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书法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于2011年、2013年、2014年先后了《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中，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目前，如何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尚有较大争议，下面以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观应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他对蒙学中字学教育的见解、书法学习的建议、书法继承与创新的观点等，以期对书法教育工作者有所启发。

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一作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署待鹤山人、罗浮篮咨饺恕⒛接荷饺恕⑻成慕雍山人等。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之一，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又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过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易言》《盛世危言》，后者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晚清社会的商界精英，郑观应一生都在为实现强国富民而努力，提倡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批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人才培育制度，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实学”举措。而对于书法，虽然幼时所习碑帖之学中已包含一些习字教育，但相对于实学来说，它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当中涉及书法教育这一领域的论述较少，但却颇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蒙学教育中对字学的建议和对儿女习字的若干建议这两方面。

一、在蒙学教育中关于字学的主张

（一）字学教材的选择

郑观应在上海学习商务期间学习过两年多的英语并在以后与洋人经营商业时日益熟悉英语语言文字的运用。由此对中西文字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运用，常思考两种文字的异同之处，并且提倡国人要学习一点西文字。他于《盛世危言》的《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中在比较中西文字的难易时说道：“然以中、西之字较其难易，则华字难而西字易。”[1]认为“我中国苟非绝顶聪颖子弟，未见有读书数年，而即能作书信论说者也”[2]。所以他认为国人在蒙学教育中就应该选择简单易懂的字学教材，以便于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能识字而开民智，进而强国。

在蒙学中，郑观应对字学教材的选择上非常讲究，他在《复蔡毅若观察书》中对《切音新字》这本字学教材非常佩服，认为“书较东莞王煜初、苏州沈曲庄所著笔画尤简，更易谙习，将极难、极复之学业，变为极易、极浅。苦心绝学，裨益世人，佩服之至”[3] 。他认为字学教育上应“择其切音易、笔画简者，通饬各省、州、县官绅设立学堂，凡年六岁者，无论贫富子女，皆须入学。一月未成，学至两月；两月未成，学至三月；学成之后，再学汉文。如无力再学汉文者，即撰《简字汉文蒙学五千字课图》以备购阅，便知常用之汉文字义矣。更设新字日报小张，卖价极廉，俾广流传”[4] 。因为“切音易、笔画简者”比较适合初入学的孩子，也易于接受和消化，他把这样一种方法作为学习汉文的捷径，并且认为在蒙学教育中实行这种方法，“不需数年，国内无人不识字，而民智大开，风俗日美”[5]。

（二）习字的方法与教学

对于教小孩习字的方法，郑观应赞同当时宋学儒生的做法。他在《答关均笙先生论学校书》中说道：“至于习字法，宋儒教小儿先令影写赵子昂千字文，稍长习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写一千五百字，添写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后日写多，运笔如飞，不致走样也。”[6]从学习书法的选帖来看，他结合蒙学教育，继承魏晋以来的传统，选择《千字文》作为范本，这在魏晋以来就一直作为小儿习字的通用教材。选择二王一路的书法风格，且追宗溯源，先从赵孟\入手，然后再习智永《千字文》。从书写实践的方法上，主张先“影写”后“添写”。“影写”其实就是所谓的“描影”，即用相对透明的白纸蒙在字帖上，然后照着在白纸映现出来的字影进行练习，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摹写”；在他的《待鹤斋学校论》一文中也这样认为：“幼学当宜日认十二字，解明字义，令其摹写。”[7]而“添写”则是先通过双钩出字形的大致轮廓，然后再用毛笔按所双钩的轮廓去添写。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使小儿所写的字不致于走样得厉害，也可以培养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持之以恒的注意力。从习字训练的强度来看，他主张“每板影写一千五百字，添写四千字”[8]，认为如此坚持一两个月便可以渐渐地停止这样的训练方法，认为这样的坚持使小儿日后也能多写，并且在多写还运笔如飞的基础上能达到“不致走样”，即在用笔、字形的结体及整幅字的风格和气息上都不会太远于所习的范本。

二、对于儿女习字的建议

郑观应对儿女习字的建议主要表现在他的家信里面。他在一封《训子侄》中劝诫其子侄：“读书须如曾文正公云：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9]这里与他在蒙学教育中所提倡的习字方法基本是一样的，同样也主张习字一定需要多写，要有长期的训练，要达到一定的练习数量，只有这样才能“熟”。而这个“熟”则又有一定的深义，这个“熟”不仅是指对于汉字基本的字形结构和书写方法的熟悉，还应该指对习字者所遴选作为范本字帖风格气息的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如此便可熟能生巧。在熟能生巧之后，写字的速度才能加快，只有写字的速度加快了才能增加做事的效率。郑观应这是站在崇尚实学基础上的主张，因为作为商业精英的他来说，效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以工具论为出发点来要求儿女对于写字方法的训练，这种训练的主张并不是为了能训练出一个艺术家而是训练出一个做事有效率的人才。但他同时也嘱咐儿女“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10]，即做事虽然要讲求效率，但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去学习东西。这样培养出来的儿女就应该是既能讲求效率，又能有教养而不以图功为目的。

三、对书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考察郑观应的各种著作、信札等文字，他对书法或说书写在晚清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地位评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并没有把用毛笔书写汉字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在郑观应的著作及书信中，极少用“书法”这一词，大多用“写字”或“习字”等词语，但在《盛世危言》的《华人宜通西文说》中第一次非常直接地用了“书法”一词，他在比较中西文字的难易时说道“华字一字一音，而书法又各自不同”[11]。这里的“书法”从语义上看应该是指书写的方法而言，由此可知他即使在中西文字比较时也没有把用毛笔书写汉字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反而认为汉字的书写较书写西文有些困难。

第二，书写是一种工具。他在蒙学教育中对于字学教材的选择、范本选择、习字方法的主张以及对儿女习字的建议等各方面，最终目的都是为识字作文、为日后能多写、为能熟能速，把它看作一种基本的技能，从而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和效率。这是站在儒家工具论的基础上，也是站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对习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他在《盛世危言・学校（下）》一文中说：“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一曰经学……十曰中国字。”[12]这里的中国字应该包含文字的发生与演变及汉字形体结构的书写方法，可见他以为学习中国字只是作为国人识字修学之门径。在这一点上也是承先人之例，《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3]（这里的“书”与郑观应所谓的“中国字”的含义是很接近的，都不是指书法艺术）。

第三，书写有时是一种审美享受，书写的精美可以使人爱不释手。他在《阴\文图证序》中说道：“去冬，友人黄葵生示以费晓楼先生绘本，张解元补书，字画双美，尤属精核，令人爱不释手。”[14]这种“爱不释手”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对这本书的喜爱，更是因为由费晓楼所绘和张解元补书所成且字画双美。

而当时以招善书者抄写图书来作为宣传的做法情形描述，也同样出现在其《感应篇引经笺注》上。他在《感应篇引经笺注序》中说道：“《感应篇》一书注解者数十百家，独推惠定宇先生笺注证据确凿……吾粤罗椒生尚书复引经衍义，招词馆之善书者分而录之……使受而读者观其文，爱其书觉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临摹讽论之下，显以动其珍重慕效之心，隐以发其涤秽荡邪之志，其诱掖苦心蔑以加矣。”[15]

第四，他也把“书”这一事建议列入女教中。他在《盛世危言》的《女教》一文里说道“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6]，“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如此则能使民尽其所用。

总之，就郑观应一生成就来看，文学和书法在其生活中都不占主要的位置，是他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是从儒家对待文艺的态度出发把它作为一种载道的工具而已。他无心做个诗人，虽然人们也开始为他戴上“近代文学家”[17]的桂冠；他更无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书法家，虽然他也曾苦心学习过馆阁体和古人名碑法帖。但是，通过对其文集和信札的探讨分析，他对书法教育的见解是值得当下书法教育工作者研究和思考的。语

参考文献

[1][2][11]郑观应.华人宜通西文说.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4.

[3][4][5]郑观应.复蔡毅若观察书.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1.

[6][8]郑观应.答关均笙先生论学校书.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22.

[7]郑观应.待鹤斋学校论.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8.

[9][10]郑观应.训子侄.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37.

[12]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下.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1.

[13]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2.

[14]郑观应.阴\文图证序.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60.

[15]郑观应.感应篇引经笺注序.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60.

[16]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8.

[17]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M].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0：3-8.

【本文为2013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系列论文之一，课题号：13YS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