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香港本土文学的奠基人

当一个人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一座城市的时候，他就是这座城市的印记。也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让香港文学以独特的姿态呈现于世，香港文学在成长，他也在成长。他用细致深沉的笔触书写着这座城市的人和事，至情至理的情感中流露出他对香港的热爱和眷恋，香港的故事、香港的风情、香港的饮食、香港的文化等等，关于香港的一切，在他的心中像一粒种子，慢慢发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乐观豁达钟情美食的也斯将自己最质朴的感情融入香港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终其一生，他都在为香港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努力着，他为香港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一座城池，一个人。他在那里欢笑、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活着，也在那里死去。

（编 者）

作 家 档 案

也斯（1948～2013年），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原名梁秉钧，生于广东新会，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也斯曾从事专栏作家、记者、编辑及美术编辑等工作，20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70年代开始，也斯便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四季》《文林》《大拇指》等，在港台两地出版的小说、散文、诗集共达二十多本，期间获奖无数，为表彰他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与贡献，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也斯获“年度作家”殊荣。

也斯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神话午餐》《山水人物》《山光水影》《城市笔记》《越界的月亮》《在柏林走路》《人间滋味》，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食事地域志》《半途——梁秉钧诗选》；随笔集《昆明的除夕》《书与城市》，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布拉格的明信片》《岛与大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烦恼娃娃的旅程》，评论集《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十论》，摄影集《也斯的香港》等等。其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他译介法国、拉丁美洲小说及美国地下文学，撰写评论，积极推动艺术教育和文化交流，担任香港各文学组织及项目的顾问，为香港本地文艺创作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也斯一生游走四方，但其作品讲述的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以及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香港都是也斯写之不尽的题材。上世纪70年代末，他第一本用香港语言写香港事情的诗集发表，完全把香港诗歌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南来文人的影响中独立出来，使香港诗歌拥有自己的面貌。从那时起，他便与香港结下不解情缘。

诗人的空间——记杜甫草堂

也 斯

从这一道拱门看进去，两边的红砖墙好像一直往前伸展，前面，是迷蒙的晨雾、幢幢的树影，不知要通到哪里去。砖墙，都是赭红的颜色，墙顶和墙脚浅灰色，弥漫的雾，好像也是浅灰色。灰蒙蒙一片，当我们踏进去，就好像踏进了一个不同的空间。

那是肃宗上元元年，诗人经过长安十载营营役役的生涯，四年途中颠沛流离之苦，终于在这里，在浣花溪畔，在一株高大楠树下，建起一所茅屋，作为一个栖身之所。总得有个巢才行！我们的现代诗人说。但这可也不容易。筑室经营之赀，还得要人家帮忙。还问这个人要桃秧，问那个人要绵竹；问这个人要桤木秧，问那个人要松树秧，要绿李与黄梅，还有大邑瓷碗。全部有诗为证。我们的诗人有一个严格的构想，跟他精密的诗律相仿。不知那些友人送不送货？喏，这里是桃秧一百，请签收。然后诗人把这些树秧安排在这里那里：对称、并列、参差、呼应，好像他安排文字一样。想着这些几年结实、那些几年成阴。到了今天，真的只剩下零碎的文字了。我们迷迷糊糊的，按照文字去找寻那高如人长的四小松，不知到哪儿去了！去找高大的楠树，楠树其实当然一早已经在风暴中连根拔起了。只剩下一片若有若无的灰色，茫茫的迷雾。

走进这片迷雾，就可以走进诗人的空间去吗？抬头远望，仿佛是无穷的空间，极目不见尽头，但逐渐的，雾中若隐若现地见出了苍绿的竹影，寻觅的目光找到一个安顿，不致堕入无尽的空茫去了。我们这位辗转流亡、仓皇避兵乱的诗人，这位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写《北征》的诗人，来到这块土地，暂时筑起一所草堂。

当然，在那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人可以完全自己作主。国家多难，民生多艰，每个人都漂泊不定，张皇不安。但流亡也是为了寻求暂时的安顿，焦虑也向往心境的舒闲。诗人至少是暂时在心中筑起一个草堂的空间，然后才会写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样的闲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这样的亲切，“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的舒展吧。走过一道桥，我们看桥下的流水，细细的纹理，树影的婆娑，在那一刻，仿佛也体会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境界。在廨内挂着邓拓的书法，写的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等句，木板窗格背后，仿佛一下子也转暗变为夜景，无声的细雨正悄悄地沾润万物。诗人这一时期的诗，好像特别灵敏，特别细致，特别与万物有情。一下子，我们眼前好像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抬着锄头，提着酒壶，在这儿翻翻杂草，在那儿树下站站，“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他沿路走来，一草一木都认得清清楚楚，仿佛也是他的老朋友了。“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他后来也写了不少咏物诗，由于细察眼前的丁香、丽春、栀子、鸂鶒、花鸭，联想到许多道理。在自我的空间中过的是一种比较质朴的生活，无聊的应酬减少了：“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也好像是因为稍有余裕、有了空间，诗人除了紧迫的生活问题，也有余暇去想诗的问题，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戏为六绝句》是对当时轻浮势利的文艺界的批评，而《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更像是对自己诗作态度的撮要。我特别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两句，那里面，对人生，对艺术，都留有余地。那“余地”，也是诗人的空间吧。

我在桥上稍立，我从屋中的窗户展望叶绿花红，我从碑亭那儿感觉雾重林幽，不禁意会：心理的空间和外在的空间，总有某种象征性的联系。诗人这时期的诗，特别多“房子”的意象：“乃知久行客，终日思其居”“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花径不曾缘客归，蓬门今始为君开”，等等。但这房子，不是像一些西方诗人笔下那样是私人的堡垒、自闭的空间，而像是个人心境秩序的一种外延，与外界交感往来的一个中介，不是像弗洛斯特说的“好篱笆造成好邻居”，而是“隔篱呼取尽余杯”；“力疾坐清晓”之余，也觉“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村夜》由“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推到“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想到这里，我们当然会想起他最有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因为自己的茅屋为秋风吹破，令他从自己的处境：“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想到广大的众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中国诗人对宇宙的观念，总像是从屋宇，从屋檐和栋梁开始的。诗人说：“天地入吾庐”，是从亲友邻里的往来，晨昏出入作息的规律，开始了对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的认识。诗人总喜欢从窗户和庭阶、登楼或是凭栏，与天地景物往来。诗人不也写过这样的句子吗？“江山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这里有一种俯仰自得，游目骋怀的风采，个人与世界有一种友善而亲密的关系。正如我们在晨雾萦绕的早晨在草堂踱步，想到的，不是西方绘画那种固定的透视视点、对无限空间的无穷的欲望；而是中国山水画中的那种俯仰回旋，处在其中，向往无穷的心，处处有所安顿。

但当然，我们现在走过的草堂，已经不尽是当日诗人的草堂了。诗人一株树一株树、一块石一块石那样建筑起来的草堂，吹倒了，塌坏了，后世一代一代的人，依照他们庸俗的审美、模糊的认识，依照政治或观光的需要，这里改动一点，那里补充一点，筑成了后世的草堂。就像诗人的诗，留下来，也有文字的隔膜、庸劣的注解、道学的诠释、政治的贬抑，他们也想把诗人变成他们的诗人。而当我们走过，仍看到大堂里有风派的题字，有伧俗的题诗，看来还要在那里放上一个时期，我们只好自己沿路漫步，在晨雾中忖想过去的草堂——诗人曾经为自己短暂地创造出来的那个空间。

走出门外，又看见守门那个“摩登”的红衣女郎、外面潮水一样正要涌进来的游客，再远一点的外面，市中正在做生意的摊档、营营的市声……我们又再回到另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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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易为，文人难做

苏庆先

也斯罹患肺癌的消息已在文友中传开，但眼前的他，却丝毫显不出遭受病痛折磨的痕迹。记者在香港会展中心一间会议室里见到他时，他一身格子西服，头戴鸭舌帽，就那么温文尔雅地、安静地坐着。

也斯是香港名作家，也是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今年有些特别，他被书展举办方评为“年度作家”，并将在书展现场设立专区，以“人文对话”为主题，展示他的诗作、摄影作品、书评等，以及他与多名摄影家、艺术家及设计师的跨媒体合作。

他的获选可谓实至名归。因为正如有人说过的，在香港，你也许再难找到像也斯那样的作家，其个人的成长、写作经历和香港这座城市六十多年的发展如此紧密相联。

当年，父母抱着五个月大的也斯从广东新会移居到香港。双亲都是知识分子，“父母不懂带钱来港，只会带书”。也斯4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郁郁而终，他的笔名“也斯”，与父亲有关。他说：“我爸爸的名字中有‘斯’字，嗯，那么我就‘也’有‘斯’字。”这或许就是“也斯”的出处了。

与父亲的郁郁寡欢不同，他的妈妈很开朗，与其妹妹一边贴火柴盒穿胶花，一边念《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长恨歌》，你念一句我念一句，“就像现在唱卡拉OK，我当时觉得很好听”。他对文学的兴趣，就始于当时。

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也斯在报馆工作了8年，做翻译，写专栏，专栏文章涉及书评、影评、艺术评论等，之后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修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写过不少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论文，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诗。回到香港后，他先后在浸会、港大、岭大教授比较文学，去年患病后，每周只上一天课。

在香港，有人说学者易为，文人难做，他却说：“现在做作家幸福，做学者辛苦。20世纪80年代我在港大教书，两年班不用考试，4月底学期结束，今日港大就不是这样了。”反而作家容易做。 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实际上却是“现在年轻作者要出第一本书很容易，艺术发展局一定支持，你写的东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这对作者是不是好事？放在书店，一个星期销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远不见天日”。

有学生问他如何做个大作家，也斯回答：“不如你先做一个好读者。”他的作品《半途——梁秉钧诗选》曾获中文文学双年奖新诗组奖，《布拉格的明信片》也获同一奖项小说组奖。不过，他说自己以前鄙视文学奖，但看到作家越来越难做，也终于认同了，“但要将评审公开，让作者明白为什么得奖，比起三尖八角的奖杯或几千元奖金更有意思”。

对也斯而言，写诗是一种平衡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时间静下来写诗，是帮你向内看，反省自己的生活。”香港新诗日渐式微，反而歌词精彩绝伦。他认为新诗并未过时，“林夕也是读新诗出身的，他也写新诗，因此写歌词修养便好一点。现在的词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写得好的词我觉得也是诗，鲍勃·迪伦的歌词其实也是诗”。

访谈中的也斯时而沉静，时而咧嘴大笑，那是一种至真至诚的态度。如果用他作品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中的描述再确切不过了：脸上的表情不是忧伤也不是欢喜，只是坐在那里，好像真的在沉思什么。

（选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27期，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