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董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 董事会治理是上市公司治理的要素之一，目标在于改进董事会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的财务绩效。政治性因素对董事会治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影响，是董事会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必须重视的问题。文章基于政治性董事会治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党性因素越强，公司治理的效果越好，财务绩效就越优良。如果上市公司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的党员人数比重，则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研究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的改进提供了理论借鉴。

【关键词】 董事会； 独立董事； 政治性； 期末总资产； 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4-0059-04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现代经济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形式之一，它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和安排来协调公司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或降低内部争斗给公司带来的危害，确保公司的持续生存和成长。公司治理理论源于1932年米勒所提出的两权分离理论，即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管理者逐渐分开，成本上升，需要采取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抑制成本的泛滥，保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公司治理一般分为六个要素：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主要职能在于监督和决策。监督是对大股东和经理层行为的监督，决策是指参与公司重大交易、投资和融资的决策。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的作用更为有效。股权集中型上市公司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委托―问题，即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而高效的董事会是解决这两类问题的关键策略。董事会下设若干职能机构，对公司的重大事件进行商讨和决策。这些机构包括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对经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两种类型，独立董事也可以对内部董事进行监督。董事会需要定期召开董事会，对公司的重大议案进行审议和复议。

我国公司治理起步较晚，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公司治理的诞生。在全球董事会治理趋同的今天，我国董事会治理存在着一些独特的特征。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双层制董事会，设立监事会。2001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参照Anglo-Saxon模式设置独立董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均须执行独立董事的相关标准，并强化了监事会的职能。中国的董事会治理结构与美国的Anglo-Saxon治理模式相近，且监事会治理被认为是无效的。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多不规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董事会治理失灵所致，即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未能公允地履行监督职能或决策职能，导致内部人控制或大股东掏空的产生。南方证券、格林柯尔和德隆集团等事件大都源于董事会治理的不力。

公司治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行为，是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的合成，受到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中，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这种独特性在西方国家上市公司治理中是不存在的。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影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中，不仅存在着经典意义上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更存在着党委会在时刻产生作用。国有上市公司的党委会可以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进行监督，也可以干涉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人员结构，并存在许多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现象。可见，政治性的影响在公司治理中如影随形，且对董事会的影响首当其冲。

众所周知，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政治色彩较为浓厚，执政党的纲领、政策和思想时刻在发酵。一般而言，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是党员，而大部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也是党员，无论在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是这样。在现有的大量董事会治理研究中，撇开政治性的影响而单纯解析西方经典公司治理理论下的董事会行为，是缺乏现实意义的。董事会监督的最终目标无非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运营绩效，因此，政治性视角下的董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模型的构建

在现代企业环境中，董事会治理的发展和演变既存在着内在需求，也是外在合规性的反映。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也带动和促进了我国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演变。2001年8月和2002年初，我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先后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性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董事会治理的方向。董事会的特征一般包括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审计委员会中财物会计专家的比例、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董事会个体素质等方面进行董事会治理结构的研究。早期的研究支持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有些研究成果认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国内的研究大都同意较小规模的董事会反而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

近年来，公司治理各方逐渐认识到公司治理政治性特征的作用和价值，以及政治性特征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影响，也推动了理论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杨宇立、沈桂龙（2006）研究了上海汽车集团公司治理中党组织的作用，认为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有助于企业控制权的制衡，维护各方权益也是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比工会组织的效果要好。丛亚平（2009）对吴敬琏教授的政治性公司治理的观点进行探析，认为政治性因素的缺失是影响公司治理的三大障碍之一，认为国有上市公司中党委会对董事会、监事会、利益相关者治理都存在着内在的影响。马景昌（2010）认为我国公司治理中包括两类权力，即生态治理权和人态治理权，党组织是人态治理权的核心，发挥着关键性的政治核心作用，但发现高层管理人员在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中存在交叉任职严重的现象，导致企业的决策权模糊不清。李洪伟（2012）研究了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认为政治环境对公司治理存在着客观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分析了不同社会体制下公司治理的模式及差异，认为政治体制影响到股东可以承受的成本的规模。雷海民、梁巧转、李家军（2012）研究了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公司政治治理是嵌入了企业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是政治行为和公司治理的结合，解析了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不同政治治理组合的有效性，提出了政治治理的优化路径。郭剑花（2013）研究了政府干预的公司治理关系，发现政府干预越多，公司治理的质量越低，寻找了公司治理缓解高管与企业冲突的证据，证明了高管政治和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着双刃剑效应。

以上的研究涉及了公司治理中党组织的作用，强调了政治性因素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分析了公司治理中政治权力的传导机理，解析了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探析了公司政治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促进路径，提出了公司政治治理的优化方法，但对董事会的政治性治理没有进行专项的深入研究，不过也为政治性董事会治理的深化提供了理论平台。借助以上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董事会职能与机制的分析，可以知道，董事会的政治性特征包括如下方面：（1）董事长是不是党员，因为具有党员背景的董事长可以为整个董事会带来更为鲜明的政治性；（2）监事会主席是不是党员，因为监事会是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可以直接影响到董事会的政治性；（3）董事会中党员的人数，因为党员的人数越多，董事会的政治性色彩越浓重；（4）董事会中优秀党员的人数，由于目前在册党员的人数过于庞大，优秀党员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更能够代表党的先进性；（5）董事会中党员的平均党龄，通常来说，党员的党龄越长，觉悟越高，对董事会治理的政治性影响越大；（6）独立董事中党员的人数，相对于内部董事而言，在中国现阶段的治理环境下，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维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并抑制了大股东掏空行为和内部人治理的发生，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独立董事的党员行为比内部董事的党员行为更有助于贯彻党的思想精神。此外，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一般可以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率、净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来测量，而本研究采用净利润增长率来测度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

根据以上分析，考虑到期末总资产和资产负债率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研究模型：

式中各指标的含义如下：

D1：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董事长是党员，否则表示董事长是非党员。

D2：虚拟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监事会主席是党员，否则表示监事会主席是非党员。

X1：自变量，董事会中党员的人数。

X2：自变量，董事会中优秀党员的人数。

X3：自变量，董事会党员的平均入党年限。

X4：自变量，独立董事中的党员人数。

K1：控制变量，以百万为单位的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K2：控制变量，以百万为单位的公司负债总额的自然对数值。

P：因变量，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增长率的平均值。

γ1、γ2分别是D1、D2的系数，β1、β2、β3、β4分别是X1、X2、X3、X4的系数，α1、α2分别是K1和K2的系数。

三、模型检验

本研究以我国沪深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两个虚拟变量的值的判断来自于上市公司相关资料的调查，包括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董事会中党员人数、董事会中优秀党员人数、董事会党员的平均入党年限、独立董事中的党员人数直接来自对公司董事会的调查。净利润增长率、期末总资产、公司负债总额的数据来自于公司年度会计报表。

本次数据调查自2013年6月13日至2013年7月18日，历时36天，获取有效数据33份，主要是对2012年上市公司的政治性公司治理特征的考察，而资产净利润取自2010―2012年的平均数。样本分布了旅游、食品、汽车、冶金、金融、矿业、钢铁、仓储、运输等行业，可以代表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特征。基于有效样本数据，借助于EView软件，多元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四、结论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结合政治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调查经验，以及对上市公司的累积性认识，可以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一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党组织建设明显有助于推动公司治理的优化，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党性越强，党的氛围越重，这种相关性越明显，对公司财务绩效提升的幅度越大。可见，无论在国有上市公司或者民营上市公司，只要倾向于引入更多的党员董事会成员，大力孕育党的活动气氛，越有利于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二是从微观层面来看：董事长是党员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监事会主席是党员也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当董事会中党员的人数越多时，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当董事会中优秀党员的人数越多时，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当独立董事中党员的人数越多时，公司的发展绩效越好。不过，党员党龄的长短对公司财务绩效缺乏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执政党的党员需要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

三是本研究的结论明确验证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党性因素和治理绩效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存在，但是，本研究的结论只是基于三年期限的上市公司治理数据，是短期效应而不是长期效应。至于从长远来看，董事会的党性因素是否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持续性发展，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四是现有的流行观点与本研究结论明显相反。主流研究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活动，不应该受到政府因素的干扰，特别是不应该受到党组织的掣肘，并证明了党性因素负面影响的存在。如果基于经典公司治理视角的考虑，这种论断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不应该对中国国情视而不见，党组织的作用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必须正视现实，入乡随俗。

此外，上市公司的期末总资产对财务绩效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总负债对财务绩效的改进缺乏促进功能。本研究的结论源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调查数据的检验，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借鉴，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考虑到政治性因素的存在而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进行慎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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