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共识须先谋妥协

在对历史认知和理论探讨方面，学者们常常是各说各话，绝少妥协和建设者精神，这也是当下寻找改革共识的一大障碍。

寻求改革共识，是当下人们最关心的焦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本届政府在完成最后一年工作后的即将交接、未来十年的发展走向、纵深改革涉入攻坚时期，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学术理论和民间舆论都呈现空前的热络与活跃。由于学术路径和认知的不同，对今后改革发展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这些将直接影响今后纵深改革的走向。所以寻找改革共识，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我们知道，学术探讨的活跃与否，不仅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而且也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个特征就是在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人类的发展实践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是完美无缺的，任何的单一学说都无法解决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论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抑或是后来的“东亚模式”，都毫不例外地遇到了挑战。这既是基于各种模式自身的局限性，也说明了制度模式本身与不同发展时期的复杂关系，进而也证明了“任何事物没有永无不变”的信条，这就警告我们不能固执地抱着旧有的残缺面对今后的发展。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用“特殊国情”来比喻一点都不为过，它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历程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不能与任何一个国家有高度的一致，当然也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制度和模式，可以随意拿来套在自己头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取各家之长、避所有之短，拼搭出自己的一种“模式”。现实中的发展，固然有着不尽相同的长处与短处，但也恰恰是我们能够胜出的空间，这就在于把握和驾驭的能力。这一能力的体现不在于慷慨激昂，也不在于激情躁动，它更在于对自身的反思和对外部先进的借鉴，需要的是一种妥协和创新的精神。从_定程度上说，妥协是为了更大的进步，创新才是前进的动力，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精神。

在对历史认知和理论探讨方面，学者们常常是各说各话，绝少妥协和建设者精神，这也是当下寻找改革共识的一大障碍。所谓妥协和建设者精神，不是要放弃原有主张，而是对自己所主张的与发展现实作一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评判，从中找出较为中肯、最大限度有利于现实发展的良策。它的特征应是弥补和融合，而不是颠覆和，那种将自身主张的优势和某一时期的失误无限扩大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样只能阻碍我们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认识。同样的，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也一定不能发挥出想象中的效果。

在中国百年进程中，或许并不缺少主张诉求的力量，而唯独缺少理性进步力量的壮大。在民族的性情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碎什么，却鲜有建设者的理念。在国民性格中显现得太多的，要么是忍耐麻木，要么是在外部环境影响下的激进和亢奋，与颂扬中的伟大民族特征相去甚远。按理，在悠久的文明中，东方文化以独有的神韵而著称于世的，不知从何时起，智慧和文明似乎成了少数者的专利。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一个骄傲的民族落伍了'落后必然挨打，而挨打之下的屈辱情结又加重了激情偏执！如此循环，我们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难道不是每个人要思考的吗？

尤其在看待现实发展和共同求索改革共识时，学界和媒体就应当更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急躁，多一些妥协少一些争执，毕竟以我们国情的复杂，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彻底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相信只有更多的学者具有了超越各派己见的意识，一个改革共识的平台才能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