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当”的规范中演好人物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从形成、发展到分行当表达人物性格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戏剧阐释主题，演绎故事，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表演，把时间、人物、事件、行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纠葛展献给观众，使观众明了，随着演员一道进入剧情，达到其演出目的。这个“目的”是靠剧本的故事、情节推动和演员的表演来完成的。

湘剧是个古老的剧种，她塑造角色和表演程式最基础的一条就是分出“行当”，它是按角色的年龄、身份、职业、性格、习惯等各种条件进行分类，形成了生、旦、净、末、丑等各类不同人物的基本特征，再通过程式化表演完成剧本到舞台的形象转化，并创造出剧中人物。但是，戏剧表演是一门综合艺术，光靠“行当”的程式化是不行的，程式是为人物角色服务的，必须以演人物为主，没有“行当”也不行，突凸不出戏剧的特点。所以必须在“行当”的规范中演好人物，这样既突出了戏剧的特点，又成功的塑造了人物。

我是演“净行”的。人说，千生万旦一净难。净行艺术是美的艺术，在中国戏曲五大类行当之中，净行最能代表戏曲地域特征，也能代表人们喜怒哀乐的性格，形象特征鲜明，风格独具。《生死牌》是写一出发生在明代的故事。《生死牌》一剧中我饰“贺总兵”，他当时任总兵之职，应该是个文武全才，但剧本中规定是个奸臣，所以我在“开脸”时就注重了人物塑造，不完全按古老的奸臣“粉脸”开，渗入了一些色彩上的现代意识。

《生死牌》贺总兵虽不是主角，但在整出戏中有举重若轻，且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如何使这个人物形象既让人憎恶，又不流于脸谱化，我颇费思量。从舞台表演艺术来说，人物的第一次出场非常重要。在第一场出场时的两句上场白中，我就是尽量给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贺总兵的狂傲和不可一世的举止态度。“魏总兵府，赫赫鬼神惊”这两句以前用嗓是以“叫”、“喊”为主；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我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是在阴笑中以“共鸣”和“低沉音”为主；贺总兵毕竟为一地方官僚，古时能担当总兵之职，决不可能是一草包形象可为之，刻划人物形象不能脸谱化，但又要能够显现人物形象特征，这样能突出人物“阴险”和“狡诈”的一面来，比全程式化的“叫”、“喊”就贴人物多了。

在听到儿子丧生之后，老演法则是“惊得一坐，马上就一跺脚，就‘叫’、‘喊’着唱起来”。而我却不然，听到这消息后，“惊得一坐”全场静场，猛睁着双眼，眼光由近及远，再慢慢滚动……这样通过眼中的戏，透出心中当时的吃惊、震撼、仇恨：“谁这么大胆敢杀我儿子……”。然后再低沉地“嗯”一句起唱，我觉得这样既有程式，又进一步的刻画了人物。

特别是在“公堂”一场，我是从化妆上开始进入人物。任何人在气极之时，在眼中、脸上、身上都会有反应，那么我在原有的的“开脸”上四个眼角都加了一个小红点，表示气极，连眼都红了。

老的出场是：冲出场后就下马，直闯公堂大闹。而我不是，“冲出场后”举着“马尾”手不放下，出着粗气，睁着眼睛，慢慢转动，然后再“嗯”一声下马，表示凭着身份先冷静下来，知道“王伯贤”不是等闲之辈，想好了对付之法，再上公堂。上公堂之后，先不发怒，而是用阴不阴、阳不阳，时高时低的语气与王伯贤对白，目的是“拉拢”王伯贤为已所用，但看到王伯贤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不为已所用时，才暴跳如雷，露出本来面目。这时的表演，我多是用程式化的表演来刻画人物，包括在：逼着“王伯贤”喊两个“审”字，我都是用的不同的语气和不同的发声。头个“审”字，我是用“共鸣”低音讲的，而第二个“审”字，则是用“花脸”的传统叫喊音“审――啦”……讲的，使观众有亲临之境，如见其人的感觉。这样既表现出了湘剧传统功力，也不失戏曲艺术的魅力，既完成了剧本交给的任务，又塑造出了有血有肉的“贺总兵”。

在“行当”的规范中演好人物，关键在于细微处准确把握并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光演“行当”会千人一面，不演“行当”又失去了戏剧的特点。只有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踏，才能在“行当”的规范中去刻画好人物和塑造好人物，达到完美演出的艺术目的。

（作者单位；长沙湘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