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听梁启超怎么说――关于“作文”

作文旨在“应用”。这在新式学堂新办之初，凡议论国文一科在表达方面的宗旨，大都承袭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新学”观点，而反对“为圣人立言”、封建迂腐的“旧学”陈说。早在1909年，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就说：“是以学文之道，其始则求明晰以适日常之应用，小学校学生所有事也。进之则尚势力（指读写“情的文章”――笔者注，下同），中学校学生所有事也。又进之则取优丽（指读写“美的文章”），则文学者之事，而非人人所必需也。”此后，蔡元培、刘半农、梁启超等都有类似的主张：文贵应用。梁氏说：“学问可分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见梁著《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这种视作文为应世之需，因而教学内容要重在“应用”的观点，正是对脱离实际、无视应用的封建教育观的有力抨击和否定。为此，梁氏竭力排斥绮丽之文、矫揉造作之文和带帖括气的空泛之文，认为这类文字，都是无病、 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青年学生既不该读，更不该写。他主张在中学里，应该指导学生写在生活和学习中经常要用到的记述文和论辩文，培养切合实用的良好的作文习惯。

既然作文重在“应用”，那么作文里的话也都应该是实事求是，不故弄玄虚。这就是梁氏首先要求的“明规矩”。规矩之一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同样一个题目，时间场合不同，作者意图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该说的话”也就不同。这完全符合现代应用语言学强调“语境”在语言运用殊作用的观点。所谓“照原样说出”，就是要把观察到的或感受到的，毫不走样地说出来。规矩之二是懂得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作法，也就是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规矩。前者说的是语言问题，后者说的是体裁问题。梁氏说：“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所以在梁氏看来，教作文实际上是教作文的种种规矩而已。

要求做的篇数要少而下的功夫要细。他说：“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预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他批评当时的中学作文教学说：“现在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们可以把具体的每周作文篇数暂且搁置，不去讨论，重要的是要明白梁氏这一主张的基本精神，即：作文教学务必注重实效。这一见解十分精当。在篇数上，与其做得多而让师生都感到疲于奔命，不能不草率应付，倒不如少做几篇，学生篇篇都能有充分的准备，篇篇都能下细功夫，保证一定的质量，教师也能篇篇认真阅读、批改。这样的抓细抓实，做一篇文就能让学生真正明白这类文章的作法，并尽可能达到预期的要求。此外，在精雕细琢这两三篇命题作文的前后，还必须指导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读书笔记、听讲笔记、作文心得笔记之类都可以。这是学生自动地从“学海”中“拾贝”的做法，“比出题目自然得多”。这样看来，梁氏的“宁可少做”的原则，究其实是相互联系的两句话，即：“练文”机会少而上规矩，求其合乎法度；“练笔”机会多而成习惯，求其达于熟练。

要教会学生写“有实际内容”的文章。梁氏反对出题目后让学生凭空去瞎想，因为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如果胡编乱造成了习惯，对学生诚实做人是危害极大的。所以他主张作文应让学生在堂下完成，给学生搜集、整理材料的充分时间。他说：“课卷不必在讲堂上做，因为我们办的是学校，不该叫学生过考棚生活。”难道不能像考场作文那样，严格限定时间吗？要知道，命题作文精心做了，各种笔记经常写了，写作规律掌握了，眼力笔力都锻炼了，考场上限时作文也完全可以应付自如。这就是多与少、从容与迫促之间的辩证法。梁氏从自己丰富的写作经验中悟出了这一点，对我们明白如何更有效地指导学生作文的道理大有裨益。

这种少做、精做作文的训练，跟我们当今倡导的“研究性学习”十分近似。“研究性学习”体现在作文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广泛地搜集资料、全面地分析资料，从丰富的资料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从而完成写作任务。这几乎就是在为培养研究性人才打好初步基础，训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梁氏所处的时代，是旧式作文（空洞无物的八股老调之类）遗风仍盛的时代，他力图通过资料的搜集、整理、比较，让学生写出材料丰富而真实、见解精辟而富有新意的好文章来，用意是很深的。例如，他十分赞赏从正史和《资治通鉴》的对照比较中学习写作的做法。关于赤壁之战，《通鉴》的材料来源是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传》《鲁肃传》《孙权传》《诸葛亮传》等篇，如果先布置学生在课前读这几篇传记，要他们把有关赤壁之战的材料从这些传中摘出，然后加以抉择、取舍，并结撰成篇。完稿后，再回过头来读《通鉴》，看自己写的与《通鉴》写的，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原因何在，从中领悟写作的诀窍。梁氏说，这种揣摩别人怎样把材料归纳整理制作成文的做法，“就好像带学生参观纺纱厂，先看一堆棉花，次看他们如何变成粗纱，次看他们又如何变成细纱”一样。学生经常受到这类揣摩、比较的实际训练，便会懂得材料怎样搜集、怎样取舍、怎样组织，思想怎样整理，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没有材料不作文、思想未经整理不作文的良好习惯。如今我们所处的是电脑时代、网络时代，听听大半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关于作文教学的真知灼见，必将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思路，根据时代之需，闯出一条新路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作文教学要与思维训练紧密结合。梁氏十分注重“整理思想”。例如材料的选择、取舍、组织，无不与学生的思维能力相关，因为“整理思想”正贯串在这些环节当中。梁氏还鼓励“一题多作”，他说“一题可做数次”。同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写成若干篇“同题文章”，使学生对于一个特定题目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有利于开拓思路。他特别重视论辩文的写作指导，要求“断不许违背思辨学的法则”（逻辑学当时称作思辨学或伦理学――笔者注），要做到“辞与辞相待，句与句相复，段与段相衔，中间不漏出破绽”，即要求思维的严密和合乎逻辑。他还认为“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所以教师评改学生的作文时，特别要关注它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至于“字句不妥”学生固然要注意，但毕竟是“末节”。全局摆布恰当，结构合理，文脉流畅，最为紧要；个别字句的欠妥，改正也不难。梁氏自己写的文章，就是思路开阔，思维严密，气势宏大，笔力雄健，在晚清开一代新风。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文章高手就中学作文教学所发表的诸多卓见，应该对我们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