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阳书院的建置与名称的由来

现今属贵阳市所辖的开阳县，在清代县城里就建了一所在省内较为有名的书院——开阳书院。书院之名“开阳”，正好与今之县名“开阳”相同。从唐代就产生的这种集教学育才、学术研究、出版藏书为一体，类似于今天高等学府的“书院”，其名称与所在地的政区名称相同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参与主持《中国书院辞典》的编纂工作时，对川、滇、黔三省的书院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梳理，三省共千所书院的建置和命名与政区县市同名者，四川（含今重庆市所属市县）仅有南溪县的“南溪书院”，涪陵市的“涪陵书院”，秀山县的“秀山书院”，邻水县的“邻水书院”，汶川县的“汶川书院”等5所；云南仅有文山县的文山书院和云龙县的云龙书院两所。就我黔省而言，可以说一所都没有。那为何上文要将开阳县的书院之名与县名叙为“相同”呢？这正是笔者撰写这篇拙文的缘由。

开阳县之名，远古的名称暂且不说，在明清时期皆称开州。开阳为县名，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令改之县名，且一直延续至今。早在清初就建置的书院，决不可能以两百多年后所置县名来命名。书院之所以名之曰“开阳”，还得从书院的建置沿革说起。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江都人杨文锋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选授开州知州。杨性廉洁喜文学，甫到任，见开州尚无书院，贫困学子又无力延师受教，于是悉心筹划，择得城东基址，很快建成书院，取名曰“东皋书院”。书院建成后，旋即延名师以教授，人人争相就学，开阳的书院教育可谓至此始。

迨到乾隆初，书院在经历60余年的风雨侵蚀后，已多毁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视地方文教的知州吕正音首先对文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理，并以修理文庙的剩余资金购买城东书院旁的民宅扩建义学（实际就是书院）讲堂5间，堂后建文昌阁一所，周围建以墙垣。同时买绝产田一亩六分，拨公田十一亩，以所收租谷供应师生束修膏火。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知州赵由坤主动捐俸重建讲堂5间，书斋5间，左右厨房各一间。特别增修了一座很是壮观的大门，正式高悬“东皋书院”的匾额。于是书院的规制日臻完备，影响日益扩大，士人争相入学者更为踊跃。

光阴荏苒，岁月电驰，及至嘉庆年间，书院的建筑设施已显陈旧，墙垣户壁也多斑剥朽毁。嘉庆十五年（1810年）吕柱石蒞任开州。甫下车，即临书院观风。眼前的景观让他感到几分悲戚，顿生振兴之意。并察觉书院临市区较近，难僻尘市喧嚣，特别是东门地势较低，常受湫溢之殃，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影响甚巨，于是决定另谋新址，迁建新院。通过多方考察，发现州城西南州署衙右后的鳌山之下早年建有文昌宫，今已毁废，仅存基址。该处地势高爽，便于开拓，便立马召集官绅商议书院迁建事宜。吕柱石首先慷慨解囊，捐己俸以倡，官绅亦踊跃捐输，很快共集银七百余两。公推举人林钟楫、副榜林上玥、孝廉何俊、生员陶连登、张鹏芳等人分董其事。历时二年，工程全部告竣。

书院的建置，较前更为宏敞壮观，共分为前后两进。前面门宇讲堂、斋舍、庖湢，应有尽有，规制完备。后面则新建一座文昌宫，复其旧观。同时又增购一批田土，收租以增加师生的束修膏火之资。吕柱石并将书院“东皋”之名改为“开阳”，亲题“开阳书院”匾额悬挂于门头。在吕柱石看来，改名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昔日书院地处城东，故名“东皋”，今已迁建城之西南，南方为“阳”，且院前开朗，故名“开阳”。吕柱石还将此次迁建、更名等事实原委，亲撰《碑记》并勒石刻碑一通立于院中，以垂永久。有关《碑记》的内容，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所修的《开阳县志》中的“东皋书院”一节，仅有片段摘录。至于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石碑，可能早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只能给今人留下一番思古的遐想。

吕柱石在迁建书院并更名“开阳”不久，开州城里的一些士人根据舆地风水先生的意思，认为新建的书院所在地，面对风水宝地象三台，故应将开阳书院改名“三台书院”，以应人文兴旺吉祥。就在书院改名“三台”后不久，书院人文兴旺吉祥不仅未得应验，却反而遭到一场灭顶之灾。咸、同时期，随着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进入贵州，省内各地少数民族起义和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其势几乎遍及全省。咸丰九年（1859年），由黄号军首领何得胜带领的一支农民军攻破开州。破城之后，真可谓“玉石俱焚”，书院也未能逃脱被焚毁的命运。书院的一切建筑、设施成为秃垣断壁、残砖废瓦，文化教育、培养人才的活动也因此宣告终结。如是惨状，竟沿续达26年之久。

同治七年（1868年）开州城池得以复兴，但接着的几任州官仅忙于城垣围墙、学宫孔庙、各类祠庙、官署衙门等的修复事宜，未能顾及书院的重建复兴。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湖南零陵人、进士出身的胡璧莅任开州知州，及到任，见书院仍是一片废墟的惨状，竟感伤万分。于是决定，为官的首务，就是要重建书院。首先解囊捐廉百金为倡，集州内各界乡绅人士，晓以大义，希望各尽所能，多方捐赀支援复兴书院。同时清理遭受兵火焚毁的公产和地方原有绝产，报请省垣大宪批准变价。资金很快到位，一应工料设施亦迅速备齐。翌年春，胡璧委属乡绅佘某董其事，工程进度非常顺利，仅10个月时间书院即告厥成功。是时，战乱后的开州公私穷困，士人更无书可读。于是胡璧又捐俸购置经、史、子、集官书数十种供书院师生披览。同时又建四乡义学七所，以惠士民。

书院建成，计有照墙一道，字库一座。内计堂室斋舍共15间。原书院后的文昌宫也一并恢复，计3大间。还新建六角草亭一座。其他如师生寝室、床铺，门头廊柱的匾额对联，堂室的教学设施，如桌椅，长、方各种凳子，各种几案，厨房食堂的各种膳食炊具，一切均皆完备，规制可谓宏敞，总耗资不过一千一百余金。为不忘吕柱石当初将“东皋”更名“开阳”的本旨，胡璧决定书院仍以“开阳”冠名，并亲题“开阳书院”颜之于额。不仅如此，胡还对书院恢复“开阳”，之名赋予更具有黔中文化特定的意义。他认为书院复名“开阳”，是企望开州士人要更加景仰“开发阳明之学”。同时还订出书院管理的制度章程，师生的束修膏火，肆业诸生的科场宾兴和考课的花红奖励之费用，书院原有资产的租谷、房租、斗息等款项，一律由当政财务委员会保管收支。上述的有关事项，全部记录在案，即成书二卷曰：《开阳书院总录、续录》，并分发给各乡绅人士保管，以资查证。同时还勒石树碑，以垂久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州湖南长沙人张翰，在清政府下诏“废科举、兴学校”的新形势下，遂将开阳书院改为开阳高等小学堂，原有书院的资产膏火全部改作学堂的办学经费，该学堂实为开州新教育之滥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州著名乡绅、贵州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留学回归桑梓，以发展新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为己任，在开州首先办起了劝学所，自任总董事长，同时兼任刚由开阳书院改办的开阳高等小学堂的堂长。他深入乡场农户广为宣传新学，号召农民子弟入学读书。从此，开阳的新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系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

资料链接：中国书院

中国书院是有别于官学的独立教育机构。

唐代书院分官私两类，较早的私人书院为贞观九年（635）的张九宗书院；官立书院有集贤殿书院（初曾叫乾元院、丽正修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校书或为皇帝讲经的场所。至五代末期才成为培养参加科举考试的书院。

北宋初私人书院大增，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著名书院。后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民办书院逐步变为半民半官的地方教育机构。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开始恢复书院，将其变成理学讲习场所。景定元年（1260）规定，书院山长必须是通过正式科考或毕业于太学的官员。

元代书院兴盛，书院总数达到408所。专讲程朱之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书院开始官学化。

明初书院式微，至王阳明起，书院再度兴盛。明书院总数曾达到2000所左右。但几经起伏，明末乃大没落。明书院有两类：一类重授课、工考试，等同官学；另一类是讲会、论辩式教研结合的书院，后者多遭当政者禁毁。

清初书院皆官学化。自雍正十一年（1733）始，各省、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绝大多数书院是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书院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

香港中文大学是目前唯一并行学院和书院制的大学。学院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通识教育多由书院承担。

书院制度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也被移植到国外。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意大利、美国都有中国式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