是良好环境的公民……我离开美国是因为它不能变得更好，改变不可能，是因为自我批判的辩论不可能。任何不能对自身最糟糕问题进行自我批评辩论的国家都是有麻烦的。

P：有书评人评价你的小说的魅力是“逼人直视仇恨、罪恶、人类黑暗的内心，读者在合上书的那一刻，绝不可能获得温情的慰藉”。在你看来，逼人直视人性黑暗会让人获得怎样的力量？

V：当我写作时我不会去想读者。我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作者，尊崇2500年前的古希腊传统，相信沉浸在黑暗和悲剧之中是一种宣泄，终究会令我们焕然一新，变得更好。在我的小说里，正如希腊悲剧，聚焦的两个人物，他们爱彼此，但不知不觉中失控的举止会严重伤害到彼此。希腊悲剧是关于为什么我们会伤害至爱之人的奥秘。人物被置于压迫之下直到他们打破―那一刻他们的善和恶将被揭露，而我们则依据他们检验自身。我们需要这样的机会去感受和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

P：尽管你在念大学时，被老师称赞为“全班写作最好的人”，但直到《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出版时，你才终于能更自由地开始创作。而后你几乎每一年都能完成一本新书，这样的速度，可以归结为“厚积薄发”吗？

V：我花了10年去写《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因为我学习了写作，在材料里挣扎，丢掉了大量的篇幅。然后，我在一艘帆船上当船长，还当过造船师，有好几年都没有写。但在过去的7年里，我写了7本书，这非常恐怖。这些书完成得轻而易举，因为它们来自之前的兴趣和失败。例如9年前，我已经写了《驯鹿岛》的最初50页，那时看不到故事的走向，但当我回过头，这本小说写起来很容易。《山羊山》是根据我25年前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尘土》是根据第二个短篇小说。《水族馆》里对鱼的关注源于《一个自杀者的传说》中“鱼类学”这篇故事。我认为这很有趣―早年的失败在写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且小说在被写出来前，往往需要孕育几十年。

P：写作时最困难的是什么？

V：我真的热爱写作，也不觉得它困难。只要每天早晨我坐下来，新的一页就会发生。我不认为“写作障碍”存在于任何一个在正确材料上创造的写作者。写作是愉悦的，是每天的惊喜，身临其境而且刺激，一个触摸无意识和潜意识的机会。我猜想最困难的部分仅仅是不安全感。我总是认为我没写好这本书，但无论如何我坚持下去，通常在最后50页的时候我又开始喜欢它了。

P：2015年你生活中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瞬间？请尽量详尽些。

V：2015年是我生命中所经历过的最自由的一年。我游览了从未去过的国家，见到了诸如柬埔寨的吴哥窟等美丽的地方，我在俱乐部里彻夜跳舞，做了很多我以前很少做的事情。我也去过北京的俱乐部，我爱人群里那种快乐的疯狂感。但有一晚，我喝了斯米诺青苹果味的伏特加，感觉自己像个超人。我几乎从未喝酒超过两杯，一下喝八杯太极限了。我感觉可以飞起来了。我在地板上跳舞，靠着墙壁，然后我试了试钢管舞。最初还好，但等我试着颠倒，让我的腿凌空，结果我的肩膀非常难受，后来花了三个月才恢复。我知道，在一个文学访谈里谈我的酒吧故事很奇怪，但相信我，我不常谈论这个，但我认为这些时刻揭露了于我而言2015年是什么样的―过度快乐和自由的一年，同时也是离开16年婚姻后疼痛的一年。

P：2015年想明白的一件事？

V：哈。我不确定我擅长“想明白”。我更擅长重复性的错误。大多数时候，我都把生活过得如希腊悲剧里的角色，无意识的而且是失控的。

P：2015年你听到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V：当别人给我人生建议的时候，我不会听。我成长在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时期的加州，身边满是“自救”的书籍，所有这些都绝对的无价值，只会让生活更小和更神经质。但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建议，我想它来自格雷斯・佩里（Grace Paley），一个短篇小说家，他曾说：“每一个好故事至少有两个故事。”我总会想到它。还有我从高中认识的好朋友盖伦（Galen），他说“追随你的兴趣”而不是“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但我在2015年什么都没听到过。我不记得这一年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许我老是和坏人在一起吧，哈。

P：如果可以在2016年的第一天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共进晚餐，你会选谁？

V：如果我真能选谁，我会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共进晚餐，和他聊聊他的小说《血色子午线》，聊聊风格和语言。我很想更好地了解他的作品为何那么不可思议，我认为《血色子午线》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